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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北伐」遭强烈反击
一个小小的周瑞金，因为有了朱熔基的支持和邓小平这个後台，就敢冒然向北京方面的左派舆论阵地进犯。北京方面的理论左派们不甘认输，也开始对改革开放政策进行更大声势的批判。
一位理论左派首领说：过去向经济理论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开战，只能拿赵紫阳作靶子，但是因为赵紫阳已经下台，所以外人认为我们是在「照著死靶子练枪法」。现在上海方面有人自动跳出来，我们就有「活靶于」可打了。
就在「皇甫平」文章出笼的同时，朱熔基被宣布上调北京，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另一位中共理论左派立刻授意说：过去我们说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窃居党的领导层高位，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出来了，我们决不能等闲视之。
「皇甫平」文章见报第三天，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徐惟诚即打电话给上海市委质问陈至立说：「北京的同志看「解放」上的两篇文章，感到摸不著头脑，这好像同中央最近的精神不相符合，我想听听你们市委和熔基同志的意见。」
虽说电话只能传声不能传形，但陈至立还是立刻从对方的口气中，嗅出一股强烈的火药味。於是他故做轻松地回答说：《解放日报》的署名文章不同於社论，所以发表前我们是不审阅的，市委也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这番回答虽然不能今徐惟诚满意，更无法向主子交差。於是，他派了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和一名宣传局的处长去上海，要求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侧面打听一下「皇甫平」的背景。
副局长自然不敢去《解放日报》直接下手，而是通过上海《文汇报》的熟人，打听出了「皇甫平」文章炮制出炉的前後过程，立刻回京领赏。
大陆资深记者张石森透露说：其实熟悉中共政治运作程序的那些理论干部们，无一不明白「皇甫平」的真正後台是邓小平。但是，既然上海方面不透露背景，北京方面就可照批不误。於是，包括当时的《光明日报》副总编辑周学斌、《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孙永仁和副主任黄美来等，变著法子在当时组稿会和座谈会上讲话，批判「皇甫平」的文章。
中宣部几名局级干部，在当年四月召开的「科学杜会主义理论研讨会」上，更鼓动与会者用整整三天的时间，系统批判「皇甫平」观点。
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以「转载」形式，发表原刊於著名左刊《当代思潮》上的一篇文章，题为《为什麽必须坚持不懈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文中对「皇甫平」文章中的观点，逐条引证加以批驳。
承受无比的压力
五月初，《光明日报》又转载当时中共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下令撰写的批判文章，《改革开放必须先问姓「社」姓「资」》。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张常海在编前会上说：「这是批判「皇甫平」的又一篇檄文。」
利用尚掌握在手的舆论工具进行反击的同时，中共左派理论家还通过有关部门采取了组织手段。先是把转载了「皇甫平」文章的《改革》杂志的发行权停止，按著，又取消了周瑞金去香港任职的决定。
此前，因为朱熔基已经亲自向周本人和上海市新闻界，宣布了国务院港澳工委关於任命周瑞金的决定，而取消这一决定的通知，竟是国务院方面打到上海的一个电话。这等於是向上海方面暗示：不要以为紧跟朱熔基，又有邓小平为後台就可能有恃无恐，即使朱熔基进了国务院，我们照样可以修理！
此时，朱熔基已经到北京上任，吴邦国也已经正式接任了上海市委书记职务，所以从中共体制上讲，朱已经无权对上海工作继续指手划脚。但是因为「皇甫平」事件是朱一手导演，所以吴邦国还是把这一切向朱熔基请示。
朱熔基当即回话说：「中央并没有表示也没有讨论过「皇甫平」文章的观点有什麽错误，上海情况那麽复杂，浦东开发举世瞩目，中央寄予厚望，关键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有这样那样的看法，总比什麽看法都没有要好。」
对比几个月前朱熔基授意发表鼓吹改革开放文章时的情形，这个时候的朱熔基的口气已经软了许多。显然，他正在京承受著巨大的压力。
第十章 从改革的马前卒到权力的核心层（上）
大陆「文革」初期，唯恐天下不乱的毛泽东夫人江青，曾经向「造反派」们教授了一条口诀，叫作「文攻武卫」，而邓小平自九一年初之後，为保卫自己改革开放的大旗，所布署的反对中共保守派的战略步骤，也可以用「文攻武卫」来形容。
