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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师和早期榜样是自尊形成的关键
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在1993年4月告诉《时髦》杂志，她早年两位成功型偶象是哥达·梅和艾恩·兰达。特蕾莎嬷嬷和艾恩·兰达则以宗教的或小说人物为自己的榜样，特蕾莎嬷嬷的模范是圣母玛丽亚和基督，自8岁起，她便以玛丽亚形象造就个性，12岁时，她决定毕生奉献基督，以帮助穷人为己任。艾恩选择凯瑟琳大帝作为自己的女性偶象加以模仿，还从法文小说中选择了勇士塞勒斯，8岁时她便崇拜着凯瑟琳大帝和勇士塞勒斯，塞勒斯给她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以致于兰达终身致力于对伟大的男女英雄人物的撰写和哲学思索，她决意在10岁之前写出伟大的史诗般英雄人物，著名的主观主义哲学运动便是这些梦想的实现，她的主观主义者哲学观最终成为意志自由党的信条，所有这一切的演绎成功正是由于她早年需要有幻想的英雄来成为自己生活的模范。兰达在《阿特拉斯耸肩》中的一句引语证实了这点，“我现在所持有的哲学观与我所能追忆到的过去是一样的。”
玛格丽特·米德在她的自传中写道“我的祖母……对我的生活有决定性影响”，因为是祖母允许她探索和观察人，祖母从她很小起便像成人似地对待她，因而米德是在以一种不同眼光看待世界的过程中长大。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告诉自传体作者，“我的一切几乎都归功于父亲，他告诉她要学会领头，而绝不从众。奥普拉·温弗雷借助书籍来塑造性格，她说道：“书本告诉我生活中有种种可能性……阅读赐予我希望。”她用文学来作为逃脱密西西比贫困乡村的工具，从而内定了自己小说的偶象，书籍成为她通往成功的道路，她承认“对我而言，这是一扇开启美好生活的门户”，她通过创造虚幻景象来作为行为模范，从而走出了那扇门；以后，她的父亲和芭芭拉·沃特斯成为她现实生活的模范。她说：“我父亲拯救了我的生活，他坚持认为我实际上比想象的要行，并坚信我能做得更多更好，从而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自此以后她便模仿芭芭拉·沃特斯。
玛丽·凯·阿什模仿自己的母亲，通过成功的表现来创造她积极的自我形象。很小的时候，母亲便告诉她能做到一切，她相信母亲的格言：“只要别人能做到的，你也能做到。”阿什相信她能试图标新立异，因为自小孩起她便被驱使这么做，她那神圣不可侵犯的信仰体系被艾达·布莱克——她的第一位女上司所强化，是她让阿什相信自己是战无不胜的。
积极的自我形象应付了不利环境
积极的自我形象是走出贫民窟、危机和不幸童年的门票。女性幻想家格洛丽亚·斯坦内姆、奥普拉·温弗雷、简·芳达、艾恩·兰达、莉莲·弗农、玛丽亚·卡拉斯、玛丽·凯·阿什、哥达·梅和艾斯蒂·劳达都克服了贫困的环境或巨大的悲痛来达到成功的顶峰。她们早年生活环境并非如媒介所描绘的如同田园诗般美好。哥达·梅和艾恩·兰达都自年幼时便在俄国革命时不断地与死亡抗争；丽莎·克莱伯恩和莉莲·弗农都是逃脱纳粹恐怖魔掌，以落魄的移民身份分别来到新奥尔良和纽约；玛丽亚·卡拉斯从受战争蹂躏的希腊的饥饿线上挣扎过来；玛格丽特·撒切尔少年时代在二战炮火袭击的英格兰幸免于难。这些妇女都从年少时所失去的和所遭受的危机中学到了东西，并以此作为鞭策动力，她们能将不利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以构建伸缩自如的自尊。她们早年的经历给她们留下了惊吓，但纯粹是生理上的，她们受伤的零件在伤口愈合后更为强健，她们克眼早年的悲剧，通过将需求升华为积极的内在能量，来达到她们各自领域的顶峰。
帮助她们克眼早年不幸的一个因素是内在对自己强烈的信任。犹太人经常教导他们的孩子树立强大的自我形象，不断警告他们是伟大而强盛的，他们由此臭名远扬（这些妇女中有六人至少有一位犹太父母）。甚至那些没有犹太父母的，其父母也沿用犹太人的传统，灌输自己的孩子树立无所不能的自我形象，她们被宠爱，受崇拜，并不断被灌输自己是伟大、不凡、聪明，而又美丽的，超过其他人，这种说教构造了有弹性的自尊，帮助她们克眼早期的不幸与灾难。大多数女性以后承认她们那时便相信，长大后会不平凡。
