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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勾起了我40多年前的一段回忆——
我工作在东北边陲的一座煤城，这里的政治神经并不敏感，可就是在这里，于1968年7月2日，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在大街的醒目处，有人张贴蜡纸钢板油印的传单，贴传单者自称为“共产主义小组”。其内容是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个人迷信，反对大学停办。并引经据典地说“文化大革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鼓吹人们抵制这个运动。这在当时，不啻于晴空响了一个惊雷，弄得人们如临大敌，当时被定为“6872”重大反革命案件，限期破获。那时公检法已被砸烂，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于是，就由造反派们负责地毯式的排查，各单位、机关、学校、街道都掀起了揭发检举高潮，人人都必须说明白，搞得人人自危，鸡犬不宁。还好，毛泽东思想又一次取得了伟大胜利，不几天案件就宣布告破。人们才如释重负地长吁一口气，敲锣打鼓地庆祝这一伟大胜利，并更加证明了阶级斗争没有熄灭，搞“文化大革命”十分必要。
原来，这个“共产主义小组”是由几个工人和几个学生组成，其主犯为马俊发、王成福（工人），成员有卢雪玲（马之妻）、吕守福、程佳生（66届高中毕业生）、马俊生（马俊发之弟）、闫胜官（矿工）、李国志、宋永安（中学生）等十多人。其中马俊发、程佳生、卢雪玲、吕守福等人贴完传单后自知“罪责难逃”，便从密山国境线越境逃往原苏联。据宣判时称，苏联还为他们提供了电台，让他们在电台上恶毒地攻击“文化大革命”，攻击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实属十恶不赦。后经我国外交途径交涉，苏联将马俊发、卢雪玲等递解回国，但留下了吕守福和程佳生。在国内的当然都一一抓捕归案。
全市召开了万人参加的宣判大会，马俊发、王成福、卢雪玲、闫胜官、李国志、宋永安等六人被判死刑（军管会首长宣判），当场枪决。卢雪玲时值预产期，即将分娩。宋永安只有十六岁。马俊生以下分别被判死缓、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不等。
时过一年左右，程佳生潜回国内，据说是受苏联派遣充当苏修特务，一入境便被抓获，当然死罪难逃，枪毙了事。至此，这个小组只有吕守福一人逍遥法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政策时，马俊生等人均被释放，并都安排了工作。死者平反与否，因未公布，不得而知。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改革开放，到处招商引资，吕守福从俄罗斯回国探亲，据说是他在俄罗斯娶了一个俄罗斯靓女为妻，并当上了一个皮革厂的厂长。回来时市政府曾设宴款待。昔日死囚犯，今日座上宾，因祸得福，让人嗟叹。
我写此信如有不实之处，愿负全责。目的是借用贵刊一角，以读者来信或来函照登的名义均可，让那几个游魂的名字留下一点痕迹，也是对他们的一点安慰。
黑龙江省读者 任振邦
纠错
《炎黄春秋》2009年第7期《文革时期的思想解放先驱》阅后，刽子手们杀害先驱们的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他们的暴行，在《红岩》的渣滓洞、白公馆都找不到；德国纳粹、日本法西斯也成了小巫。
“张志新被杀害之前，被割断喉咙，用一条黑布缠住她血迹斑斑的脖子。丁祖晓被杀害前，因她喊口号，头被埋在一堆生石灰里。她牙关被刺刀撬开，一团棉纱塞进嘴里，当她再次挺立起来的时候，人们只见她脸上粘满石灰，从眼里流出两行鲜血。”（《炎黄春秋》09第7期56页）
从以上文字看，张志新、丁祖晓是两位女烈士。（但57页的文字中写到“反对个人崇拜，丁祖晓烈士更是旗帜鲜明。他对‘忠’字匾、宝书台、五个第一这些个人崇拜的具体形式，给以猛烈的抨击。请看他一张传单……”两次用“他”而不是前页的“她”，丁祖晓又似乎是个男烈士。）
文中提到的贵州烈士马绵征，（文中误为马锦征）这个三十年前贵阳家喻户晓的人物，也是个宁死不屈的女性。
贵州读者 黄育中
封三
詩兩首（大陸）李 銳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
告別淒風苦雨秋，群英奮起創新猷。
呋I帷幄倚民主，科學興衰靠自由。
穩定必須施憲法，和諧切莫逆潮流。
後人鑒察前人事，為政言行應寡尤。
詩中末句引《論語？為政篇》言寡尤。仍感意猶未盡，又吟得四句：
米齡早過壽而康，有幸迎來改革忙。
唯一憂心天下事，何時憲政大開張。
（尾聯取自米齡自壽詩）
李銳 時年九十進三
慶祝湖南日報創刊六十周年
人民喉舌直言難，
天外飛來大右冠。
歪路走完歸正道，
爭鳴監督國長安。
反右邉又校先請笪迨娜耸茈y，為全國報業之首。實現言論自由、輿論監督，社會和國家才能安定，才能現代化，此乃普世規律；馬克思第一篇文章即言此理。茲值六十周年報慶，余為首任短暫社長，回首往事，吟得四句為賀，還望各位同仁續創新猷。
李銳 時年九十進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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