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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到列车的路上,经过当地驻军某炮兵连时,毛主席又下车走近营房。这时,大约有10多个战士看到毛主席,立即列队向主席致军礼!毛主席兴致勃勃、笑容可掬地与战士拉起家常,还看了战士写的墙报。当一个战士说每个月还能剩下点钱寄回家里时,毛主席深情地说:“好!要节省,寄给家里好。”
主席在调查研究时,不仅听取正面意见,还特别注重倾听不同意见,尤其是反对的意见。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困难。为了搞清原因、研究对策,主席向全党发出号召,把1961年作为调查研究之年。他不仅自己以身作则,和全国人民一样艰苦生活,还把身边的秘书和工作人员分成三个组,分派到浙江、广东、湖南农村搞调查研究。规定每个工作组要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大队和一个最差的生产大队。田家英率领工作组到浙江。毛主席就住在杭州。并要求半个月后到广东会合,向主席汇报。然后深入调查工业。由于全党刚刚经过“反右倾”,大家的思想被束缚得紧紧的,要对当时人民公社、“大跃进”提出实事求是的批评意见是极其不容易的。尽管如此,工作组的同志向毛主席反映了真实情况,即造成农业大量减产、饿死人的原因,不是天灾,也不是阶级敌人复辟,完全是“五风”(指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对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造成的。浙江杭嘉湖地区是鱼米之乡,这两年没有自然灾害,但粮食大面积减产。事实深深触动了毛主席。这次调查工作从1961年初开始一直到5月份结束。在这段时间里主席时常听取汇报,采纳工作组提的许多重要意见,并对工作组特别是田家英同志的工作表示称赞。接着,主席亲自主持了两次郑州会议,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领导责任;深刻地分析了当时经济建设中“左”倾错误的原因,强调要按客观规律办事;要求全党干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在今后工作中避免再犯大的错误。
面对困难局面,主席头脑十分冷静,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坚持实事求是,及时纠正错误,统一思想,调整政策,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
主席为什么喜欢住杭州?为什么中央许多重大决策都是主席在杭州酝酿作出的?除了杭州自然环境好,对警卫接待工作满意以外,据我的观察,从主席日常言谈中,他虽然没有公开表扬浙江省委领导,但对浙江的整体工作是满意的。在当时“左”的思潮盛行、浮夸风十分严重的形势下,浙江的工作是努力坚持实事求是的,头脑是比较冷静的,作风是扎实的。广大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一直是高涨的。主席在调查研究、深入群众的过程中,是可以深深感受到的。浙江提供的经验,干部群众反映的问题,无疑让主席感到特别富有价值。
这里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件是1957年12月17日,毛主席在杭州时,要叶子龙通知华东地区的省、市负责人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以及周恩来总理,阅签《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并亲自与这些同志和浙江省委的江华一起座谈。23日下午,又约江华、田家英谈浙江省委报告的修改问题。报告作了一些修改后,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人民日报》于同月28日以《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争取整风运动在各个战线全胜》为题,发表了报告的全文。再一件是1961年7月17日晚,毛主席在杭州人民大会堂,由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等陪同,亲切地接见了出席浙江省三级干部会议的全体代表。两件事,都给浙江广大干部、群众极大的鼓舞与鞭策。
《王芳回忆录》 第二部分酷爱读书的毛主席(1)
酷爱读书的毛主席
毛主席一生酷爱读书,不管走到哪里,总是书不离身,手不释卷。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是这样。主席知识渊博,思维敏捷,谈古论今,皆成文章。我有幸能经常聆听主席的教诲。他同我谈得最多的话题就是读书和学习。
