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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少年作家批判书-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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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佳玮批判他人窗台上的黑色水仙花(2)

    “80后”之争:心灵震撼VS感官刺激?    
    “80后”小说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青春小说”的代名词。而“青春小说”又往往等同于“校园小说”、“奇幻小说”。郭敬明就坦承:“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作家,我只是认为自己是一个比较认真写字的人。我是想写就写。我并没有说要在自己的作品里达到多么高的思想性。”(《春树登上封面少年作家“国际化”前景先读》,田志凌《南方都市报》长期以来,“80后”的各种选本,都只是出版商在操纵、拼凑,停留在“80后”作者群和同龄读者群自娱自乐的层面。社会高速发展给“80后”这一代人带来巨大压力,他们并非都具有欣赏文学的天赋与热情。于是那些并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某些畅销小说)成为他们缓解压力的文化快餐。“韩寒等偶像派‘80后’写手的走红是商业操作的结果,和文学没有太多联系,”这是马原放出的话(林尘《新京报》)。作为中国当代先锋小说的开山鼻祖,马原的话自是有一定分量的。    
    对此,“实力派五虎将”之一张佳玮做出的反应是,在《中华图书商报·书评周刊》发表了《“80后”写作:你认为什么是文学?》,挑起了80后“偶像派”与“实力派”的论战。张佳玮提出,目前在台上的以韩寒、郭敬明、春树为代表的所谓“80后”文学只是商业包装的假象,他们的作品仅仅是在粗略勾勒和展示自己的生活和情绪,并没有能够找到精神上的解决方式,这样的作品的价值是可疑的。“校园小说”只讲求感官刺激,所谓的爱情也只不过是充斥着红男绿女的风花雪月,且有蜕变成煽情、惹火的艳情小说的趋势。张佳玮《倾城》《凤仪亭》等的出现,对那些只讲述发生在腰部以下、两腿之间的“青春小说”是个挑战。《倾城》演绎了一段凄美、古典的爱情,浓重的宿命论色彩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他笔下的饮食男女可干净多了,欲望在这里得到了很好地疏导。这是值得表扬的(虽然这个词略嫌幼稚,而且不合身份)。小说作为文学的一种载体,它的内容和思想应当对社会负责。    
    但是,张佳玮的文字的非功利性在价值坐标系中也并未触及本质。当然,主要是因为生活阅历的局限性。靠阅读得来的间接经验,毕竟不能取代生活感悟。《倾城》之所以能触动读者,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故事是从女性角度展开的,而并非作品的内涵深刻。女性的凄惨遭遇比较能引起人们的同情和关注。网民蓝格子就说得好:“80后写的书,一般都是有情节而无内涵。有的,虽然有内涵,却那么的显浅。”个体经验的相似性,导致“实力派”和“偶像派”在对读者的情感唤起力的有效性上并无二致。


张佳玮批判他人窗台上的黑色水仙花(3)

