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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迪亚在17岁时加入犹太复国组织，在高中时便开始在群众集会上演讲，晚上为移民上英语课。由于她和朋友们对运动的高涨激情，被人们称为“犹太复国疯子”。她在密尔沃基师范学院学了一学期，不上课时在犹太人中心教依地语，她是个对任何事倾注满腔热忱的女性，成为会英语、依地语和俄语的激情型演讲者。1918年冬天19岁时，她成为在费城举行的犹太人议会中最年轻、最漂亮的代表，这便是这种生活的开端。
哥达19岁时与莫利斯·麦尔森结婚，但这时已决定，她注定要生活在以色列人集居区，她把打算告诉莫利斯，并邀他同行。梅的传记作家马丁（1988）说：“在她的想象中，哥迪亚已离开美国，在她内心自我印象中，她已在巴勒斯坦的某块内陆沙漠上开始工作”。她对莫利斯说，他可去可留，而她自己心意已决。婚后两星期，她接受任务到美国西海岸通过宣传犹太复国主义筹集资金，这便是她专注和执着的典型表现。她父亲火冒三丈“谁会撇下新婚丈夫独自出行”，梅是个着魔于犹太复国主义的人，说：“我准备着浪迹天涯”，“让我做什么，我就去做，党说要我去，我就去”。梅的传记作家说：“与哥迪亚的生命力相比，莫利斯柔弱得不值一提”。一旦她认识到犹太人的问题没有其他出路，除非有个民族家园，她便说：“我决定去那儿”。当问她是否会留下新婚丈夫独行，她说：“我也会去的，但会伤心”。
哥迪亚已被看作运动的领导者，她18岁时曾申请去犹太人集居区，但因年纪太小而被拒绝，但她已梦魂萦绕于巴勒斯坦。这位年轻的“犹太复国疯子”两年里走遍美国，筹集搭乘波加红塔斯船的旅费，这艘船将开往特拉维，由于“我能流利地讲英语和依地语，我准备走遍每个角落，踏上那条船”，因此她被委派为此行筹集资金。接下去便是以后50年的故事，梅劝莎娜同行，共同建设巴勒斯坦的新家园，也是“流浪的犹太人”的未来家庭，莎娜离开美国的丈夫，与哥迪亚一起，带着两个孩子踏上波加红塔斯号。波加红塔斯是前往特拉维的第三次移民潮，接着发生一场灾难。哥这说：“我们在此中幸存是个奇迹”。船在1921年5月23日离开，上面有哥迪亚、她姐姐及两个孩子，23名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从一开始起航行便是一场灾难：有暴动、死亡、饥饿的威胁，还有船长被杀、最后船长的弟弟发疯了。他们在1921年7月14日抵达特拉维，饥饿难忍，行李也全都丢失。他们的世外桃源是特拉维，这实际上是个只有12年历史的沙漠小镇，上面没有植物和自然资源，就像“另一个星球”，它是如此原始，如此贫脊，同行的每个人都哭着要回去，包括莎娜。只有乐观的哥迪亚狂喜万分，说：“我真是幸福极了”，而其他人沮丧已极。最后，有1／3的人回到了美国。一上岸，哥迪亚便改名哥达，开始新生活。
职业背景
梅和丈夫在240英里长，0。25英里宽的狭长而荒僻的巴勒斯坦安家，这片荒漠是梅童年时犹太家园之梦的实现，自这天起她便深爱此地。梅经常说：“犹太人有权在地球上找到自己的落脚地，成为自由而独立的人”。她决意让这片荒凉的沙漠狭地成为自己永久的家。麦尔森一家被分配到海维亚EMEK的犹太聚集区。这是一个公社村庄，比任何共产主义者所曾有过的大胆创造更集体化。这些村民共享一切：衣服、食物、孩子和伴侣。许多居民患有霍乱，那儿没有厕所，水遭污染，食物常常难吃而变质，而乐观的梅是“绝对投入”。她热爱聚集区生活，23岁时便被选为公社首领，她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集会代表，在那儿遇见了许多未来的国家领导人：李·居里安，贝尔·凯兹内森，赛尔曼·莎沙和戴维·雷姆兹（她以后的恋人）（马丁，1988）。
梅的姐姐，精神伙伴莎娜说：“哥迪亚不是要成为她已成为的人，而是要成为她应该成为的人”。——这同艾恩·兰达和亚里士多德一样！——正是革新和创造性行为的典型，而梅的革新贡献是对于世界性一种宗教歧视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她的创造性斗争开始之初是：捡杏仁、养鸡、照料孩子，在学阿拉伯语和希伯莱语的同时教英语。聚集区的生活对莫利斯来说太艰难，他厌恶已极，他们迁回到特位维生活。莎拉在1923年出生。麦纳切姆在1926出生，梅在耶路撒冷的妇女劳动委员会当秘书，靠洗衣服挣钱。1924年她成为财务员，这使她有机会外出参加各种国际性会议，1928—1929年她赴美国参加犹太复国党代表大会，这是她离开后第一次回美国。1929年又成为世界犹太复国会议代表，在那儿她卷入了与她的老师／情人莎沙·赛尔曼的恋情。他推荐她于1932年在美国先锋妇女部任秘书，组织美国分部工作。梅开始居住在纽约，两年里四处活动，她流利的英语、俄语、依地语、希伯莱语和一些阿拉伯语是她胜任这份工作和以后许多工作的关键。梅在传记中说：“我没有选择职业，没有选择事业，一切就这么发生了”。实际上，梅选择了东西——一个梦想，她追随永远的梦想。