一次,我陪主席去爬玉皇山。那时山顶上的庙里有周武王、姜太公和哪叱、玉皇大帝等塑像,都是历史神话小说《封神演义》中的主要人物。主席看了问我:“《封神演义》你看过没有?”我说:“在家读中学时看过。”“你知道殷纣王为什么被周武王打败?”我说:“纣王宠信妲妃,乱了朝政。”主席说:“不对。纣王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军事上采取分兵把守、消极防御的办法。而周武王用的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办法。所以纣王败了,周武王胜了。”主席又说:“看来蒋介石没有看过《封神演义》,要么看了没有真正看懂。蒋介石搞的就是分兵防守的办法,我们用的就是集中优势兵力的办法,所以被我们打败了。”主席博古通今,为我所用,随便抓住一个话题,常常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主席还问我:“你看过《三国演义》吗?”我说:“在济南读书时看过。”主席又问:“你知道关羽姓什么?”我随口说:“姓关。”主席说:“不是,关羽原来不姓关,也不叫羽。因为关羽生性仗义,在家乡杀了人,被官兵追捕。他逃到潼关,但出关要登记姓名,签字画押。为了安全,他便指关为姓,以羽为名,比喻自己像鸟一样飞出潼关。所以后来就叫关羽。”主席的话引起了我的兴趣,我特地查阅了鲁迅写的《古代小说史考》,也问了历史学家,都没有说清楚。关羽原来到底姓什么,我至今也不清楚。
那天我们在山上吃的是素斋,但菜端上来时主席看到多是鱼呀鸡呀的,他问我:“怎么又吃荤菜,不是说好吃素斋吗?”我说:“主席,这是素斋,全是蔬菜做的,样子像鱼和鸡。”主席吃得很高兴,他说是平生第一次吃这样的素斋。
毛主席是伟大的革命家、理论家和战略家。在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中,每当历史的重要关头,他都十分重视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学习。正当我国革命战争取得基本胜利的重要时刻,毛主席及时指出,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当时,我们各级干部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学习城市管理,学习经济工作,很快地恢复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从1953年起,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搞经济建设,既没有现成的经验,又没有现成的“本本”。路子怎么走?办法在哪里?这是摆在每一个领导干部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年冬天主席来杭州,他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只能靠中国人民自己来寻找。他多次讲我们党认识和掌握中国民主革命客观规律的历史经验,反复教育我们要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他还指出,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努力学习经济,学会经济建设的本领。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比较正确地处理各种比例关系,从而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实现。
毛主席一生为我们党和军队的建设,为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一光辉业绩,是同他勤奋读书,调查研究,善于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毛主席读书是很勤奋的,可以说读书成了他的“一癖”。他睡的床与众不同,一边堆着各类书,一边是睡觉的。他的办公桌、休息室,甚至洗手间里,都放着书。毛主席初来杭州时,我不熟悉他的读书习惯,给他整理书籍。毛主席看到后,立即来阻止。他说,书是要读的,不是装潢门面的。有些人把书锁在书橱里,实际是不看的。我们要做工作,想抽出专门时间读书是不多的。我到处放书,随手拿来,读上一页一段,多方便啊!
有一次,我们陪同主席去绍兴游东湖,主席一路兴致勃勃地同我们谈《红楼梦》,结果湖未游成,评书倒谈了两个小时。
据我所见,主席读书非常认真,常常在书页中圈圈点点,旁注眉批,写评论。毛主席读书很多,涉及范围很广,包括哲学、文学、史学、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真是博览群书。他还向我们讲了唐代杰出文学家韩愈、柳宗元勤奋治学的精神。他说,韩愈的《进学解》是篇好文章,“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这是很有道理的。要获得精深的学识,就得靠一个“勤”字。
毛主席还讲到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说屈原如果再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如《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中国状元写不出好东西,好的文章是那些不得志的人、穷秀才写出来的。
毛主席还以杭州西湖的六和塔作比喻,说明做学问先要打好基础,然后“再一层一层地叠起来”。
毛主席的这些谈话和比喻,对我们教育是很深的。他在繁忙的岁月里,还那么勤奋读书、刻苦学习,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习呢?
毛主席读书,很重视开动脑筋,思考问题。他常常用孟子的话来启发我们,“心之官则思”,脑筋这个机器的作用是专门思想的,大脑是加工厂,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多想出智慧,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问题的方法,养成分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