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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组联合政府根本不在考虑之列，蒋欲逼和之心，已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毛泽东在重庆一住四十余日，蒋毛会见时间不长，正式商谈五次。欢迎晚宴时，蒋介石一身戎服，胸前勋章耀眼，似乎是向毛显示他是最高统帅。蒋氏夫妇以茶会招待苏联大使彼得罗夫时，请毛作陪；又邀毛与美国大使一起吃午饭，似乎是向毛显示他有美苏两大国的支持。蒋以声势慑毛，显然无效，穿土布中山装（即列宁装，后来又称毛装）的毛泽东，绝不屈服，使蒋“脑筋深受刺激”。十月十日临行前毛要求宿于林园，翌晨共进早餐，但话总不投机。毛离去后，蒋散步林园一周毕，于记事批阅公文之余，“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也！”（前引书，页二六八八）
蒋介石在“统一军令政令”的底线下，根本不会允许解放区与八路军的存在，也不会同意重起炉灶，组织联合政府来完成军令与政令的统一。在此情形下，和谈不可能谈出任何可行的结果。毛泽东同意缩编若干军队，退出若干解放区，只是表示一点诚意，距离蒋的要求尚远。国共重庆和谈后所签订的《双十协定》，明眼人一望可知，不过是装点门面，根本问题并未解决。
唐纵在日记中透露，蒋介石说毛泽东本欲趁日本投降占领华北，因来渝谈判而未成。（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五九一）事实上，在和谈期间，美军出动陆战队助蒋占领华北。就蒋而言，此次和谈的真正收获乃是达到缓兵之计的目的，使蒋军获得宝贵的时间，由美国海空联运送部队到华北。不过，“毛”翁失“土”，却在统战上大有收获。毛泽东、周恩来一行以贵宾身份抵达重庆，逗留将近七周之久，周旋于各界人士之间，往往侃侃而谈，时时心心相印，赢得无数同情与支持，而毛氏一曲《沁园春》咏雪词，“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气势不凡，使很多士人倾倒。
蒋介石于重庆和谈期间，已秘密分发在江西时订定的原《剿匪手册》，准备展开军事攻势。同时授意张治中密电胡宗南，谓：“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做具体谈判，如彼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中共代表团关于张治中向胡宗南传达秘示致中央电》）事有凑巧，《双十协定》签订前二日，一架国民党运输机迷航，降落在太行山麓的共区，查获编号为三二五一代电的蒋致阎锡山密件，附《剿匪手册》两本，泄露了“剿匪”的天机（见叶永烈《毛蒋争霸录》，页四二八），《双十协定》签订后，蒋失望之余再密令各军努力进剿，想以饿虎扑羊的兵力，完成军令与政令统一之任务，不宣而战的国共内战实已爆发，但是进展迟滞，并不如蒋氏想象那样容易克奏肤功。
中共于日本投降后，虽知美、苏两大国均支持蒋介石，仍然不肯屈和，继续强硬抵抗。软的不吃，硬的也不吃，不仅出蒋意料之外，也出美国人的意料之外，还误以为斯大林与毛泽东有什么默契呢。其实斯大林得到满蒙利益后，很愿帮蒋的忙，只是对在华美军感到疑惧。斯既对毛冷淡，毛自亦不必买斯之账。一时之间，瞧不起秦皇汉武的毛泽东同时与蒋介石、斯大林、杜鲁门对抗起来了。
支援蒋介石的在华美军，旁观者清，很快看到蒋军不可能迅速解决共军，遂怕被卷入中国内战。更何况中共已对美军助蒋提出抗议，苏联也要求美国自华撤兵，杜鲁门基于中国统一的原则，武力统一既不可能或代价太大，只有回到和平统一的日程上来。要和平统一，国共又必须要回到谈判桌上来。美国不得不再度扮演仲裁的角色。赫尔利大使的亲蒋反共立场既过于明显，又与国务院在反共问题上搞得很不愉快，遂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辞职返美。杜鲁门乃特命马歇尔以总统代表赴华调解国共争端。当时，马歇尔在美国的地位仅次于总统杜鲁门，而声望或更过之。美国派出这样一位重量级的人物来做调人，可见对国共问题的重视，以及要维护美国对华政策之心切。
马歇尔于一九四五年年底飞抵重庆，带来的不仅是马氏个人的声望，还有“胡萝卜与棍子”（ｃａｒｒｏｔ ａｎｄ ｓｔｉｃｋ）——如果听话，不打内战，和平建设，美国将提供大量经援与军援；若不听话，则停止一切援助。蒋介石对马歇尔原有顾忌，因他与史迪威私人关系甚笃。马歇尔固然不至于以私害公，但他绝非亲蒋之人，更不会赞同蒋之个人独裁和一党专政。民主的联合政府，依马歇尔之见，乃理所当然之事，也是和谈必需的先决条件。蒋必须依靠美国，并无拒绝马歇尔调停的余地。蒋之法宝无非是强调中共乃苏俄之附庸，以迎合美方对俄冷战的心态。不过美方则认为，若国共不能合作，导致内战，反而失去以中国牵制苏俄之实力。（参阅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Ｃｈｉｎａ Vｏｌ．1，Ｐ．６—７）