她们中许多人儿时在学校被认为早熟或比别的孩子聪明。奥普拉·温弗雷，琳达·沃切纳，艾恩·兰达，麦当娜和简·芳达承认有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她们知道自己比朋友们更聪明，更有才能，这一自我认识赋予她们在学校和以后的生活中取得更大更高的成就，也强化了她们的自我形象，她们相信自己不同寻常并以此行事。心理学家近期发现我们“成为自己所想”，“想象变成现实”。她们以精神优越感行事，从而激励她们攀行。
这些妇女往往对自己的卑弱和不安进行过度补偿（弗洛依德的术语是升华）。强大的个体由不安和超成就所驱动，来平息内心的恐惧。她们中许多人是与众不同的，这在她们很早的生活中就定势以“不同”观点作为积极的品格，而非不利因素；因而，当同伴告知自己与众不同，只会成为她们自尊强化的积极因素，她们往往将自己的与众不同作为一种财富，而绝非负担，以此来强固自我形象。
不利的自尊和风险躲避
与乐观自信相反，玛格丽特·撒切尔是个不幸的聪明孩子，她的乌托邦梦境常常被自卑斯否定。躲避风险的父母从不让孩子去尝试和品尝失败，去经历崭新的未知世界，而是固执己见地让孩子遵从严格的清规戒律，这样的父母用自己的信条、传统的好坏错对道德标准灌教孩子，对这些父母而言，任何与自己信仰不同的都是坏东西，所有对政治信仰的反对都是奇思怪念，独立思索是不可接受并要受到惩罚的。如此环境与任何创造性努力真是大相径庭。
《否定想法奢侈品》（1992）一书是任何想成为创造幻想家的人的理想哲学。反面形象阻碍创造力，容易产生微观视野个性类型，而积极的宏观幻想视野是伟大的创造努力的关键。反面形象制造出将信仰体系建筑在遵从已有清规戒律的条文上，憎恨“变化”和“新事物”，或“未知体”；相反地，正面形象能创造出伟大的创造者和革新派，崇拜变化和新事物，未知体。反面教员教人们如何不破坏常规，而正面教员经常摘取打破常规的禁果。
Wal－Mart连锁超市的创立者塞姆·沃尔顿在自传中提到，他的成功立足于打破常规，他说道：“我经商的第一准则是‘打破常规’”。创造者往往打破常规，因为获得反对偶像崇拜者的声名。独立不逊是种打破常规的刃器。简·芳达，玛丽亚·卡拉斯，艾恩·兰达，麦当娜，莉莲·弗农，格洛丽亚·斯坦内姆，哥这·梅，奥普拉·温弗雷和艾斯蒂·劳达是第一次序的破规者，麦当娜则是这群破规者中精华人物，她生活在被承认的边缘上，令公司要员、经理和主任们眼花涂乱，则是因为他们从未敢违背社会常规。甚至被传统裹缠着的玛格丽特·撒切尔也以其特有的方式打破规则，在她英国首相任期中，她常发问，“他是我们的人吗”？——即撒切尔主义及信条的信奉者——每当接纳新员入党都是如此，这便是她特定的避免采用不是她队伍之列的风险躲避者人物的方法，她是创造型领袖的个性化身，用一种积极的自尊对付她的反对者，不愿将任何时间花在任何不愿将果园建筑在她信条上的人身上。
直觉和自我形象
创造天才的共同品格是独立性、高度自尊、反叛精神、自大狂、爱冒风险、不妥协和众望所归的领导才能。所有这些品格都建立在坚定不移的自我形象之上，事实上，伟大领袖的自尊和形象近乎傲慢，而没有它，他们则毫无建树。特蕾莎·艾米比尔在《成长创造》（1989）中发现：“如若没有内在火花，则不可能有创造活动。”她说道：“内在的动机”是创造的情绪，所有创造源自内有，而不是来自绝无”。正如精神分析家安东尼·斯托在《创造的动力学》（1993）中描述的过程：“创造者习惯于在他们有意识决定的源泉之外绘就其灵感的独立性。”他发现强烈的直觉是爱因斯坦、达尔文、莫扎特和德彪西的驱动力，他说：“创造者极容易走进内部世界，”正是在这一内部世界中，创造天才们找到了灵感。
爱因斯坦是运用内在思维创立崭新理论的极佳范例，他纯粹通过直觉思维过程创立了相对论，然后等待科学界通过观察和实验证实他的理论，这又花了15年时间，他说，“理论能通过实验加以证实，但从实验通往理论的路径是没有的。”直觉研究者丹尼尔·卡蓬在著名杂志《今日心理学》（1993·4）中讨论“直觉的分析”，认为诺贝尔奖获得者莱纳斯·波林，洛德·艾德里安和乔纳斯·索尔克证实同样结论，他们告诉他，“我们在演算之前便已知道答案。”安东尼·斯托在《创造动力学》中讲道：
对现实世界的不满足促进了幻想者对内在世界的开拓，……敏感，早
熟、拥有优于一般装置的神经系统的天才儿童……，受到婴儿时全部经历
的影响最深刻，最有可能“深植”。
直觉和“内知”对创造过程至关重要。丹尼尔·卡蓬确定了我们的想法，认为直觉来源于潜意识，是“人类智慧的主要部分”，他说道：“创造艺术家一直知道创造的摇篮是直觉，”所以，所有创造活动来自潜意识，他进一步认为“直觉关系到生物体的存活”，因为它是“生物体祖先的本能制成品；由此非条件反映变成条件性的，并组织成所谓的直觉适应性行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