一开始的「文攻」始於上海，「总设计师」邓小平拿出脚本後，朱熔基担任了「导演」，周瑞金则是持笔上阵的台前「演员」。
但上海改革派「文攻」的结果，却是遭到北京保守派更猛烈的反扑。理论左派们知道朱熔基因为仰仗邓小平的支持才有恃无恐，於是也端出了他们的後台。炮手王震一句「我们身边就睡著一个戈巴契夫」，刺激得左派理论家们完全忘乎所以，本来还是躲在幕後看热闹的江泽民和李鹏终於也「一吐为快」。
九一年七月一日，江泽民在中共建党七十周年大会上讲话说：「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要巩固和壮大「杜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使各种经济成份有一个合理的比例和范围。」
遭江泽民暗批
此时，正襟危坐在会场主席台上的朱熔基，虽然表面不露声色，但心里明白这位总书记今天的讲话，无疑是在代表政治局表态支持理论左派，所谓「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实际上比改革开放要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的提法，更直接地把批判矛头指向了上海的「皇甫平」，当然也就是指向朱熔基。
而此时坐在台下的大批理论左派们则不约而同地把仇恨、奚落的目光，对准了台上的朱熔基，按著，便是一阵疯狂的掌声。
第二天，朱熔基被打发到湖北考察并巡察暴雨灾情，北京方面则在江泽民的支持下，开始了新一轮对朱熔基的全面清算。
中共国家教委紧急召集理论学习会议，系统传达和讨论江总书记指示精神，会後又迫不及待地将一批马列教授反对改革的理论观点，整理上报中共中央，称之为「在我国进行反和平演变斗争的建议」。
另外，中共国家教委在何东昌的授意下，还组织一批经济学教师，以「高校一些经济理论工作者对经济领域中若干问题的看法」为题，上书中共高层，要求「警惕＇私有化潜行＇」。这批左派教授认为，「一些原来主张私有化的人，越来越明显地把股份化，作为实现这一主张的掩饰和途径」；「有些热心鼓吹股份化的人们，其可以说出来的直接目的，是通过实行股份制，完全剥夺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管理权」。
这些左派教授，甚至公开抵制邓小平的主张，强烈要求中共「应该更明确地肯定国家计划，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地位」；强调「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仅是经济运行方式，而且体现著不同的制度，西方资产阶级，都是把市场经济作为资本主义同义语来使用的。」
把持《人民日报》的高狄，此时更是利令智昏，决定在《人民日报》上公开挑起与「皇甫平」的论战，以逼迫朱熔基在这个问题上作出检讨。
八月三十日，由《人民日报》总编室副主任李德民和理论部一位高级编辑起草的社论《一切为了改革开放》，已经由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审阅通过，但高狄却故意加进一段「必须先问姓＇社＇姓「资」」的内容。
九月一日这篇社论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後，李瑞环根据邓小平的指令删去这段话，高狄这才屈从，造成了电台播发出的社论，与第二天见报的社论内容不一样的後果。为此，邓小平恨恨地说了一句：《人民日报》想全面批判邓小平。
邓小平反击保守派
有了邓小平这句话，朱熔基这才长舒了一口气，高高兴兴地继续进行他的周游列省活动，并於九一年十月十三日到达上海。
大陆记者张石森披露说：十月十五日朱熔基会见上海市市委常委时公然说道：「我们的舆论都应该成为改革开放的舆论，而且要坚定不移地宣传。「皇甫平」也好，「吉方文」（「皇甫平」作者的另一笔名）也好，只要是为改革开放鼓劲呐喊的，我看都是好文章。」
但这话在上海市干部中做了传达後，立刻又在北京引起反弹。一个多月後，李鹏到上海为南埔大桥的落成剪彩，言谈中突然冒出一句没头没尾的话：「「皇甫平」的文章影响很坏，把中央好不容易统一的思想又搞乱了。」
到此为止，所谓「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江、李」等於都公开站到了保守派一边，到底打哑了朱熔基，但同时也彻底激怒了邓小平，「邓小平南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场的。
邓小平南巡後，北京的保守派仍在负隅顽抗。同时，因为邓小平在南巡第一站武汉，即点了江泽民和李鹏的名，并要求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和省长郭树言，同他们两人带话「谁反对十三大路线谁就下台」。所以二人一度耿耿於怀，迟迟不就邓小平南巡讲话明确表态。
邓小平看江、李等人到这个时候仍然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立刻将「文攻」转成「武卫」。九二年三月全国人大会上，杨白冰代表中共军方公开表态，要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于是，形势急转。
先是李鹏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