马歇尔与国民党代表张群、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组成三人小组，经过六次会议，于一九四六年元月十日获致停战协议，于十四日零时生效。同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终于在国民政府大礼堂召开。（此会议之得以召开，实由于美方之压力，见Ｂａｈｉｔｅ，Ｈｕｒｌｅｙ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licy，Ｐ．１８６）出席代表除国共两党之外，还有青年党、民盟和社会贤达。
政协一直到月底才闭幕，中共在民主党派与自由分子的支持和合作下，颇占上风，诚如唐纵所说：“在政治协商会，政府好似在受裁判，其屈辱难堪，令人难受已极，但又无可如何。”（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五八Ｏ）最后通过五项决议，虽于国府委员名额有所争执，但重要的是确定政府改组，结束一党专政。蒋介石在开幕式上宣称他将接受政协的决定，他在闭幕式上更讲得甚是冠冕堂皇，声明拥护政协订定的《和平建国纲领》，愿以“保障民主自由为职志”，以“建立法治国家为目的”，甚至说今后的政府要由各党派的中坚分子以及社会贤达，共同来负责，说是“建国的重担，既不是国民党一党的责任，更不是中正个人的责任”，最后还说：“今后中正无论在朝在野，均必本着公民应尽的责任，忠实的坚决的遵守本会议一切的决议。”（蒋介石致词全文见重庆《中央日报》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话说到这里，毫无疑问，蒋介石已遵从政协的民主自由决议，愿意结束一党专政，改组联合政府。（参阅 Ｖａｎ Ｓｌyｋｅ，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Ｃｈｉｎａ，Ｖｏｌ．１，Ｐ．２４）当时在场听蒋致词的人，很难怀疑他的真诚，以为内战可免、民主在望。但事后看来，讲词中所谓“中正个人从幼年起，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平生的抱负和事业是只知献身于国民革命，以期救国救民”，语气已见矫情，而言外更有一段别含深意的话：
我相信，我们国内此后不会再有私有的武装军队、分立的地方政权，来妨碍政令与军令的统一。否则无论如何高唱民主，而事实上所表现出来的必是各行其是的假民主，甚至完全是反民主的行动。
在此他暗指中共党军（私有武装）与解放区（地方政权），妨碍了政令与军令的统一。换言之，中共如不交出军权与政权，则政协所标举的民主是假民主或反民主。他拥护他认为的真民主，自无义务顺从“假民主”。就此而言，他要中共投降的基本立场，并未改变。问题在于他把中共的武力定位为党军、是私有的，而把他自己的嫡系军队以及国民党党军视为整个国家的军队。事实上呢，国共两党是各拥有“武装军队”的政党。叶公超曾向蒋介石提及，英国人问起国民党政权既从武力取得，何以中共武力即为罪恶？蒋介石的答复是：“吾人推翻清帝制与军阀割据，不得不有武力，今无此目标，自应不能私有武力。”（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五六八）他应想一想，清帝制与军阀割据之所以被“推翻”，由于封建腐败不得人心，而此正是当时国民党一党专政重蹈覆辙的弊病，共产党正可以此理由，拥有“私有武力”来推翻国民党专政与蒋介石的独裁！
若知蒋氏真正的意图之后，始能理解为何他于公开尊重政协决议之余，不仅不付诸实施，反而反其道而行之了。唐纵的日记已经承认，蒋介石在“国际要求”下，不得不召开政协的，并非心甘情愿，认为“此次政治协商会议是失败的”，是一种“屈辱”（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五七八、五八Ｏ、五九一），美国人也早就清楚明白，蒋介石一心一意要以武力使中共屈服。他们说蒋挟持了中国成为一个民主而富裕国家的一线希望。（参阅Ｕ．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１９４４—１９４９，Ｐ．９０； Ｈａｙｆｏｒｄ，Ｔｏ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Ｐ．２０５）
更不幸的是，政协开会期间，大批特务多次前往捣乱，侮辱出席代表。政协的民主同盟代表黄炎培与张申府的居处，被便衣人员侵入骚扰，民盟提出严重交涉，请求查究，国民党代表孙科以政协主席资格，表示道歉，但特务仍未收敛。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上午九时，近万群众在重庆较场口庆祝政协会议成功时，特务又来闹场，高声喊打，大会总指挥李公朴、政协代表郭沫若、马寅初、施复亮等被殴伤，造成流血的暴力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