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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海德里希的一生是层出不穷的谋杀：谋杀那些他所不喜欢的人；和他争夺权力的人；他的对手以及被他认为不可靠的人；他的一生也是不绝如缕的阴谋诡计，它们正如谋杀一样险恶，而且用心叵测，更为狠毒。人的生命之光在海德里希眼中毫无价值，要是谁干扰了他的争权夺利，他就无情地使他灭亡。他的邪恶不只是机会主义者邪恶的欺骗，而是一种恶魔式虚无主义。他的罪行不是抑制不住的冲动的结果，而是由一种极高的智力所决定。这种智力完全不受良心启示的影响。希特勒把海德里希称为“铁石心肠的人”不是没有缘故的。有一句老话说：“好事糟了就变成坏事”。一个寻常的人总不能那样为非作歹无所忌惮，只有一个才智超群的人才能犯下这样滔天的罪孽。他的罪行不是为了某种伟大的事业，而是纯粹为了他自己的个人利益所犯下的。他毫不关心德意志帝国是否强大，他所追求的只是自己的权力。他没有为德国人民效劳的愿望，他只有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
1934 年4 月，稳坐“党卫队中央保安局首脑”宝座的这个男人是个性怪僻、使人着迷的人。他的个性、作用的重要性、活动范围之大以及他的无数罪行和由这些罪行而引起的恐怖足以说明，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
这个人所担负的可怕职务要求他神经紧张，因而容易失去自制力，他甚至经常会大发雷霆，怒不可遏并威胁他的下级。不过这种情况只是在他的工作范围内发生。在他窄小的个人小天地里，他非常嫉妒他的妻子，一位冷若冰霜的美人儿，她怂恿丈夫“向上爬”，以此得到她不可缺少的奢侈生活。他对她不放心。为了证实她的忠诚，他派人监视着她。他同样嫉妒他的反对者和朋友们的成就。他追求的是影响、权势、荣誉、金钱，他一定要得到第一把交椅，他已经作好一切准备来获得它。
他的口号就是“一切听从长官”。为了进行控制，他在主要共事者当中挑动这一部分人去反对另一部分人。他利用他们，但是当他竭尽全力从他们身上捞到好处之后，就把他们一脚踢开，甚至同他一起工作的，在他看来非常能干或虽然贪图功名，但是不会成为他的竞争者的那些人也难幸免。为了使他们互不受害，他用纳粹方式建议了一种相互监督制。
海德里希这个无视道德的玩世者，既不相信友谊也不相信同志精神。他时常放声大笑，嘲弄这种温情。他毫不相信对整体的自觉忠诚，只有一个关系他认为可靠的，那就是了解别人的秘密。所以他发现并把身边僚属们的一切隐私和第三帝国领导人物的一切隐私，看成是无比重要的事。他认为知道这种事会使他对自己同类人物获得真正的管辖权，并且将间接地通往权力之路，控制政治事件之路畅通无阻。他无所顾忌地承认他是从苏联那里抄来的这种制度。
纳粹德国的许多领袖人物都知道海德里希在搜集一套能证明别人有罪的材料；因此人们对他又恨又怕。因为谁也不知道他发现了什么东西，而人人都多少有些需要隐瞒的东西。他轻易就能使那些在纳粹执政以后飞黄腾达的投机分子陷于恐怖状态。犯一个小错误，接受礼物、从前一件小小的不检点，这些都足以使一个人受良心的谴责，惴惴不安，唯恐失去纳粹党的恩宠。由海德里希一手操纵的那些秘密档案，是整个第三帝国中最令人畏惧的文献资料。
秘密档案无所不及，赫尔曼·戈林的阳萎，罗伯特·莱依的非雅利安人出身，库尔特·达鲁格的精神恍惚，马丁·博尔曼曾被判过刑，维瑟夫·戈培尔和捷克电影女演员丽达·巴罗娃的桃色事件，而巴罗娃“种族不纯和性生活腐化”，所有这些情报都记录在编辑细致的笔记本、书信、照片和录音带上。其中包括希姆莱的书信和窃听来的谈话录音，证明希姆莱保护了犹太商人戴维·海曼，海曼娶了希姆莱叔叔的私生女为妻（此系事实）。这些材料在海德里希同希姆莱的关系中占着特殊重要地位。
就连希特勒本人也摆脱不了这种体系的注目。可以说，海德里希是“研究希特勒的人”中最早的一个，并且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找出他的主子过去生活中一切细微末节。在这方面他十分成功，因为他在慕尼黑有一个特别亲信的特工人员，这个人的唯一职责就是去寻求希特勒早年同事和老友们的信任。这个特工人员把这个任务完成得十分成功，特别是在几次豪饮的酒席上，这个人从那些毫不怀疑的牺牲者口中得到了一些极有价值的材料（而那些牺牲者口中的大多数人本来都像憎恨瘟疫似的恨海德里希）。海德里希搞的那份希特勒的档案对将来任何一个为希特勒写传记的人来说都是无价之宝。
