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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母亲夺去，所以竟残忍的下令杀他儿子的妈！当钩弋一划夫人被牵去，泪眼回头，望着她的老公的时候，汉武帝却以“汝不得活”（怎能让你活）的一片无情，草菅人命。
所以，“身为人母”只能算初段，得顺利过关以后，才能落实。碰到汉武帝这种要命的大关，自然少见；但婆婆妈妈的大关，倒也屡见不鲜，“身为人母”固然神气，但碰到“身为人祖母”的，立刻黯然失色，写“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宋朝诗人陆放翁，他同唐氏结婚，可是老娘反对，逼小俩口离婚，造成最有名的“钗头凤”悲剧，这说明了女人的地位是多么可怜，小娘的地位是多么可怜，深情如陆放翁的，在爱情与孝道冲突的时候，都要选老娘而弃小娘。其他寡情的，自然就更别提了。汉武帝在中国名流中，还算是有情之人，“金屋藏娇”。“姗姗来迟”等典故，都因他而起，但是他的爱情－如果有的话－一点都禁不得与权力冲突，倾城倾国的赤裸情人，一点也抵不住倾人城倾人国的赤裸权力。他们真乏味！
这种没把女人当主体的情形，这种不把小娘当人的情形，其实不始于汉武帝，也不终于汉武帝，而是大中华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一直绵延不断的杰作，这才真是东西文化的一项根本差异，当东方的盘古扭动骨盘，把四肢五体转成四极五岳的时候，西方的亚当却大梦先觉，把肋骨转成原料，奉献给女人。这一差距，分离出两千年前的一幕对比：当亚当的子孙，正把埃及皇宫的美女可李敖巴特拉（Cleopatra）往家里抢的时候，我们盘古的后人，却正把自己皇宫的美女王昭君朝外头送！－人家宁肯为女人惹起战争我们却甘愿用女人换取和平！你说多菜！
在权力与女人不可兼得的时候，西方的爱德华第八的表现是“不爱江山爱美人”；而东方的唐明皇呢？表现却是“江山情重美人轻”！中国家喻户晓的“长恨歌”恋史，男方指手画脚，发了不少“在天愿做比翼鸟”“愿世世为夫妇”的假誓，到头来却不能同生。不能共死、不能横刀救美，反倒竖子不足与谋－自己逃难去了！你说多菜！有情感·没有勇敢
这些对比，都多少显示了我们大中华的老祖宗，在处理小娘子的小爱情问题上，好像有点特别。他们好像从来不为女人花脑筋，既不屑花，也不肯花，甚至压根儿就没想到花，这样子“看女人没有起”，若要产生漂亮的爱情故事，岂不是妄想？大体说来，老祖宗们是不来恋爱这一套的，他们只会为几个抽象的大名同肝脑涂地、九死无悔，却不会为几个可爱女人鞠躬尽瘁、怒发冲冠。吴三桂在爱情宇宙里，只不过闪了一点“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灵光，就被道学之士一连臭骂三百二十年！中国历史上有“红粉”，也有“干戈”，但这两个名词总结合不上，老祖宗不允许“红粉干戈”，为女人打仗吗，去你的！那是爱伦坡笔下的希腊荣光和罗马壮丽（……theg lory that was Greece，／And ghe flrandeur the was Rome，），中国文化是不为女人打仗的！
中国文化的一大正宗是道学－不管真道学或假道学，在道学的镶魑光魅影下，人人都被道德迷你，做成了道德迷，并且迷到不近人情的程度。流风所及，男女间的爱情问题，自然也就一律道德挂帅，谁谈情说爱谁就不是好东西，就要被摒于孔圣人的门墙之外，死了以后，也分不到孔庙的冷猪肉吃，人人想吃冷猪肉，所以人人都不敢公然谈情说爱。至多有多多的情感，却没有少少的勇敢。
清朝有一个朱彝尊，算是一颗慧星，他居然有了爱情的故事，并把这故事，写成了“风怀诗”，不但把诗写好，还要把诗收进他的《曝书亭集》，他的道学朋友一看，可急了，劝他注重清议，别把这不三不四的咸湿诗放到集于里去。可是朱彝尊不肯，他说：“吾宁不食两庑豚，不删风怀二百韵！”（大好猪肉宁不吃，也不删掉这首诗）
不了解中国历史背景的人，很难想像朱彝尊这种勇气有多么大！很难想像这种但白是多么的不容易！因为在道德挂帅下，在真假道学桎梏下－匍伏在下面的，很少不是双重人格，双重得至少有两副以上的脸孔来应付人间世：一副是道貌岸然的脸孔，一副是暗渡陈仓的脸孔，前者用来说教，撑门面；后者用来发泄，调剂满口大道理后的紧张情绪。
