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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和我刚一提出来，便遭到了领导的一致反对；连长老夏连连摆手说不行，并说这是纪律，无论是谁，只要到了工地上，他就要为大家的安全负责，否则出了意外谁也承担不了责任。再说海水有涨潮落潮，真的遇上涨潮了你有潮水跑得快吗？
挖河的大队人马是在我们到达的第三天才全部到齐的，人一到齐，马上开会。连长老夏给大家讲了毛主席号召一定要根治海河的重要意义，以及我们这次任务的艰巨性，大家必须一齐努力，尽快地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重要任务。
这次工期计划70天，开会后大家分好班，大约四十多人一班。事不宜迟，第二天早晨便开工了。
早晨三点半，催促起床的号子就吹响了。我把衣服赶快穿好，拿起工具往外跑，天还没有亮，晨露蒙蒙，到处是湿乎乎的。
我把铁锨放在小车上，推着小车迷迷糊糊地跟在大家后面来到了工地，学着大家的样子把车绊挂在脖子上。这车绊是用麻绳偏成的，两边各有一个套儿，套在车把上，人钻进车绊里边，车的重量压在脖子和肩膀上，人向前一用力，车子便向前走了。
我以前从来没有使用车绊推过小车。这种独轮车推起来必须掌握平衡。可是我推空车都翻车，推装满土的重车简直寸步难行。这样一来，人可有样了。清晨的露水象小雨一样，四周到处湿漉漉的，车轮上车把上全是粘泥，道板上也湿乎乎的，车轮到上面直打滑。我一早晨不停地翻车，浑身上下是一团糟，弄得像个泥猴。
我虽然己经１６岁了，但又细又高，长得像颗豆芽，由于长期挨饿，简直是皮包骨头，根本就没有力气。一米八零的个头儿确实不小，但只有九十多斤的体重却让人难以置信。
我满身泥水，浑身脏乎乎的，终于熬到吃早饭的时候了，我跌跌撞撞地回到工棚，把手上的泥和脸上的脏全洗净，钻进工棚去吃饭。
早饭是三个窝头，有咸菜和粥；中午是五个窝头，晚上是两个窝头一碗粥。每人每天粮食定量二斤半。
晚饭吃过后，我习惯地拿出我的宝贝：一个几乎没有几根毛的牙刷来刷牙。这在我们这里是绝无仅有的。几百个民工之中没有一个人有这种习惯，他们认为自己并没有吃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没有什么可刷的，并不知道保护牙齿的重要性。我没有牙膏，也没有钱买，况且附近也没有商店。我只是用清水蘸着刷，刷完后用清水漱漱就可以了。
通过几天的锻炼，我逐渐适应了推车的姿势，推的土也比以前多一些了。只是晚上吃过饭后，困得眼睛就睁不开了。因为晚上收工时天色已经黑了，每天吃完晚饭就晚上十点多钟了。有时晚上还要学习或者开会，无非是赶进度加油干，每个人分别表决心等等。
每个公社为一个连，连部附近有一个理发室，在这里推头是不要钱的。我很想推个头，新来乍到的，不敢上前去问，只是躲在门口向里张望。
推头的师傅姓李，是西庄人，长得挺精神的。他看见我探头探脑的样子，便招呼我进来推头。我顺从地坐在椅子上，他一边给我推头一边聊天。原来他虽然是理发员，也是以一个民工的身份来这儿的，只不过是比推土轻松点儿。听说我只有十六岁，很是谅讶，我讲了顶替爸爸来这里的情形，他理解地点点头，很快头便推完了。
工程任务越来越紧，气氛也越来越严峻，大家互相监督，谁也不许少干偷懒，每人每天的任务必须完成，谁干不完就别想吃饭。
每天收工回来，两条腿像铅块一样重，我每次走到工棚门口，都要扶着门框才能把腿抬起来；工棚内比外面要凹许多，为了防止雨水流进来，门口用土堆了一个埂，这样一来更显得工棚里外高低相差不少。
活儿越来越累，这时我要进工棚，只得用自己的双手抬起大腿来，这样才能跨进工棚。因为两条腿都要用手抬，哪条腿不抬就迈不进去，所以动作格外显得慢腾腾的。有的民工等的不耐烦了，在后边一边催一边骂。
有一天，晚上我收工后正要进工棚门，刚刚抬起一条腿，后边的人早等急了，抬起一脚踹在我屁股上，我人早己失去平衡，一下子向前栽去，工棚门口外高内低，我摔的不轻。不仅弄了一身泥，右肘下部碰在工棚里的铁锹上，磕出一个三角口子，鲜血不断地往外流。
我爬起身来想要同他理论，还没有开口，那边早已骂出了声：“臭地主嵬子，你还敢挡横是怎么的？别说踹你一脚，就是打死你也没有人敢哼一声！”我不顾一切地冲上去，豁出命来也不能受这窝囊气。三叔在旁边死死拉住我，一边骂我不懂事，一边向那人赔不是，好象错误出在我身上。
