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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杲饫В旯チ耍笠狄谰衫选J导噬衔夜耐蹲蚀永词鞘志薮蟮模曳⒏奈魅握牌酵嘎叮夜缁嶙芡蹲�2007年超过13万亿,2008年可能超过17万亿,2009年预计20万亿,其中大部分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投资。这些天文数字的投资大部分是投向国有企业,依然解决不了国有企业的困难,投资依然没有效率,并不能增加人民的收入扩大内需,原因是国有企业是一种无底洞,下面还有一个权力阶层在张着大嘴等着呢!这就是我国缺乏内需的原因。在一个高度集权国家里,中央的每一项政策的出台,每一次的改革开放,都成为权力者积聚财富的机会。权力垄断,权富民穷,历史上就是如此。在我国历史上,真正从贫苦农民出身后来作了皇帝的只有朱元璋一个人,由于亲身的体会,他十分痛恨官吏的贪污,非法取夺民财,对贪污官吏处以剥皮实草的极刑。即使这样,他仍不放心,取消宰相,自己亲管六部,然而明朝仍然是我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朝代。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至于对私有制,在我国宪法的多次改革上,都得不到与国有企业的平等待遇。在宪法上1982年还没有提到私有制,到1988年才提出“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2004年提到对私有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其发展,2006年才由国务院发布非公经济36条,对“鼓励、支持和引导”提出具体办法,但是在实行中阻力重重。而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真正能够创造利润,增加税收和增加就业的却是私营企业。据2007年8月27日《中国经济时报》载文《垄断已经为建设和谐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上)》所说,在国有经济垄断迅速增长的情况下,民间经济的经营是十分困难的。尽管如此,占GDP的贡献率仍达三分之二,吸纳新增就业率仍达80%,真正能够产生效率的还是民有经济。
另一个问题,政府对国有土地的出卖对于许多国家来说,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一项重要资金来源。但在我国,出卖土地都是政府机构的扩大,干部的特殊享受,以及各种灰色和黑色收入的重要来源,成为财富向权力集中的另一个重要的渠道。
权力的绝对集中造成的另一个恶果是党和政府机构的惊人膨胀,2007年和2008年人大和政协两会的代表都反映了这个问题。我国的公务员职务消费从1978年到2005年28年中增长了140倍,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从1978年的4%达到2005年的24%,将近四分之一的财政总收入用于公务消费,每一个中国人负担的行政管理费平均从20。5元增加到498元,每一百万美元的GDP负担的公务员人数同外国比较,中国为39人,美国为2。31人,日本为1。38人,中国相当于美国的17倍,日本的28倍。这还是从财政开支的比较来计算的,至于几乎普遍性的贪污腐化的收入更加无从计算,数量更是惊人。
在不改变原有制度的基础上引进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给权力拥有者以前所没有的机会,形成了以权力为中心的财富运动的涡流。所有人民创造的财富都随着这种涡流最后流向权力中心,形成以权力为中心的财富集中的经济体系,从而造成贫富差距迅速扩大。13亿人民的购买力难以提高,严重的失业问题无法解决,内需的缺乏,所有这些都成为改革前那种制度的锢疾。我国经济的发展不能不日益仰赖于劳动密集、资源密集,甚至血汗工资所生产的产品的出口以支持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政府和国内外的评论家都认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必须从以出口为主转变为以内销为主,但是我国这种依赖出口为主的发展经济的方针正如前面的分析,是我国改革前的制度所造成的,要把经济的发展改变为以内需为主,就必须把绝对权力制度变为民主制度,把没有效率的经济制度改变成高效率的经济制度,这种改革是一个方向性的决策,困难是巨大的。
五、重新启蒙——对人类历史的思考
有些马克思主义者要把马克思和列宁毛泽东切割开来,马克思是正确的,列宁和毛泽东是错误的。马克思是要解放全人类,而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却全都违背了马克思的教导,大搞阶级斗争,对人类的文化、知识和经济进行全面破坏。然而他们的阶级斗争并不是自己发明的,而是来自马克思。马克思正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创导者。马克思要造成一个自由联合的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生产条件都要“控制起来”,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绝对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自由自在的社会才有可能实现。马克思设想只有在这样的绝对的专制统治下才能实现绝对的自由。因此,马克思对西方在人类自己的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改进、不断总结经验才产生的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哲人们所发现的科学、自由、民主,予以全面的否认。原因是,在他们的理论体系里,只有在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所产生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
