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糯呵诺�10人押上审判台的被告席，接着由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宣读起诉书，对“两案”主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提起公诉。对已经死亡的主犯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按法律规定不再追究刑事责任。然后，江华庭长宣布对本案10名被告人，分别由第一审判庭和第二审判庭审理。
对毛远新等其他涉案人员，分别交地方公安、检察、法院依法处理；对军队的涉案人员由总政军法部门处理。这就是说特别法庭只审判活着的10名主犯。
11月27日，第一审判庭对张春桥的犯罪事实进行庭审调查。张春桥对审判员反复提问，拒不回答。我作为公诉人针对张春桥的犯罪事实进行了揭露和批驳。这次庭审先后出示、宣读了23件证据，传唤了在押的原上海市革委会常委黄涛和原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到庭作证。此后，对张春桥的庭审调查，又进行了两次。张春桥在人证、物证面前，仍然拒绝回答法庭的提问。12月13日审判长曾汉周宣布对张春桥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已经调查终结，等候法庭宣判。
至1980年12月29日，第一审判庭经过20次开庭，第二审判庭经过22次开庭，对“两案”主犯的10名被告人被指控的犯罪事实，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全部结束。
《王芳回忆录》 第三部分正义判决
正义判决
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江华庭长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依法进行了宣判。
尽管张春桥在整个审判过程中，拒绝回答问题，绝不认罪，特别法庭根据掌握的大量材料、人证、物证，认定他犯有：
——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
——阴谋颠覆政府罪；
——策动武装叛乱罪；
——诬告、陷害罪。
数罪并罚，判处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他各犯也得到应有的惩罚。
当江华庭长宣判结束，宣布特别法庭闭庭，参加旁听的代表热烈鼓掌，表示拥护特别法庭的正义判决。
第二天，首都各家报社纷纷发表社论，认为这是“庄严的决定”、“九亿人民的审判”、“历史的审判，人民的胜利”、“正义的审判，人民的心愿”等等。社会舆论普遍认为，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一个里程碑。
审判“两案”也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反映普遍良好。这充分证明，中央对处理该案的方针是正确的。随着时间的推延，审判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从1980年4月19日赴京，经过7个月的预审工作和参加最后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我在北京工作了10个多月。应该说这是相当紧张的10个月。我有幸参加这一工作，是党中央对我的信任，我感到责任重大。所以在那些日子里，我与审判工作小组和预审组的同志们一起，兢兢业业，认认真真，丝毫不敢懈怠和马虎，唯恐出差错。在整个审判工作过程中，自己也深受教育，进一步认清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和我们的人民军队造成深重灾难——经济陷于崩溃，广大干部和亿万群众受到迫害，冤狱遍于国中。我自己也深受其害，正当中年，却在武装监护中度过七个春秋，这常常使我思绪万千，心潮翻滚，难以平静。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是一个全国性的历史大案，在我党历史上绝无仅有。16名主犯中竟有13名出自中央的领导核心，长期窃踞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在我国历史上横行十载，乱我中华。但这些人尽管猖獗一时，终于未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两案”的审判是正确的，成功的！
虽然，“两案”的审判已过25年，但许多事情还记忆犹新。仅仅10个多月，能这样成功地办理这么一个重大复杂的案件，靠的是党中央的正确指导。中央强调“两案”审判工作，举世瞩目，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只能办好，不能搞坏。一定要充分揭发林彪、“四人帮”的罪行，保护毛主席的旗帜。要把罪行和错误分开，要实事求是，经得住历史考验，树立依法办案的典范。
邓小平同志、胡耀邦同志、彭真同志对“两案”都有明确的指示。
1980年8月21日、23日，小平同志接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11月15日小平同志会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回答他们关于毛主席功过，林彪、江青罪行以及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问题。小平同志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所犯的错误是属于另一个问题。”小平同志还说：“‘四人帮’是长期生活在国家高级机关的人；他们知道国家的全部机密。因此，审判‘四人帮’不能对外公开。但国内组织几百人出席旁听。”