真没想到，离开家几百里地远了，本以为可以痛痛快快地干活儿，不再受龟鳖气；没想到在海河这儿干活还要受气，难道我们这些人真的无路可走了吗？
胳膊上的伤口还在不停地流血，我满身污垢，如果伤口感染了后果不堪设想。我强压下怒火，决定先去找医生给伤口上点儿药。
水银中毒
水银中毒
每个连部都有一个卫生室，可以为伤病员进行初步的诊治。
我来到卫生室，向大夫说明了情况。大夫是个胖胖的中年人，姓黄，是宫村镇的一名赤脚医生。
黄大夫见我进来，询问了一下情况，便说自己医术如何如何高，任何病都能手到病除，没有看不好的病。我随声附合着，心想快点儿看吧！只要快一点儿，我就谢天谢地了。收工回来，到这时候了我还没有吃饭，肚子早己饿得咕咕叫了。
黄大夫让我抬起胳膊让他看伤口，我高举起右臂，伤口还在不停地滴血。他看了看黑乎乎的胳膊，皱了皱眉，对着伤口吹了两下，拿起一个镊子，夹起一个棉球，我以为他要沾点儿酒精消毒，谁知他却直接沾了红药水，照着伤口涂了两下；我问他为什么不消毒，他不耐烦地摆了摆手，随手拿起一个碘酒瓶子，对着我的伤口倒了一些，随后说：“行了，这回也消毒了，也消炎了。”
我用左手扶着右胳膊上的衣服袖子，走回了工棚。没想到回去一看，什么吃的都没有了，既没有窝头，也没有一口粥。我拿着碗想去伙房要点儿吃的，伙房的大门紧闭，大师傅们早己熄灯睡觉了，明天早晨他们还要起早做饭呢。
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工棚里，肚子饿得前心贴着后脊梁。干了一天的活儿，却要饿着肚子！由于活儿太累，每天二斤半的定量根本就不够吃。我受伤先去看病，谁还管你吃饭没吃
饭，自己先吃饱了再说。
躺在床上，我翻来复去睡不着，越睡不着越觉得肚子饿得厉害。我爬起身来，到外边喝了好多水，肚子撑的鼓鼓的。我躺在床上，这下可闲不住了，每隔一会儿就要去一次厕所，折腾了一夜，一点儿觉也没睡。惹得旁边挨着我睡觉的人直唠叨。
工棚内夜间是没有灯的。我每次去外边都要用手摸着一点一点地往外蹭。有时黑灯瞎火地摸到别人头上，惹得人家直骂。
早晨上工时，我的头晕乎乎的，有些直想吐，很恶心，还有些发烧。我心想：千万别病倒了，不就是饿了一顿嘛，也不至于这么松包呀。
坚持了一天，身上出的汗湿透了我全身的衣服，上衣紧贴在背上，晚风习习吹来，冷得浑身发抖。我用手摸了一下额头，滚烫。心想：糟了，这下真病了。怎么办？
等我走回到工棚，身上的湿衣服己经被秋夜的凉风吹干了。衣服硬硬的，上面结成了一层白色的盐。衣服上的汗迹一圈一圈的，像是大海中不规则的小岛。
我接受上次的教训，先吃完饭，然后强支撑着身体去看医生。
黄大夫听我介绍完情况，用手摸了摸我的脑门儿，说：“没事儿，这头痛脑热算什么”。我问他发烧会不会影响明天干活儿。他连声说：“不会，不会。咱们这儿上级有规定：不许出一个病号，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住医院。谁也不许泡病号。”说完，又往我右胳膊的伤口上涂了许多红药水，然后拿碘酒瓶子往上面倒了些碘酒，挥挥手说：“行了行了，再上两次药就全好了。”
我强支撑着身体，回到了工棚，一头扎在地铺上，昏昏沉沉地睡去。半夜，我突然觉得头仿佛要炸开一样疼，胸口好像在冒火。我用力爬起来，喝了几口水，觉得脖子两边有些别扭，用手一摸，才发现脖子比原来粗了许多，是两边的淋巴腺发炎了。
拂晓，上工的哨子吹响了。我烧的迷迷糊糊的，一夜似睡非睡，一爬起来，头沉得很，浑身像散了架一样，一点儿劲也没有。但不去上工是绝对不行的。我挣扎着拄着铁锨，跌跌撞撞地走出工棚，继续干活儿去。
就这样，我用顽强的意志又坚持了一天。头一直昏沉沉的，也不知这一天是怎么熬过来的。晚上我去找黄大夫，他二话没说，照旧给我上的是红药水和碘酒。
回到工棚，我躺下以后，只觉得头越来越疼，脖子与腋下，大腿根处全都是又红又肿，浑身难受极了。
半夜，我烧的嘴唇起了大泡，很想喝两口水，但用了几次劲儿也起不来。没办法，只得原地不动，由于头晕恶心，晚饭只喝了两口稀粥；自己也觉得很奇柽，干了一天的活儿，怎么那么饿却吃不下去呢？
生死之间
凌晨上工吹哨的时候，我隐隐约约地听见班长在招呼我的名字，让我上工去。我只觉得他的声音越来越远，渐渐地消失了。似乎有人在我身上踢了几脚，但是我己经没有什么疼的感觉了。
不知是什么时候，一阵剧烈的疼痛使我睁开了双眼。我看见黄大夫手里拿着一根针，我知道他刚才肯定扎了我的人中穴。我平时爱看医书，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