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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地域故里潘半城及豫园（2）…（图）
园成之后，一个豪富之家毕竟也有了一丝的惶恐，潘允端作《豫园记》时，告诫“子孙惟永戒前车之辙，无培一土，植一木，则善矣”。然而名园如江山，建立易，守成难。传说，豫园构造之美，使京中、省里的大员垂涎，告到皇帝那里，要查潘家的财产。潘氏没办法，只得将“九曲桥”和“湖心亭”划到园外，赠给地方，充作公用。另外记载，1604年，徐光启的曾孙女嫁给豫园主人潘恩的曾孙潘充庵，徐、潘两个名门联姻，成为老县城中的一段佳话。 百年之后，潘氏子孙很快衰败，草木不保。至19世纪。园址缩小到三十六亩，只是原来的一半。留下的这片半园，还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上海官民眼见豫园荒废得没人住了，可惜了一代名园，才全县集资买下来，加以重修。修成的豫园称“西园”，因为隔壁有一“东园”。西园的产权归公有。几个出资大户是十六铺商人，他们买下了西园的几座楼台作会馆。其余的园林老百姓可以自由出入，欣赏把玩。乾隆年后，豫园改变了传统的私家园林性质，成为上海最早的“公园”。
豫园毕竟衰落，可是仍能照见县城鼎盛时期，城中世家对于儒家文化的传习与继承，一石一木无不蹈矩汉唐之音，老莱子斑衣愉亲的典故演成了现实版的硕大“豫园”，一砖一瓦堆砌而成的建筑意象与“绝对对称”的宅院格局、“绝对自由”的花园空间布置，无一能超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窠臼。豫园的豪奢、精致是中国式的豪奢精致，与爱奥尼式柱、铁皮屋顶全无关系，虽然这个屋顶庭院中的人可能已经闻到西方的气息、品味着西方的书画，行事走路的步子会敏捷些，然而祖宗家法，长幼尊卑的礼数，骨子里所追求的“圆融”、“中和”、“明达”的正统观念都没有变。如果说上海人文价值观中一向存在着对“正统”“经典”的崇信的话，那么豫园倒真的做到了传统建筑与文化的“经典”演绎，有时你甚至不可想象它居然是在这个西风劲吹的城市中。而其实它也就只能落在这个华人群落的老县城围起的土地上，除此之外，天下已非国人。 除了这宏阔的豫园而外，老县城还留着一些名人的家园，它们组成了上海这座城市怀想历史，与故人、故园对话的窗口。那些也许在内陆才能真切接触到的华夏文明痕迹，在它们身上逗留。 “郁半城”郁松年家仍存下的“宜稼轩”，还住着郁氏的后代，这个五开间三进深，墙门重重，结构紧凑的典型清代住宅建筑，当年红顶商人胡雪岩将女儿续弦给郁松年儿子时，那场盛况空前的婚礼就在这里办的。 “宜稼轩”，往前再走一点，隔壁就是“梓园”，沿街两层骑门楼上是罗马柱浮雕、苍劲的“梓园”二字，据说是吴昌硕的手笔。梓园是清末民初上海著名书画家、慈善家、实业家、上海总商会主席王一亭的家。 梓园前行200米就是光启路口徐光启的故居“九间半”。 艾氏住宅位于城内虹桥（今艾家弄）。是南京通政使艾可久建于明嘉靖年间。占地3亩，住宅5进，正门朝南，为传统江南大院。有趣的是宅内还建有私家天主教堂，可见世家而接受耶稣教影响的不只徐光启一个。地域风气使然。 借园，位于县城南门内（今药局弄南、乔家路）。原名宜园，是清康熙进士周全然的住宅。之后归于上海望族乔氏。园内有乐山堂、吟诗满月楼、寒香阁、青玉舫、快雪、时晴、琴台、归云、岫宜亭等建筑。道光年间被沙船巨商郁泰峰收买，改称医柙坝。郁氏在原址改建成中西合璧式样楼房。清末民初郁氏住宅部分转让他人。 书隐楼，位于水仙宫北（今天灯弄）。清乾隆进士沈初建。占地2亩余，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宅共5进，70余间。光绪年间由郭家购得，直到现在仍然为郭家后代的居所。 天主、佛主、城隍老爷，关帝、送子娘娘、孔圣人。。。。。。千百年来每一个跋山涉水的异乡人来到这块江之头、海之角的江渚县城，怀揣着一个梦，怀揣着各自的使命，将自己所信赖的神灵带到这里，让“他们”像家乡的父母一样佑护着自己。他们欣悦地挤在这块竖满了自己保护神的土地上，自然地生活着，祈祷、请求、甚至发泄诅咒，然后睡去。 然而商业意识的觉醒，在开埠之前，当市舶司从吴淞江畔的青龙镇转到今天南市小东门十六铺边时，一个财富之梦已经永恒地成为这方土地上人们挣扎的梦想。 走过天主、走过佛主、走过城隍、走过孔圣人。。。。。。。在中西合璧，包融并举的外貌下，每一个异乡人都忍不住心头的财东梦。豫园是一个永恒的纪念版。于是有人说，上海滩，是造在地狱上的天堂！