胡耀邦同志也说过，对“两案”的处理，“要向全党负责。我们要高标准。凡是要判刑的，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起诉书要经得起批驳，包括资产阶级学者的批驳……”
彭真同志更是具体指导“两案”的审判。我们预审组的正副组长于5月13日、21日先后两次听取彭真同志对预审工作的指示。7月9日，彭真同志又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向全体预审干部讲了话。我们没有想到的问题，彭真同志都想到了。11月17日，彭真同志在京西宾馆大会堂又向全体办案人员、政法机关领导干部和各地来参加旁听的负责干部作了一次集中讲话，这就是公开发表的“九条”，为我们搞好审判工作指明了方向，也有利于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
在审判“两案”中，没有去纠缠历史问题。10名主犯当中，江青在历史上有自首变节行为，张春桥、陈伯达也有不光彩的历史，这些都放在一边，根本没有去查，因为即使查证核实，也是历史问题，不能追究刑事责任。
这些指导思想、方针、原则，是正确、成功审判“两案”的根本所在。
《王芳回忆录》 第三部分预料可能要出事
第十二章 应对风波
1989年春夏之交，在共和国的大地上，由极少数人策划掀起了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政治动乱，进而在首都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党中央采取了非常英明果断的措施，迅速平息，并且作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处理决定，得到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拥护。
在这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斗争中，公安部党组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决按照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的指示，认真履行职责，为平息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做了大量的工作，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预料可能要出事
这场政治风波发生在1989年，但种种先兆在1988年已显露。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多少年来，西方和境外的一些势力，一直把社会主义中国列为他们搞“和平演变”的重要目标。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们利用我国改革开放之际，加紧了这个战略的实施。在国内，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搞政治阴谋的人，同海外的这种战略相呼应，内外勾结，兴风作浪，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1987年冬在北京、上海、合肥、南京等地高等院校发生的学潮，虽然很快平息，但深层次的问题并未解决。学生包括一部分教师的思想相当活跃，在校内外以研讨为名集会发表演说，公开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校内的秩序也比较混乱，打架斗殴事件层出不穷，南京河海大学和浙江农业大学非洲学生，为一些生活小事，殴打教职员工、扣留校方人质，呼喊过激错误口号，罢课闹事；高校周围的治安秩序也不好，一些流氓滋事生非，与学生发生冲突，扰乱学校教学秩序，等等。
综观形势，我们已意识到，可能要出事，出一些乱子。
1989年2月15日，我在北京市公安局召开的党组扩大会议上，强调指出面临的治安形势相当严峻，国外敌对势力加紧渗透，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这些不安定因素是当前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容易一触即发，需要引起高度警惕。我要求市公安局密切注意和切实掌握社会动态，特别是高等院校的情况，要察之事发之前。
4月1日，我接受《法制日报》和《人民公安报》记者采访，也谈了当前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当然，没有预料到会发生这样大规模的政治动乱和首都的反革命暴乱。
4月2日，公安部发出《关于密切掌握社会动态严防有人在“四五”、“五四”期间制造事端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近来一些地方发现少数资产阶级自由化头面人物、非法组织成员、帮派残余势力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蛊惑群众，煽动闹事，企图在“四五”、“五四”期间制造事端。《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抓紧做好情报信息工作，讲究斗争策略，制订和完善处置各种事件的预案，加强值班报告和备勤制度等项工作。
公安部起着非常作用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同志因病逝世。当晚，中共中央发表讣告。
4月16日，广大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悼念胡耀邦同志，表达自己的哀思。这时，部分高校的学生相继贴出一些挽联、标语、大小字报，其中夹杂着极少数人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煽动闹事的内容。北京、上海等地少数学生上街游行，呼喊“反对腐败”、“反对专制独裁”等口号。
当日，公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