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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中国在财产拥有方面有哪些法律，比如外国人可否在中国购置和拥有财产？朱回答：「中国的所有制是多样化的所有制，既包括国家所有制，也包括集体所有制、私人所有制和外国外资的所有制。对这些所有制，中国政府的法律都是保护的。至於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财产，股份、房产等等，都是受到法律的保护，不会受到任何侵犯的。如果受到任何侵犯，可以向我们的法院诉诸法律。而且我还可以给你做个法律顾问。你如果有什麽问题向我写封信。It's free of charge（免费）。」
朱熔基还说，「到中国做主意很容易赚钱。我们知道很多的外资企业，是从外面进口原材料的，在中国加工，然後出口。在他们的经营管理中，往往把外国进口的原材料价格算得很高，而把出口的产品的价格算得很低。因此在他们的帐面上，看来very low（很低），实际我看他是make a copy（复制一份），使我们不能收他很高的税。不过这没有关系，我们还是欢迎他来，我们不过少赚一点。」
「我可以保证，到中国去投资，做生意，都能赚钱，如果不能赚钱，我可以帮你的忙！」朱熔基说。这种招商公开秀达到如此高度，在中共领导者群中是罕见的。一位经常往来中国与加拿大的商人说，朱是他所见过的中国领导人中，最像西方政治家的中国政治家。
有观察家认为，朱熔基这次到访美洲三国，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打加拿大和南美牌，以对美国形成某种牵制作用。果然，当朱熔基与加拿大总理穆郎尼会晤了三个小时之後，便得到了今中共兴高彩烈的成果，加拿大同意无条件给予中国大陆贸易最惠国待遇，并支持中共重返关贸总协定。
这无疑加强了中共在与美国就贸易最惠国问题进行讨价还价的资本，因为如果中共能够重返关贸总协，美国作为其成员国之一，是必须遵守和履行其义务的，这就意味著美国与中国大陆的贸易最惠国问题，将永远不再成为问题。
所以，朱熔基在取得加拿大方面的正式承诺後，似乎很有信心地表示：「给中国最惠国待遇是互惠互利的。而且，美国对中国大陆贸易逆差，大部分利益由香港得到。因此香港比中国大陆更急於维护不附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如果美国对中国采取行动，中国不会无动於衷，而且老实说，对美国的损害要比对我们的损害大的多。」
至此，邓小平为打破「六四」僵局，所导演的「朱熔基外交」虽然还没有结束，但至少已经取得了令邓小平十分满意的成果。同时，访问加拿大和墨西哥、巴西的成功，也使更多的人相信，朱熔基要接任李鹏的总理职务，也许不必非要等到一九九八年中共第九次全国人大之时。
第九章 从上海市长到国务院副总理
大陆著名的异议者周舵先主曾说：很多人认为，「六四」之後邓小平在中国大陆和中国共产党内的权威大大削弱了，但实际并非如此，反而加强了邓「一口九鼎」式的霸主地位。这种看法的确颇有独到之处。
第一，「六四」之後毛主义的大反动失尽人心，人们在无可奈何之余，只好承认邓主义到底还是比毛主义强些。如果过去人们对陈云等老人帮还认识得不够清楚的话，现在总算知道了，若是邓下台、陈上台，那才真正是水深火热、苦海无边。保守势力的倒行逆施帮了邓的大忙。
第二，谁都知道，毛以後，邓一直是在玩着左右平衡的走钢丝游戏。这套把戏要想玩得成功，就得既能两面讨好，又能两面开弓胡萝卜加大棒。胡萝卜不够甜时，大棒敲下去就得足够狠。邓的地位之所以曾经不稳或看上去不够稳，也许是因为他手里的大棒军队还没让他的政敌尝到过苦头。
「六四」血腥镇压同时也让保守派看出，若是惹翻了这霸王，大棒同样可以敲在他们头上，军队「保驾护航」的威胁并非虚声恫吓。大流血的吓阻效应对两方面都起作用。
顺从切小平之谜
朱熔基在「六四」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也一直在政治上走钢丝，想在邓、陈两派面前都要得分。但是在「六四」後，他似乎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如果还想维护中共政权，在经济改革问题上再搞倒行逆施，那就是百分之百的死路一条了，这是他顺应邓小平的第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上，朱熔基在到上海之前，即使是像有些人士所评价的，只是属於「计划派阵营中的开明派」，但他到上海工作後，仅仅是从地方本位主义的角度出发，也会自然地站到力图使经济改革形势向计划经济复辟倒退的李鹏等人的对立面。
九零年上半年，李鹏曾力主向地方收回已经下放的「部分财政自主权。为此，邓小平深为不满，於是委派杨尚昆到广东和上海各跑了一趟，分别向叶选平和朱熔基打了招呼。
叶选平和朱熔基得了邓小平的上方宝剑後，即在九零年八月左右的一次国务院会议上，公开顶撞李鹏，坚决不同意中央向地方收权。在他们两人的带动下，包括北京地方领导人，也纷纷表示了对中央收权的不满。
