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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办法就是雇用一位能够担当此任的外国人。” 在农业部看来，“从任何方面来说，特劳布都是合适的人选。”于是我们就看到了1958年农业部备忘录中“有关埃里希•；特劳布博士的雇佣说明”，这份文件轻而易举地抹掉了特劳布在二战中的行径，还特意强调了特劳布的“创新性、科研能力以及作为一名研究者的综合能力”，并说这些都是在洛克菲勒研究院中锻炼出来的。
普拉姆岛的创始人威廉姆•；黑根博士（William Hagan）写信推荐特劳布担任普拉姆岛的首席科学家。他说：“我希望你们能够尽一切努力争取到特劳布，他在战前和战后德国的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作为康奈尔大学兽医学院的院长，黑根博士在描述特劳布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时非常有选择性。最终拍板定音的则是特劳布的美国朋友，即他在洛克菲勒研究院时的老板理查德•；肖普博士（Richard Shope）。他指出，特劳布是“认真、技巧高超、硕果累累又具独创性”，“世界上最棒的滤过性病原体学者之一”。肖普博士对特劳布在战争中的评价也是轻描淡写的：“战争期间他在德国，为德国军队服务。”
但是，特劳布并没有接受农业部的邀请，而是继续留在德国，不过他倒是常常访问普拉姆岛。1960年，由于有人怀疑他涉嫌财产侵占，特劳布被迫辞了主管之职，但还是陆续做了三年的实验室研究之后，最终离开了德国，谋求更好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倍受尊敬的罗伯特•；肖普博士（Robert Shope），理查德•；肖普博士的儿子，在一次出差到慕尼黑时，顺路看望了特劳布。当时，特劳布已退休约10年了。“我跟特劳布共进晚餐，一起回忆了旧日时光。”肖普说，“当时，他看起来非常糟糕。”1985年5月18号，埃里希•；特劳布在西德去世，时年78岁。
这个唯利是图的纳粹生化专家曾服务于三个不同的势力：纳粹德国、前苏联和美国，但他却从未因战争罪而被调查过，也因此躲过了对他在战争年代行径的任何质疑。时至今日，他的某些所作所为已被公开，但是，其主要部分却被美国军方和中情局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束之高阁。不过，从有限的资料中，我们已经能看出事情的大概了。
第一部分莱姆病
“我开始觉得自己像是用玻璃做的，被人用棒球棒狠狠地从头到脚打碎了。” 史蒂文•；诺斯特姆（Steven J。 Nostrum），这位核工厂的保安回忆说，“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感受过这样撕心裂肺的痛苦。”他的手已经扭曲变形，声带也变薄了，完全无法说话，左侧身体也已麻木。和1975年老莱姆镇那些孩子一样，风湿病专家对他的诊断也是错误的，他们都被诊断为风湿性关节炎。其实，除了关节炎，他们都还有神经学上的病变。史蒂文的情绪很不稳定，有时候平静，有时候又很狂怒，会不自觉地大声叫骂。对光线的敏感使他像个囚犯一样呆在家里，整天拉着帘子，不能开灯。对他来说，噪音就像放大了100倍，任何轻微的声音都成了酷刑。他咳得很厉害，折断了三根肋骨，并咳出大量血块。当他告诉医生，他怀疑自己被误诊、而真正的病因应该是莱姆病时，医生甚至还取笑他。但是，史蒂文的妻子是注册护士，在她的帮助下，他发现自己与莱姆病40个症状中的38个相符。检测结果显示，他身上的伯格疏螺旋体病毒剂量是全纽约州最高的，然后他住进医院，进行静脉抗生素治疗。但是，根据另一个患者的说法，用口服或静脉注射抗生素治疗莱姆病，就像“用易拉罐装水去扑灭森林大火”一样，徒劳无功。
被蜱叮咬后，开始的6个月病症不太明显，但再过5个月后，症状就会显现出来，因此静脉注射的抗生素剂量就要加大。史蒂文回忆说：“我记得我对家庭医生说，‘医生，你知道，我快要失去意识了。’”他的心脏已经进入了垂死挣扎的阶段，不能再承受大剂量的化学药物。他开始什么都不在乎了，决定用尽他所剩不多的一点力气再做点儿事，这是他最后的希望。作为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他已经在自己教区的教堂里服务了25年，他决定更好地利用最后的这点力量。
“我再也不能说话了，关节的疼痛令人无法忍受，而手指则疼得想把它切下来。我向上帝祈祷，‘如果不能说话，我还怎么布教呢？’这时，我听到上帝对我说，‘你还有打字机，你可以打字啊！’我只剩下左手小拇指还能活动，而我又习惯用右手。”但他没有放弃，他开始用指头一下一下地按，把他想到的点点滴滴都锹枷吕础５彼打第一个字母“我”时用力过度，打字机掉到了地上。？0岁的我哭得像个孩子，却又发不出任何声音。”他说。但他最终还是写成了一封信。“这是我有生以来写过的最谦卑的一封信。” 这封写得歪歪斜斜、磕磕绊绊的信，史蒂文以为没有人会读，但是安•；兰德斯（Ann Landers），这位全国闻名的专栏作家不仅读了这封信，还发表了它。