这种现象，试拿清朝的“南袁北纪”来说吧：袁子才袁枚，一边写《小仓山房文集》来说教，一边写《子不语》（即《新齐谐》来发泄；纪晓岚纪昀，一边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撑门面，一边写《阅微草堂笔记》来调剂情绪，他们的作品，道貌岸然与陈仓暗渡前后辉映，乍看起来，简直不是同一个人作的，事实上却明明同一个人于的好事，袁枚、纪晓岚两位，其实还算有点真情至性的，至于别人，人格分裂得就更严重：元稹为老情人莺莺写的诗，不敢收入他的《长庆集》；孙原湘为女朋友屈、钱两人写的诗，不敢收入他的《天真阁文集》；陈文述的情词艳句，不敢收入他的《颐道堂集》；而和凝呢，索性干脆得一千二净－他做了大官以后，居然把他作的“香奁诗”全部赖掉，竟说不是他作的，是韩恨左心右屋作的！
这些人格分裂的现象，都表示了在爱情的态度下，大家都变成了胆小鬼，戴上了面具，转入了地下。大家谁也不敢表露真情，至多做到暗通与私恋，表露到一片反常、一片变态、一片自我陷溺（self一absorption）、一片假惺惺！难乎为妓
中国传统中爱情出了毛病，最基本原因，是男女结交，不靠自由恋爱，而靠“父母之命、媒的之言”。男女间事，一开始就不是两个人间的私事（private affairs），而是父母媒的“大锅炒”的亲事。这样的结交，一·开始就以家族本位、代替了爱情本位，夫妻之间，想在这种本位下产生罗曼蒂克的爱情，实在气氛不足，所以中国的爱情故事，像《浮生六记》式的闺房记趣，为数就少。中国的女人结婚后，相夫教子，做黄脸婆，已无罗曼蒂克余地；男人结婚后，如果想爱你爱在心坎里，对象却很特别，被选中的对象，不是别人，却是青楼情孽－妓女。
以前的妓女和现代不一样。现代妓女都很忙，忙得不打话，就上床，实不考究任何水准与情调；以前妓女却斯文扫床，大家得先“小红低唱我吹萧”一番，绝不许公鸡见母鸡。公鸭见母鸭式办事。骚人墨客，去找她们，必须经过基本的过门儿。这种情形，在唐朝发展得最具“规模”。唐朝知识分子以走动妓院为正业之一，从元白到李杜，无一例外。在杜牧的诗里，可以看到太多太多“不饮赠官妓”、“娼楼戏赠”等作品，这说明了，男欢女爱，不在别处，正在秦楼楚馆之中。秦楼楚馆是中国式爱情的大尾阎和大市场，中国式爱情沦落至此想来也真可悲。
另一种变相的沦落，是佛寺道观的媒孽。由于传统中男女交际层层设限，大家只好藉可以公开见面的所在、公开见人的职业，得到不少偷情的自由，唐朝的女道士，许多都是私娼。其中水准与情调，有的很高，自然就是大家漫爱的最佳入选。李白有送女道士褚三清的诗，施肩吾有赠女道士郑玉华的诗，例子举不胜举。这种文人和“尼姑”的恋爱，相对方面，也就是太太小姐跟“和尚”眉来眼去的张本，传统里所以有这些畸型的爱情故事，究其原因，都是社会环境封杀爱情的缘故。男乎为妓
因为社会环境封杀，另一必须点破的畸型是－同性恋情况的严重，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乡土得要命，以中国文化和乡上自豪的，实在不可不知。
照《阅微草堂笔记》的说法，中国同性恋历史之久，可以上溯黄帝时代。中国自古就流传“美男破产，美女破居”的谚语，《晏于春秋》记齐景公与羽人的事；《韩非子》《说苑》记卫灵公与弥子暇的事；《战国策》《说苑》记安陵与龙阳的事；乃至《史记》《汉书》记高帝与籍孺，惠帝与阂孺、文帝与邓通、赵谈。北宫伯子，景帝与周仁，昭帝与金赏，武帝与韩嫣。韩说、李延年，宣帝与张彭祖，元帝与弘慕、石显，成帝与张放、淳于长，哀帝与董贤等的事，都是习见的例子。两晋南北朝时代，竟有许散愁向统治者自白，表示“散愁自少以来，不登娈童之床，不入季女之室！”－不搞后庭花，竟成为一个人足以自豪的美德！可反证当时男色的普遍！
同性恋不但有普遍性，甚至普遍到别有地区性。褚人获《坚瓤集》里，就记有“闽广两粤尤甚”的“南风”，清朝的福建省、广东省、以及首都北京，在这种风气上都前卫都十足，北京的特色是戏子做相公。相公者，像姑也，像姑娘而实非姑娘，当时地位，还不如妓女，倡优排名，只能跟进，伶人见妓女，得行礼请安。清朝法律中明定优伶子孙以至受逼被奸的男子，不许参加联考。一律成为被联考拒绝的小子，可见多斜门儿，这种优不如倡，直到～）芳出现，才算人心大变。梅兰芳的出现，使举国若狂．使中国人的奇异爱情尺码完全情不自禁。这种流风，只要看到“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反串，看到中国人喜欢男不男女不女的“女扮男装”或“男扮女装”，就可恍然大悟了！难乎为继
写到这里，大中华，小爱情的一些切片，已经稍具轮廓。大致的结论是：中国过去的爱情传统，是不平等的、缺少相对主体的、人格分裂的、胆怯的、娼妓本位的、男色的、没有人权的、缺少罗曼蒂克的、病态的。我读古书，少说也有三十年，我实在无法不做出这样令人不快的结论。
从古书中，我实在找不出中国男人有多少罗曼蒂克的气质，所以根本上，严格说来，他们形式上的“爱情”也简直不成其为“爱情”。吴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