东方和西方的历史说明了完全不同的历史发展方式,东方的农业社会发展出来的是绝对的封建专制统治和为巩固这种专制统治的宗法伦理的统治。每次改朝换代都只能由农民革命来实现,那是真正的马克思所说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但却根本没有历史的进步。西方的历史发展,无论从希腊罗马帝国到中世纪,一直到现代社会并不是阶级斗争造成的,阶级斗争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不是马克思所说的是历史的动力。相反地,从古代希腊开始,就在不断探索自由和民主发展的道路,正是希腊人发现了城邦民主和个人的自由,相信人是“万物的尺度”,才有希腊的科学、艺术和哲学,才为人类建立起人类最早的民主的科学的传统。这种传统在中世纪也没有中断过,以至中世纪的中期就开始了人的解放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才有科学革命对自然和宇宙发展规律的发现和启蒙运动的哲人们对自由、民主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的规律的发现。
原来人类形成社会,并不是要消灭个人的发展和个人的创造能力,个人的兴趣、爱好等等,而是在社会中实现相互合作与协助,以便更好地发挥个人的创造才能和他的兴趣和爱好。因为人类的任何的发明、发现和创造都是个人的才能实现的,自由和民主的社会的产生就是为了最充分地实现个人的努力。康德说的人是目的,不是工具,陈独秀在启蒙运动中所极力宣传的就是要求实现这样的社会,陈独秀所倡导的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是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产生过,而在西方已经成为普遍的伦理道德和法律的基础。从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和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后,三百年来人类社会的迅速发展,人类从仅仅依靠体力操作的手工业社会进入脑力劳动成为主要生产力的机器生产的社会,再进入现在的以知识作为生产力的因素的社会,就是十八世纪倡导民主和科学的启蒙运动的伟大成就。西方国家制度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大的灵活性,进行自我调节,以适应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也就是由于这种制度是全面继承了十七和十八世纪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发现,才有可能不断调节自己的社会制度,为历史的发展不断开拓发展的道路。
我国的改革开放如果要解决它在三十年的长过程中所无法解脱的困境,我们也必须重新启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发现真理、创造真理、推进真理的唯一基础。西方的历史所倡导的自由、民主和科学已经成为全球人类的普遍的思想财富,让我们像当年陈独秀那样,重新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为我国改革的成功,国家和民族的进入先进世界的前列创造条件。
(作者为国家发改委离休干部,90岁)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将革命进行到底》究竟针对谁?·秦立海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著名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长期以来,人们皆认为此文是由国民党蒋介石的求和活动而起,然而从其行文内容来看,却是主要针对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政治立场而发,因为当时真正让毛泽东担心的不是国民党蒋介石的求和,而是革命阵营内部可能出现的分裂。
一、中共对国民党的求和早有思想准备
自1947年3月国共关系彻底破裂后,中共对和谈的态度一直是比较明确的,那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拒绝与国民党重开谈判。
1947年10月27日,中共针对国民党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刘航琛,在宋子文支持下组织和平统一大同盟,并与中共联系进行反蒋活动一事,认为这“完全是在美帝蒋宋指使下来作缓兵计的阴谋”,“我们对于这类阴谋只有揭露反对,借以测验反蒋派别及人物的真伪,唤起人民大众更进一层的觉悟,决无利用拉拢之理”。必须坚持“把中国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警戒和揭穿“停战议和”的“缓兵之计”。注1
1948年下半年,随着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败退,政治斗争日渐激烈,和谈呼声再起。中共中央于7月18日专门发出《关于揭破敌人和平阴谋的指示》,指出:“由于战争失败,人心动摇,国民党统治日趋崩溃,美帝及国民党当局现正准备发动和平运动”,“迫使中共停战议和,借以保存国民党的现有地盘及军队,获得喘息时间,补充休整,然后集中全力击败人民解放军,消灭中共及一切民主力量。”“我们如果不愿意被敌人消灭,就必须把战争打到底,必须不要上反动派的当。”注2
然而,国民党内的求和呼声并没有因为中共的揭露和批判而停止,反而日盛一日,迅速发展成为一场“和平运动”。到1948年底,就连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副总统”李宗仁,甚至“总统”蒋介石,都在公开“呼吁和平”了。12月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