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了。他接到了莱姆病患者及其家人打来的成百上千的电话，他们都能理解他遭受的痛苦。受到这些鼓励，史蒂文开始帮助别人，再说这样也有助于自己的恢复。他在自己家里的地下室成立了全国第一个莱姆病帮助团体，并每月开办一次活动。通过这个组织，他发布时事通讯，出版录音带，分发宣传品，还在有线电视台开办了一个在全国范围内播出的节目，每月一次。他还在市政会议、教堂、学校演讲，并且在一次美国议员针对莱姆病召开的特别会议上作证。
“虽然我已为基督教部门服务多年，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地感到此事的重要性。”史蒂文说，“而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真的认为应该挖掘此事的真相，不是从政治角度，而是站在教育和预防的立场。”对莱姆病的钻研，将把他带入一个更令人惊讶的领域。
美国司法部建立了名为特别调查办公室的部门，用于揭露纳粹战犯，以及隐藏在美国内部的纳粹分子。律师约翰•；洛夫特斯（John Loftus）于1979年被这个机构所雇用，对此展开调查。在尘封了35年的秘密卷宗中，洛夫特斯发现了美国战后招募纳粹人员的黑幕。1982年，他公开挑战政府的错误行为，并告诉《60分钟》（60 Minutes）栏目：美国国务院和中情局曾经保护和雇佣过纳粹高级官员。
“《60分钟》栏目获得了艾美奖。” 洛夫特斯说，“但我的家庭却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当洛夫特斯出版了自己的著作《白俄罗斯的秘密》（The Belarus Secret）之后，就有间谍劝他把手稿交给政府进行审查，删除敏感的部分以保证国家安全。另外这些幽灵般的人物还交给他一些秘密卷宗，告诉他一些内幕故事。通过这些线索，洛夫特斯查到了奥地利前总统、担任过联合国秘书长的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也曾是纳粹分子。洛夫特斯披露，在二战期间，瓦尔德海姆曾是德国军队的一个官员，并在南斯拉夫犯下了很多罪恶的勾当 。经过这样的曝光，瓦尔德海姆终于在国际舞台上消失了。
在《白俄罗斯的秘密》的前言里，洛夫特斯讲到了他通过自己的间谍网络搜集来的一些信息：
更让人懊恼的其实还是那些来到美国的纳粹德国细菌战科学家，他们曾经用蜱试验那些病毒，然后通过飞机投放这些携带罕见病毒的蜱。根据我所掌握的资料，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曾在普拉姆岛上进行过这种有毒蜱虫的实验。绝大多数有关细菌实验的记录都被销毁了，但是有一份美国的顶级机密文件证实，当时确实有“秘密攻击农作物和动物”的事情发生。
自1949年从前苏联的控制中逃出来后一直到1953年，埃里希•；特劳布一直为美国的生化细菌项目工作。我们知道，他和德特里克堡实验室的科学家，及中情局的工作人员谈过这个问题。而当时，他为美国农业部工作，所以，他曾在1952年定期和谢安博士通话，后来还曾三次亲自到普拉姆岛。一次是1956年的贡献日，另外两次分别在1957年和1958年的春天。谢安曾明令禁止任何外部人员到访普拉姆岛，但是特劳布的几次访问都是经国务院特批的。
在国家档案馆三份关于美国农业部的文件中，有两份标为“蜱研究”，另一份则标有“埃里希•；特劳布”的字样。但装这三份文件的袋子都是空的，上面厚厚的尘土说明自20世纪50年代被尘封以后，至今都没有被打开过。
虽然这听起来非常荒谬，但在那个年代，进行秘密的室外生化细菌实验其实是非常普遍的。1952年，军队参谋部的领导成员一致认为：“应该进行有组织的、大规模的生化武器实验项目，各个感兴趣的机构都可以参加。”当年的晚些时候，在一封写给国防部秘书的信笺上这样写到：“我们应该在德特里克堡、普拉姆岛等地区建立相应的设施，进行生化实验，还应该开辟一座岛屿作为实验基场”。那么，这个实验基地是不是就是普拉姆岛呢？一点也没错。当初军方在检测普拉姆岛在冷战中的作用时，就把当地的风速、风向制成了图表。他们非常惊喜地发现，岛上的风是吹向海边的，而不是吹到相邻的陆地上。
当时“感兴趣”的机构之一就是美国农业部，它在中西部建立了很多实验点，研究危害农作物的喷剂在空气中的传播问题。驻在德特里克堡的特别行动组曾做过“易受攻击性程度实验”，工作人员携带着装有沙雷氏病菌的手提箱游走在华盛顿和旧金山。这种病菌就是由特劳布的上司、纳粹德国细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