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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紧缺，根本不可能支撑过快的增长速度。由于经济发展太快、投资太猛，必然引起价格猛涨，导致银行金融以至整个经济生活发生混乱，这将给社会经济带来很大损失。当时正值全国经济发展的热头上，大家都热衷于大干快上，董辅礽冷静地说出这番话，当然又“不合时宜”，很多人都接受不了。果然，正如董辅礽所言，1992年中国GDP增长率一跃为14。2％，而1991年只有9。2％；投资增长42。6％；各项货币供应量大幅度增长，致使物价上涨率由1991年的2。9％上升到1993年的13。2％，1993年上半年就比上年同期上涨了10。6％。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得不从1993年下半年起，采取加强宏观调控的措施。但此时，经济过热的势头已经很难遏制，1994年物价更上涨了21。7％，迫使政府采取了进一步紧缩的调控政策。
在1994年的人代会上，董辅礽又指出，在经济发展过热的情况下，政府面临两难选择：既要抑制通货膨胀，又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在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政策就不能一直紧，因为一直紧对于经济发展不利；也不能一直松，因为一直松又会加剧通货膨胀。所以，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就必须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松和紧要交替进行。他主张：第一，增加企业的流动资金使其生产正常运转，以遏制企业效益大幅度下滑；第二，通过增加生产和进口来增加农产品的供给，以保持物价稳定。
1996年，董辅礽在人大财经委员会的会上发言，再次明确指出，现在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财政政策应该适当放松，以增加财政投入，银行也应配合财政适当增加流动资金贷款。财政应当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因为基础设施投资没有什么风险，而我国这方面也很薄弱。这可以防止经济的连续下滑，对经济的增长也有好处。他的发言当时就遭到有的人反对，说是“罗斯福新政”。这些人想不到后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事实果然又被董辅礽所言中。
1998年春，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讨论国家经济发展计划、财政和金融的会上，董辅礽又分别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基于经济形势的分析指出，今年的财政应该是放松的财政，应该增加财政的投入，不应该减少一百亿的赤字，而是需要更多地发行国债。对于银行，他提出不要再坚持“适度从紧”，应该放松，银行应该配合财政，增加流动资金贷款。他的这些意见虽然正确，不少人表示应该采纳，但指标已经定下不可能更改。后来由于经济增长乏力，政府为促进经济增长，实施了加大财政宏观调控力度，增加投入、扩大内需、开拓国内外市场和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政策；8月，又作出了增发1000亿元国债和银行配套增加1000亿元贷款的决定，以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刺激经济增长。实践又一次证明，董辅礽所提出的一系列意见都是正确的。
董辅礽总是超前提出正确的见解，并因当时的社会氛围而吃了不少苦头。面对强大的压力，他始终坚持真理，从未低头弯腰，表现出大无畏的勇气和精神。一次记者采访问他：你的正确观点是给国家、给社会、给改革带来了好处，而你却是不断地吃苦头，被误解，受到很大损失。那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到底图什么？董辅礽说：“图什么？我认为不是图什么，不图什么。自己虽然为这些吃了些苦头，我觉得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我的工作就是从事经济研究，我的使命就是进行经济研究，我就要完成好这个使命，就应该为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做出我的努力。也可能我的努力很微不足道，但是我还是应该尽我自己的一份力量。一些经济问题，我看到了，想到了，就应该提出来。至于到底对还是不对，通过实践去检验，因为谁也不敢说自己提出来的观点就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不去研究它，或者我看到了不去讲它，甚至于我自己讲的和自己想的正好相反，净讲一些别人爱听的事情，这样也许自己可以得到重视啊，得到什么好处，这种情况常常有，但是我认为这不值。从我的人格上我就接受不了，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上我就接受不了。我觉得这是经济学家基本的素质，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这就是董辅礽敢于冒天大的风险一次又一次率先提出超前的改革理论的动因，也是他能够对于我国的经济科学作出如此巨大贡献的成功之道！
