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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些捧场的话，将使我丧失立场，违背本意；如果反击他，揭露台湾阴暗面，又会破坏会场的学术气氛。我当时作了这样的回答：“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因为鲁迅事实上已经在一九三六年逝世。他不可能再说话，不会再写文章。对于这类假设性的问题，不同人会有不同的答案。比如，胡适说，鲁迅今天若不死，天安门前等杀头，而毛泽东说，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会写的。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我对那位台湾学者说：“我们之间文化背景不一样，政治理念不一样，辩论这种假设性的问题，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这样一来那位台湾学者就不再说什么话了。台湾媒体的一些记者认为我的回答很得体。
有了这段话，陈先生再别说他的假设与前段时间关于“鲁迅假如活着”的讨论没有关系了。
说到这里，我还有个小小的疑问，上面的引文中，陈先生说，他刚发完言，就有一位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站起来“修理”他。接下来说，在台湾用语中，“修理”二字含有质疑、挑剔、挑战、挑衅等多重意思。给人的印象，好像那个研究员一站起来就说我要修理你一下。我不相信，你这个鲁研室的研究员就这么高明，人家那个“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就那么粗鲁，会在问话中用“修理”这个词。怕是陈先生为了自高身价而添加的吧？
再就是，我总也明白不了的是，像陈先生这样得了鲁迅真传、铁骨铮铮的学者，对台湾的经济建设成就为什么不可以说一句肯定的话呢，怎么说了就是“丧失立场，违背本意”，要说就一定要“反击他，揭露台湾阴暗面”呢？难道鲁迅也像在内地遇到“反右”，遇到“文革”一样，一到台湾又死了吗？
我敢肯定，那不是鲁迅，那是陈漱渝。
最后我要说的是，有了上面引用的那段话，我和陈先生的争论就也可以结束了。那就是陈先生上面说的：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因为鲁迅事实上已经在一九三六年逝世。他不可能再说话，不会再写文章。还得加上一句，那就是，他不可能欣慰，也不可能含笑于九泉。
再也不要发生这样的事
我要写一篇连我都觉得厌恶的文章，不是为了我，也不是为了对手，而是为了这种事从此在中国文化界绝迹，从此在中国大地上干净彻底的绝迹。
我从来主张批评要指名道姓，也一直是这样做的，而这次，太厌恶了，我不想指出对方的名字。只说此人姓陈，是鲁研界的一位有地位的人物，当着什么副会长一类的官儿。他也许说这不是个官儿，那就说是个职务吧。还是全国政协的委员。按说写批评文章，不应当指出对方的这类身份，可在这篇文章里，不指出不行。为什么不行，看了下文就知道了。
二？誘？誘四年四月六日，我在《西安晚报》上发了篇小文章，叫《鲁迅活过来会这样吗》，对陈先生的一个说法提出质疑，文中不无嘲讽之辞。五月十日，陈先生在同报刊出《鲁迅活过来不会这样吗——教韩石山学“假设”》，对我也不无嘲讽之语。文人相争，各有损贬，再怎么说，也不过是笔墨官司。我一点也不生气，还觉得怪有意思的。
然而，到了六月下旬，事情起了变化，变味了。
六月二十二日，《西安晚报》副刊编辑庞进先生给我来电话，说陈某人把他们报社和他告下了，告到陕西省委宣传部和西安市委宣传部，市委宣传部批示，要对该文编辑和其他责任人查处。为自己的一篇文章连累了报社和编辑，我心里很是不安，问是不是可以将陈某人的告状材料转给我看看。经副刊部领导批准，二十三日上午电传过来。我看了大吃一惊。
上回用的是文件头，这回可不得了，来头更大了。
这是一种格式化的信笺，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反映社情民意用笺》，其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是四号字，“委员反映社情民意用笺”是三号字，另起一行。下面是一个一个的表格。主要栏目及陈氏亲笔填写的内容如下：
姓名：陈某某；
界别：社科；
职务：北京鲁迅博物馆原副馆长；
题目：《西安晚报》载文拿“三个代表”做调侃，违反宪法、党章，应予警告！
建议报送哪些主管单位及领导：陕西省委宣传部新闻处、西安市委宣传部。
再下面的空格里，是该陈填写的告状内容：
在去年一次讲演中，我说了几句赞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竟遭到有些人的讪笑、攻击，说我无知识，昧良心。尤其过分的是，今年四月六日《西安晚报》刊登的韩石山文章，竟嘲讽我“三个代表”学得好。在党报上公开拿“三个代表”当调侃佐料，显然违反了宪法和党章，应予查处。（附剪报）