提供这些材料的那些老人，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过希特勒的军士长的玛克斯·阿曼。从纳粹运动初期到本世纪20 年代末一直是希特勒的最亲密的朋友的艾米尔·莫里斯，另一个也是他密友的赫尔曼·埃塞以及希特勒的著名的私人摄影师霍夫曼等。霍夫曼和希特勒的关系从很早就开始了，当时希特勒因为自己的外甥女吉莉·拉包尔之死而患失眠症，经常和霍夫曼辩论到深夜。此外还有克里斯蒂安·韦伯，这也是一位希特勒的早年老友，他是有权利和希特勒谈话时不称“您”而称“你”的少数人之一。与他分享这种特权的只有几个人，他们是弗立德里希·韦伯博士、克里贝尔大使、冲锋队罗姆将军和一个姓施密特的战时老伙伴。所有以上这些人谁也有没想到套自己话的人是海德里希所派的特工人员。
他暗地里进行着各种剧烈的斗争，一心想的是一个“权”字。而他偏爱匿名却是出于一种自卑感之故。
他的部下几乎从不称呼他的名字，他们叫他“C”——一个古怪的绰号，只有了解他家庭秘密的人才知道这个绰号。他不敢正视他的对手，尽管他具有野兽的本能，也不敢正面攻击他们。他内心的活动同纳粹原则是完全一致的，这就使他成为党卫队的种族论和行动准则的思想家、理论家和宣传家。对他说来，首脑就是先知，他可以发布命令。可以为一切辩护。因此，由他领导的党卫队保安处的任务，不是去监视党卫队的“行为是否检点”，而是去监视它的“主义是否合乎潮流”。这个杀人犯经常戴着道德家的假面具。
海德里希耐心地在他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八号的办公室里编结着覆盖整个德国的巨大的蜘蛛网。对此需要花上五年时间，这五年将把德国引向战争的边缘，一些目光敏锐者早在1934 年就已经看到地平线上已闪烁着战争的火花。
第二节戈林发现：冲锋队的发展危及他的存在
在为希特勒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冲锋队立下了汗马功劳。第三帝国的实权落入希特勒手中后，冲锋队的举动却使希特勒愈来愈不能容忍。
冲锋队头子罗姆从来就不掩盖自己的倾向。他说：“我事先说清楚，我不是个善良的人，也不指望跟善良的人为伍。”他反对国家试图“通过法律以调节人类的本能，或将其引向其他轨道”，并针锋相对地提出里查德·瓦格纳的话：“狂想、狂想，到处都是狂想！”他还傲慢地对一位知名的民族社会主义人士的抨击进行反驳。他私下跟柏林医生海姆佐特博士说：“我跟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先生这个愚蠢的道学运动家势不两立。他的文章首先是指向我的，因为我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由此您可以看出，‘人们’和我在一起就非得习惯于民＇族＇社＇会主义＇圈圈的这种罪恶特性不可。”
自从罗姆告发一个名叫赫尔曼·西格斯蒙德的柏林舞男偷窃他一只箱子后，他那伤风败俗的本性就在法院里无人不知。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25年1 月13 日晚，罗姆在柏林马里恩俱乐部邀西格斯蒙德喝啤酒，接着就按惯例子那种见面叙谈之后少不了要干的勾当。西格斯蒙德的供词说：“在我们还穿着衣服坐在旅馆房间里的时候，罗姆先生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香烟盒，我发觉有一张纸条掉在地上，就把它拾了起来。约莫半小时后，我离开旅馆的房间，因为罗姆先生要求跟我进行一次令人恶心的性交被我拒绝了。到了街上，我才看清楚，我在房内检到的纸条是罗姆先生的一张行李票。”西格斯蒙德领取了这只箱子，发觉里面装着一包令人讨厌的信件。
希特勒也不是不了解罗姆的本性，但他执拗地认为，这纯属个人私事。罗姆刚就任冲锋队参谋长职位，冲锋队全国最高领袖希特勒就在一项命令中通知党：冲锋队“不是培育名媛淑女的伦理学院，而是一支骠悍战士的队伍”，他认为控告“纯属私人范围”的人所难免的习性，是“要求过于苛刻，而予以彻底、严厉驳回”。
罗姆寻欢作乐决不仅限于“私人范围”。冲锋队里的心腹队员为他们的参谋长四处寻觅合适的对象，并且只要罗姆的一个宠儿流露出不忠实的迹象，冲锋队的行动队就棍棒交加地把他活活揍死。商店职员彼得·格兰宁格从1928 年起就是罗姆的男宠，并为他奔走物色对象，被安插在冲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