梅这段时间的一位男助手说：“梅是主要的发起人，做很多工作，干任何事都很出色”。传记作家马丁（1988）说：“她很动人，很漂亮，在她身上有股神秘的气质”。他说：“她眼睛很美”，尽管她30年来衣服从不超过两件，也从不化妆打扮，但她却是个革命的女神。她有独立的人格，尽管从不孤独，她总是不断保持一种珍贵可信和罗曼史关系。
在这30年里，梅代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巴勒斯坦犹太人组织走遍世界各地。她担任许多职务，包括可帕特·奥立姆总部的主席，这一机构为占到半数的巴勒斯坦犹太人提供医疗眼务。这段时间她过着斯巴达式的艰难自律的生活，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金色女孩”闻名。她没有电气、暖气和私人电话，在大部分时间躺在躺椅上睡觉。以色列的要人是她的朋友、同事和情人。据马丁说，他们爱她，因为：“她往往有勇气显示软弱的一面”。在没有食物时，她会哭，但面对一位持枪男人时却镇定自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阿拉伯人加入轴心国时，梅四处游说敦促年轻的国民加入英国军队，对33000名犹太复国主义者加入英国部队起了关键作用。战争期间，她是犹太复国政治部负责人，在英国战时经济顾问委员会工作。1943年时梅负责与英国方面交涉有关巴勒斯坦国家管理问题，她面对英国法官的威吓决不退缩，当他盛气凌人地对她说话时，她告诉他：“你用不着以这种态势跟我说话”。人们喜欢她的率直。
在战后争取成立永久的犹太人国家的战斗中，哥达站在本·居里安一派，他们在犹太复国国家历史上最关键的时刻被捕入狱，他们任命梅为政府的执行领导人。这时候，艾格索达斯号载着4700名无家可归的犹太人，包括400名孕妇，试图从北欧赶到巴勒斯坦，阿拉伯和英国人共同策划政治阴谋，由英国破坏者阻挡开往巴勒斯坦的航线，制造国际事件。梅只身前往客轮，在甲板上抵抗英国军队，说：“你们有胆的往前冲”。在艾格索达斯事件后，英国战争委员会主任阿尔伯特·斯本塞说：“哥达是我遇到过的最能干的妇女，像邱吉尔先生一样，她以最简单的方法解决一切难题”。
1946年联合国最后投票通过，以色列脱离巴勒斯坦独立。秘书长詹姆斯·福莱斯托当时说：“4500万阿拉伯人企图将35万犹太人推入海中”。正是这时候，犹太人最后停止了为独立而进行的战斗，开始为生命而战斗，战斗异常激烈。在联合国决定后的最初两周里，便有93名阿拉伯人，84名犹太人和7名英国人被杀。梅负责耶路撒冷地区，那是战斗最为激烈的地区，她刚毅地面对死亡的梦魇和血腥的屠杀，她一连数月每晚只睡4个小时。并告诉新闻界她是如何看待当时境况的：“我们力图保存生命，我们的邻国希望看到我们死亡，这已毫无回旋余地了”。1946年戴维·金斯伯格在犹太人会议上说：“活力是对她最恰当的称呼……这不是一种风格和型态，也不是她刻意培养和学得的，这是她所具备的简单方法，是她生活中一直有的方法，也是她将永远保持的方法”。梅这位能言善辩的演讲者，能一语中的描绘复杂事情，她对他们的存活作了如下述评：“我们有个秘密武装，别无选择”。
以色列独立前还有两件重大事情。国家没有钱。约旦国王扬言，阿拉伯人愿牺牲5000万人的性命来屠杀在巴勒斯坦的50万犹太人，这是惊心动魄的时刻，阿拉伯人愿意牺牲25％的人口来取得犹太人从他们前辈手中购买的这块狭长荒凉的土地。（大多数土地确实是犹大人在二、三十年代从阿拉伯人手中买下的。）梅是两次战争中的幸运者，在独立前夕，她奉命前去约见约旦国王阿布杜拉，以制止一触即发的战争。当被朋友警告她会被杀时，梅说“只要我的行动能挽救一个犹太战士的生命，争取到一丝希望，我入地狱也在所不惜”。
梅假扮成一名阿拉伯妻子，穿过边界与阿布杜拉会面。后者实际上比她更害怕，阿拉伯司机是“如此害怕，在我们到达目的地前，他让我们呆得远点”，国王问她为什么急不可耐地要成立独立国家，梅毫不畏惧地说：“我不认为两千年的时间可以被称为‘仓促急躁’。她告诉阿布杜拉战争可以打，以色列肯定会赢。梅在自传中说：“就我而言，纯粹凭借胆量，但我知道我们必须获胜”。
梅在创立新国家中第二项使命是筹集必需的资金，保护国家免遭包围在边境周围的1000万阿拉伯军队的屠杀。阿拉伯人作好了进攻的准备，以色列前线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