《谁红跟谁急》 第一部分把自己研究成鲁迅（3）
同时电传过来的还有西安市委宣传部的一个表，上面有省委宣传部要求市委宣传部查处并上报的话，还有市委宣传部首长的批示，说报社要对该文编辑及其他责任人进行查处，同时还要求报社“了解一下作者的情况”。
陕西省委宣传部和西安市委宣传部所以如此认真对待，全是因为这是一张《委员反映社情民意用笺》，若是一张普通信笺，两级宣传部断不会这样特意行文，要求查处的。
别说报社恐惶，编辑恐慌，我也吓得不轻。违反了宪法和党章，别说查处了，就是就地正法也不为过。
求生的欲望让我很快冷静下来。使劲地想，真就没救了吗？中国之大，就没个管这种恶人的地方吗？
陈某人所以这么凶恶，不就是因为他是全国政协的委员吗？那就问问全国政协吧。若全国政协也是这个态度，那我就只有立即向本地公安机关自首，争取从宽处理一条路了。
战战兢兢地，我拨通了全国政协的电话；结结巴巴地，我说清了自己的意思。接电话的是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办公厅研究室信息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叫原哲，他说是草原的原，哲学的哲。这个信笺就是他们那儿发的，信笺上有他们的地址与电话。下面是六月二十四日上午10时，我与原哲同志的通话记录：
我问：政协委员用“反映社情民意用笺”给外地党政部门写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比如某种法律或行政的意义？
原哲：这是政协会议期间，为了方便委员的工作发给他们的。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也不具备某种法律或行政的意义，跟用普通信笺没有什么区别。
我问：这个信笺的附注上说“请寄全国政协办公厅研究室信息局”，是让被反映了社情民意的当地党政部门将办理情况寄回全国政协信息局吗？
原哲：不是。是说，委员反映的“社情民意”，若想让我们知道或让我们转给其他部门，可以把这个信笺寄给我们。并不是说当地党政部门非得给我们回复不可。
我问：我记下了你的这一句话：“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也不具备某种法律或行政的意义，跟用普通信笺没有什么区别”。我可以引用吗？
原哲：可以。
为了《西安晚报》的朋友在这一事件中免遭磨难，我将与陈某人争论的全过程及与原哲同志通话的内容，写了一封长信，分别寄给陕西省委宣传部新闻处、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晚报社及副刊部的负责同志，同时申明一切责任由我承担，不要处理责任编辑。信中并说：
为了避免后一种情况的发生，我拟近日内，将陈先生因为正常的文学批评，使用“社情民意用笺”向贵部写信，指责我的文章“违反宪法、党章”，要求贵部对有关人员“应予警告”、“应予查处”一事，向全国政协、国家文物局（鲁博属国家文物局管辖）写信，希望他们对自己的委员、已退下来的干部，加强教育和管束，好好学习“三个代表”，开展正常的学术争鸣，不要“文革”恶习不改，动不动就深文周纳，致人于罪。
信中还告诉了我的工作单位及单位办公室电话号码。
现在可以说说，我说陈某人“三个代表”学得好，构不构成违反宪法、违反党章，该不该查处这回事了。我不打算说什么了，手边有《西安晚报》副刊部给上级部门呈报的《关于编辑的说明》，且摘引一段：
“三个代表”理论提出后，全党拥护，全国人民拥护，作为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文学》主编的韩石山先生没有理由不拥护。从文章内容上看，韩先生说陈先生“三个代表学得好”，主要针对的是“假如鲁迅活着，看到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辉煌业绩，一定会为之欢欣鼓舞……”这段话。的确，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辉煌业绩，正是践行“三个代表”理论的结果，这应该是大家的共识。所以，我们认为，韩先生说陈先生“三个代表学得好”，其意思是说陈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是清楚的、正确的，值得肯定和表扬的。而他所不同意的只是陈先生的“假如”，在韩先生看来，这个“假如”不成立。鲁迅先生不可能活到今天。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是一个如何界定“假如”，即这个“假如”能否成立的问题。显然这是一个文学框范内对某个词汇如何理解、如何运用的问题。据此，我们认为，韩先生说陈先生三个代表学得好，陈先生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因为“三个代表学得好”是好事啊。而陈先生反而觉得是“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