    一个神话,一朵浪花    
    当塞林格式的拒绝长大成为“80后”写手对生活的一种有力的抵抗方式时,张佳玮却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开辟自己的天地:游走于现实与历史间,意淫古典美女,然后将意淫的过程通过文字记录下来,于是世上有了《倾城》这部小说。因此,可以说,《倾城》在某种意义上终结了“80后”作家只写“青春小说”的历史。从这一点上来说,倒是符合蒋峰(此为本书中作《一个所谓“实力派”的幻想和笑话》的作者之蒋峰,而非雷声大雨点小的“五虎将”之一的蒋峰)的主张:“我在写作中放弃一切存在之外的修辞。它(写作)的身体抵达哪里,它的修辞就在哪里。”放弃刻意的人为修辞,任意识的流动而自然生发想要表达的东西。这确实是一个常人难以抵达的境界。张佳玮在后记《历史、默思以及倾诉》里也承认:“而小说中出现的其他带有宿命色彩以及事关爱情的零星故事,一部分来自于我的杜撰……历史广袤,当其中充盈着无限可能的时候,我能够在其中填补我自己的幻想,随心所欲。于是在某种程度上,这成为了我自己的私人历史。”    
    张佳玮是少有的热衷于在古典题材中寻找灵感的写作者,他的网名就叫“信陵公子”。张佳玮想像奇绝,历史的沧桑都被他给情绪化了。既然《倾城》讲到了姜子牙,我也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封神榜》。电视剧《封神榜》里有句歌词就是:“一个神话,就是浪花一朵。”《倾城》是“80后”文学中,反抗因盲目流行而至滥觞的“青春小说”的一朵不可或缺的浪花。张佳玮想要玩转历史,企图还原一个王朝的风风雨雨。由于深得昆德拉关于“慢”的真传,原本气势磅礴的一部小说,却被作者成功地驾驭了。    
    《倾城》风格细腻,注重内心独白和细节描写,语速缓慢,语言色调偏冷,语调平稳中见凄婉。凄婉创造了一种别样的亲切感,流露出一种华贵、高雅的气质,感性十足,缠绵悱恻。充满幽玄和暗示性的柔媚,本身就是典型的唯美主义,“宋玉无愁亦自愁”(李商隐《楚吟》)。《倾城》意境塑造的成功,人物性格刻画惟妙惟肖,当然这得益于其神话背景。神话能让时空消失,又便于渲染气氛,靠光怪陆离的情节打动读者,可以将嘤嘤儿女私情融于历史的刀光剑影之中,韵味顿生。语言明澈、纯净,极富感染力,时时透出一种诗情画意浓浓的情调,貌似平静的叙述下,虽然好多句子仍不免雕琢痕迹,却依然是波澜壮阔。足见其功底之深厚,潜力之巨大。但又过分沉溺于语境的制造,笔调太过冷静——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就说过,真理再向前一步便会变成错误,叙事的耐心也一样,再向前一步就是麻木。    
    历史题材小说(而不是历史小说)不用遵守那些框框条条,只需截取某一历史题材,按作者的思路和编故事的需要发展。叙事凌驾于历史,情节凌驾于内容,其结果是内容的生命力被压缩在叙事的瓶颈之中。小说越来越多,历史却越来越少。线条简单,一般不追随史书,时间和人物以及大事件,也不一定要沿历史的发展方向。却是包罗万象,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爱情问题等等,而不必关照现实,直接堕入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意气风发大笔挥洒的同时,也不经意间却在这“海”中迷失了本来面目。历史题材正是现代版“那喀索斯”张佳玮自己的倒影。他已经疯狂迷恋上了它,反而遮盖主体和作者想要表达的历史观和感情。为了它,张佳玮已经渐渐失去了最初的冷静思维。他利用这个模子,采用流水作业,制造了很多劣质产品,如《天下》《郑屠传》《刺秦》等。    
    我依然无法把《倾城》和意识流手法联系起来。也许是因为它太容易读懂了,因此,无论怎么着都不会因为它而联想到“读不懂”的意识流巨著《尤利西斯》。但我必须承认,《倾城》是一部值得阅读的作品。最好是把它当作遣文造句的参考书来读。张佳玮的确能从文字层面让人感受到什么是清新,什么是绮丽多姿,什么是拨人心弦,什么是凄艳!读者唯一需要做的事就是,在阅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时刻谨记:即便大肆地运用文字、语言等各种技巧,也无法掩饰作品内容的苍白。


张佳玮批判他人窗台上的黑色水仙花(4)

    终结“终结者”    
    如果说张佳玮因为历史题材小说,而无意中在某种程度上饰演了“80后”青春小说模式的“终结者”形象,那么,我认为,这只是一个饮鸩止渴的行为。所以,张佳玮的这条路线也应该被终结了。我从来不赞成现代人用现代的语言来写古代的故事。古代的人说现代的话,总感觉有点不伦不类的,怎么看怎么别扭。《倾城》开篇即是问题:“遥远的地平线,不断延伸不断燃起的光线把关山浸染成金色。”那个年代就有地平线的说法吗?看来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果然不是浪得虚名的嘛!    
    采用第一视角和现代汉语的字词,是否有失真嫌疑,从而造成对历史的亵渎?《燕歌》甚至把“我”摆到了太史公面前,和太史公平起平坐了。《崩溃》中“我”又留洋去了,并读了阿基米德的研究生。茫茫书海中,如果我是不小心读到《红豆》《天下》《郑屠传》《刺秦》等这些东西,我肯定会认为作者已经对我构成蓄意谋杀。《红豆》讲述的是李香君这个妇孺皆知的人物的故事。《桃园三结义》《水浒·孙二娘·往事如烟》《水浒·朱武·似水年华》等流水作业一样地用现代汉语还原历史,有这个必要吗?重复娱乐性阅读不是等于浪费生命吗?对张佳玮来说,则是创作才能的闲置和浪费。    
    老是捡前人的甘蔗渣来嚼,毫无疑问会导致趣味过剩。一个充分展示自己才华的作品背后却是一个个死者的灵魂,很多年之后,当他们检点自己到底留下了什么的时候,我想他们干皱的老脸可能也会红的。《我知道的文艺复兴四人帮》于我等愚陋者,倒也是蛮合口味的。但自古文人相轻,所以他的这些文字最好不要被像他一样涉猎广泛、饱览群书的才子才女们看到。或许他是写给另外一个阶层(文化阶层?)的人看的也说不定,但那样一来就谈不上创作了,而仅仅是将自我拼贴然后复制出来。    
    张佳玮的独门绝技“自我拼贴复制大法”最为突出的表现在于,他的大部分作品中都有露“音”癖。《莱纳德·科恩的阳台》:“他在阳台之下,能够听到阳台上播放的,莱纳德·科恩的曲子。”《重庆森林·无影之城》:“我打个呵欠,躺倒在看台上,开始听鲍勃·迪伦的《BLOWINGINTHEWIND》。”《七天七夜》:“我哼起了EAGLES的《CALIFONIAHOTEL》。颇为惬意的感觉。”《香奈尔》中的音乐常识(知识?)更是让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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