董辅礽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五年。我们要继承先生的遗志，为彻底完成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为彻底铲除使中国贫穷落后的根子；为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的社会；为像他那样的经济学家和每一个公民，不再因为提出了超前理论和个人见解受压力、吃苦头，而更加努力地工作！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戴季陶与中印文化交流·李兴勇
戴季陶在国民党内素以知日著称，曾写过《日本论》，对日本的国情、民族性格及风俗有过精当的描述。殊不知戴季陶对印度也颇有研究，而且长期热心于发展中印文化交流，为沟通中印文化做出了贡献。
创立中印学会
早在辛亥革命前，戴季陶就特别喜爱印度泰戈尔大师的作品，曾翻译其诗文，登载在《天铎报》上。五四时期，戴季陶因敬慕甘地大师的为人，译其文并作诗歌颂，登载在1919年的《建设》杂志及《星期评论》上。甘地本名摩诃塔摩，戴季陶将其介绍给中国人时，经过审慎思考，最后将他译为甘地二字，以显示圣雄甘地甘于从地狱中救世救人的弘誓大愿，此译名一直沿用至今。
鉴于中印源远流长的交往历史和近代两国共同的境遇，戴季陶对中印文化交流特别重视。1933年6月间，在印度讲学数年的谭云山在与戴季陶的交谈中，慨叹中印文化的衰落疏离，产生联合印度振兴中印文化的愿望，戴季陶当时就对其设想予以支持。1934年11月，谭云山从印度归来，关于中印学会的事，已与印度方面接洽完成，商定由泰戈尔负责印度方面的组织工作，中国方面，由戴季陶负责组织。戴季陶考虑到中、印、英三国的关系，为避免产生政治上的纠纷，他主张：“目前中印文化之联络，只能限于文化，尤以偏于宗教文化为宜，若稍涉及政治，结果必不好。”据此方针，他指示中国的中印学会，“在第一期工作中，绝对不作宣传，到第二期功夫开始时，方可将第一期工作情形发表。（亦无须取现代式之宣传）以后三期四期均如是，自然于无形中，为政治经济工商业等一切国民生活，均有莫大好处。”1935年5月3日中印学会在南京成立，为避免过多的政治色彩，此会推选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为理事长，戴季陶为监事长。
1935年前后，大量中国书籍分批运送到印度。1937年3月，印度国际大学中的中国学院成立。戴季陶为中印文化合作取得初步成就而欣喜，与蔡元培以中印学会理监事长名义，致电泰戈尔表示欣慰，并声明“愿共同努力，发扬东方之学术与文化，以进人类于和平幸福之域，而谋大同世界之实现”。印度方面的学会自1943年后，每年12月举行会员大会，戴季陶皆致电或致函，以表示祝贺，直至1949年逝世为止。戴季陶为推进中印文化交流所做的努力，赢得了印度方面的信任和敬重。在中印学会成立之前，戴季陶就被推为印度国际大学的七人护法（相当于中国的大学董事会董事）之一。1946年波罗尼斯大学赠予他最高学位，1947年印度大学赠予他文学博士学位，两大学均邀请其到印度参加赠予典礼等一系列活动，戴季陶均因身体有病而未能前往。
战时出访印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政府苦于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素知中印文化关系有悠久的历史，于是寄希望于蒋介石派人前往做缓和工作。正因为戴季陶在中印关系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1940年他被国民政府指定为中国国民党代表团团长出访印度。戴季陶于1940年10月19日飞往缅甸仰光，转飞印度。戴季陶一行于1940年11月18日抵达印度新德里，印度方面对戴季陶的来访表现出了巨大的热情。正在狱中的尼赫鲁特地写了题为《一位贵宾》的欢迎文章，文中说：“我代表印度人民，向他敬致热烈的欢迎。……他负着友谊访问印度的使命，也是中印两国友谊日益密切的象征。相信他的这次来访，在促进中印两民族的密切友谊上，收到硕大的效果。”尼赫鲁还在另一篇《印度与中国》的文中，主张以亚洲诸国组成一个东方联邦，以摆脱大国的控制。他对滇缅公路的一度被封锁表示愤懑，建议修筑一条铁路，从中国边界直通印度阿萨密的萨的亚，以便将大量的物资从孟加拉运来中国。
戴季陶在印度进行了频繁而广泛的访问活动。11月10在加尔各答，戴季陶与80高龄、重病新愈的泰戈尔促膝长谈，相见如故。11月28日前往孟买，拜见甘地大师，并在其家住了三天，两人对一些国际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他还曾到尼赫鲁的家中，专程看望了尼赫鲁的妹妹潘迪特夫人（著名女外交家，世界上第一个女部长，第一个驻联合国女大使，第一位联合国大会女主席），并前往阿南德宫拜访尼赫鲁唯一的后代英迪拉。12月9日，戴季陶参观了泰戈尔创办的尼克坦国际大学，该校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泰戈尔因病未能出席，仍写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高度评价了戴季陶的来访及中国抗日的正义战争。称戴季陶“光临鄙校，实为中印两国悠久文化，重新发生密切关系划另一新阶段。……现下，我愈深切的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光荣胜利的渡过当前的困难，中国将以精神战胜侵略的事迹，昭示于现代”。应校方的邀请，戴季陶对国际大学的学生作了题为《中印两国文化兴衰离合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