据说，叶选平曾在这次会议上表示说：「中央财政吃紧，可以向地方借嘛。」李鹏听了这种话心裹当然不能受用，恼羞成怒地喊了一句：「中央也不是叫化子。」
由此可见当时中共内部在改革和反改革问题上，斗争激烈。过去，外界都以为邓小平学习毛泽东以南方压北京的办法，是从九一年春季上海的「皇甫平」文章开始的，实际上邓小平的这一招从九零年下半年就已经显灵了。
因为有了上海市委书记兼上海市长的朱熔基公开顶撞李鹏，再加上从九零年四月开始的浦东开发，上海是「计划经济大本管」的形象开始改变。
大陆著名经济学家吴敬涟先生，一九九二年六月在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校区举行的第七届年会上发表的主题演讲中说：自一九八九年下半年起，中国政府一方面用行政和经济方法控制货币供应量，来实现价格稳定，另一方面，主流经济学派和经济工作领导人决定，要把全国经济拉回到计划经济为主的轨道上去。这里的「经济工作领导人」当然指的李鹏。
吴敬涟认为∶中国经济在九一年下半年起开始复苏，带头的力量是非国营经济。这两年来，中国的出口增长极为迅速，都是靠民间经济和外资经济。所以大陆流行一句话：「经济繁荣，一靠老外，二靠老乡。」由此可见，中国经济要进一步繁荣，只有去扩大非国营的市场经济。
吴敬涟先生说：因为「国营和非国营两个部门效率差别如此鲜明，使想把已经改为市场经济部分，重新拉回到计划经济的努力，不得不向後退却，最後承认失败。」
朱熔基是「皇甫平」的二老板
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李鹏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从「当家才知柴米贵」的角度出发，也不得不改弦更张，放弃向计划经济方向「开倒车」的努力。但是，当时控制大陆意识形态部门的一批左派理论家，却按照他们「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习惯思维，为了所谓「反和平演变」的政治需要，更加紧了对经济改革开放政策的全面攻击。
一时间，经济特区被指责为「和平演变」的「温床」；股份制被指责为「私有化潜行」；企业承包被指责为「瓦解公有制经济」；引进外资被指责为「甘愿作外国资产阶级的附庸」。连邓小平也被暗喻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
就在这样一个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政治高压形势下，爆发了着名的「皇甫平」事件。
「皇甫平」是个写作评论文章的笔名，因为文章出自上海，刊登在上海的报刊上，所以人们都明白这是「黄浦江评论」的谐音。
有一则消息说，一九九零年底邓小平在离京之前曾说过这样的话：「我现在讲话没有人听，这样下去，我只有到上海，到上海发表我的文章。」
无法核实这则传闻，但九一年上海《解放日报》连续发表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引起了海内外广泛注意，似乎从某种意义上印证了这些文章与坐镇上海的邓小平的关联。
三月二日，皇甫平的评论文章题目是《改革开放应有新思路》。该文章指出：九十年代的改革没有新思路、新招数不行，为此，关键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是我们须臾不可分离的法宝，改革开放是上海摆脱困境，求得振兴的唯一出路。」
三月二十二日，皇甫平发表了题为《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一些》，公开提出：「邓小平同志对九十年代上海的开放寄予厚望，上海要把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浦东开发要更快更好更大胆。」
随後，皇甫平又发表文章，阐述要提升对经济体制改革有开拓进取精神的干部，并抨击「两面派」和「骑墙派」。「那些口言善，身行恶的「国姓」、两面派、骑墙派一类角色，毫无疑问绝不能让他们混进我们的干部队伍中。」
皇甫平的文章出台，被视为南北在政治斗争、政策取向和权力利益之争的公开化，是经政派从上海仰攻北京的「北伐」。
据知，无论是「皇甫平」文章的出笼，还是朱熔基上调，包括邓小平九二年的南巡，都有邓家子女在其中运动，而在「皇甫平」文章和朱熔基上调的问题上，现任中共国家科技委员会副主任的邓小平次女邓楠，则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邓楠的影响力
九零年春邓小平趁到上海过冬的机会顺势考查朱熔基，邓楠既是陪同者，也是策划者。据接近邓楠的一位朋友透露，邓楠向父亲推介朱熔基时说：「朱在海外的形象很好，起用他有利於打开僵持的国际空间。另外，朱熔基这个人作风正派，工作很有魄力，很有实干精神。他来上海以後，不但使上海的各方面工作有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