第二部分：地域故里沪商福祉（1）…（图）
一度，董家渡的热闹，在中国人的眼里就是城市繁华的代名词。那是一个多世纪以前的陈年旧事：“大马路的牌子，十六铺的银子”，这句当时风传上海的流行语见证着这个地块曾有的风光。是时，铁路尚未筑建，陆上运输有限，大宗货物集散均依靠水运，而上海和外界的交往则依赖十六铺。“一城烟雨半东南”，码头林立，商业繁荣，野心与沉沦，欲望与迷醉，在这片土地上，一切似乎都沾着一点喜气与运气：十六铺客运码头的前身是南通张謇创办的大达轮船公司，垄断了上海至扬州的苏北航线；“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讲的是曾是十六铺水果集散市场混迹的杜月笙。于是，有太多人，怀揣着关于发迹的梦想，在这里上岸；十里洋场，遍地黄金，而中国民族企业的传奇篇章荣氏家族，也正是从这里起步，走向花团锦簇的未来。
荣氏先祖荣清于明朝洪武末年自湖北迁至江苏省无锡市郊的百乡荣巷。当时，这里是“野稻自生、野茧自成”的荒僻之地，经过荣氏30代人的繁衍开发，到19世纪初已成为荣姓后裔聚集的重要集镇。荣宗敬和荣德生，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先后离开家乡，来到上海钱庄当学徒谋生。荣宗敬在上海永安街豫源钱庄，荣德生在上海通顺钱庄。1891年，荣宗敬学徒期满，转到森泰蓉钱庄做跑街，专管无锡、江阴、宜兴等地的收解款业务，整整跑了三年，码头跑熟了，金融市场的资金调拨和运行规则也清楚了，懂得了什么是市场，什么叫经营，什么叫竞争，受益匪浅。那时正是上海的钱庄业的黄金阶段，到了1896年2月，眼看时机成熟，兄弟两投资1500元，再招股1500元，在南市鸿生码头开设了广生钱庄。董家渡，即是荣家兄弟第一次创业的福祉所在了。 万事开头总不那么顺当，尽管兄弟二人通晓珠算、记账、存款、放款、赊现、汇兑等金融业务，对资金调拨、产销行情等也有着深入的了解，但在最初的阶段里，这家不起眼的小小钱庄盈利是相当微薄的，两年后，入伙的三位股东联合要求撤股。荣宗敬将1500元如数退还，只提出了一个要求：拆伙退投的事不要张扬出去。股东们贪图近利，多赚多分的思想不足为怪；相形之下，荣氏兄弟不畏风险的长远眼光与宏大气魄，则尤为可贵：他们毅然接盘，从1898年开始，独资经营钱庄。荣家开设的广生钱庄除经营汇兑业务外，还兼收蚕茧江南水乡养蚕和缫丝业素来发达，母亲石氏就一直利用家有的十多亩田地种桑养蚕在荣巷住宅后面，开设有公鼎昌茧行。钱庄加茧行，就比一般茧行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它可利用时间差无息运用顾客的汇款来收茧，加上又与无锡丝厂老板有交谊，可以把收来的茧子烘干后直接送入无锡、上海缫丝厂，因之茧行也能年年赚钱，每年可稳获二三千元收益。或许是上苍的眷顾，或许是地块的运势，钱庄在兄弟俩的孜孜经营下，累年颇有所盈，度过了刮倒上海半数钱庄的金融风潮，渐渐站稳脚根。到1901年，盈利更高达7000多两银子。初出茅庐，才华渐展，在黄浦江畔的老城厢，荣氏兄弟赚到了他们的第一桶金。 创业已经小有成就，故步自封却不是雄心勃勃的荣氏兄弟的风格。毕竟是读过书、领过世面的人，勤奋好学的荣德生，在工作之余，看书练字，间或盘桓于广东、香港，心头盘算着的，是一项新事业的蓝图。他在《乐农纪事》中写道：“来来往往，曾见兴新业而占大利者已不少，如太古糖厂、业厂地产、火柴、制罐食品、电灯、自来水、矿业等等，颇欣慕。”在二十世纪初年，对于新型的工业企业，大多数中国商人都抱观望态度。是的，民智浑沌不开、官府保守封闭、列强仗势欺凌，有朝廷撑腰的洋务运动不久尚且偃旗息鼓，民间私商又能有多大能耐？然而，“国运不昌，民生维艰。而生齿日繁一日，舶来品日盛一日，国家非兴办实业不足以立国，个人非创建工厂不足以立业”，一旦认准了认识到兴办实业才是富国强邦、发家致富的金光大道，荣氏兄弟的辞典里就没有“进退维谷”这样的词语。他们发现，在上海与无锡的往来汇兑中，上海英商增裕面粉厂和寿州孙家的阜丰面粉厂采购小麦的款项占了一大半。细心访之，才知道面粉业有着巨大的利润，首先朝廷方面可给免税，同时国人投资机器面粉业者极少，著名者仅有寿州孙姓一家，而市场极大。从官方来说，越是兵荒马乱越是需要军粮。经过一番筹备，荣氏兄弟买进了法国链石磨子4部，在无锡西门外太保墩购地17亩，办起了保兴面粉厂，工人只有30多人，这就是有名的4部石磨起家的传奇了。当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