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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也就不存在考大学的问题，既然不存在考大学的问题，当然也就更不存在考哪个大学和考什么专业的问题。
不用考大学的欧阳健参加了学校的红卫兵团。其实那时候他们人人都参加了红卫兵团。在那种氛围下，人人都是积极分子。许多年之后，欧阳健感悟，人有时候是受氛围制约的。
欧阳健他们戴上了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题写字体的“红卫兵”袖章。袖章是鲜红的，袖章上“红卫兵”三个字是金黄的。与国旗的配色一样，于是，整个国家都进入了一种崭新的令人亢奋的状态。
欧阳健还翻出许多年前的红领巾，请父亲单位道具组的陈阿姨做了一个毛主席语录包。又向妈妈要了四块钱，买了一件看上去有点像军装的草绿色上装，再花一块五毛钱配了根中间带五角星的武装带，参加了革命大串联。
刚开始他们串联的路程还比较近，也就是从重庆到成都，再从成都回到重庆。后来跑的比较远，主要是到红军长征曾经走过的革命道路，到达一个一个革命圣地。他们有时候乘车，有时候干脆就真的学着当年红军的样子徒步行走。打着红旗，唱着歌曲，看见对面来了一队红卫兵，也不管他们是哪路人马，立即就要高呼口号，“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对方也呼喊同样的口号，欧阳健当即忘记了疲劳。其实疲劳了也没有关系，疲劳了他们就唱歌，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欧阳健就是在长征途中与倪和平走到一起的。走到一起的直接原因是他们俩都识谱。其实他们俩都是二中的，而且是一个年级的，以前也算是认识，或者说是面熟，但是不是很熟，因为他们不是一个圈子的，并且他们这两个圈子的人之间互相还有点看不起对方。当初重庆二中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欧阳健这样学习好的，另一类是倪和平这样家庭有背景的。学习成绩好的看不起那些家庭有背景的，认为他们之所以能够进入二中不是凭自己的本事，而是凭父母的本事，凭父母的本事不算本事。家庭有背景的也看不起学习成绩好的，因为这些学习成绩好的身上的小市民味道太重。所以，欧阳健和倪和平实际上分属于两个互相看不起的群体。现在两个互相看不起的群体已经走到一起来了，并且欧阳健和倪和平还分在一个战斗队，而且两个人都识谱，想互相看不起都不行。
倪和平认识简谱，欧阳健不仅认识简谱，而且还认识五线谱，并且欧阳健似乎还更习惯用五线谱，因为倪和平发现欧阳健常常是先拿五线谱写曲子，写好之后再翻译成简谱，翻译简谱的目的是为了让倪和平看懂。于是，倪和平马上就有点感动，同时对欧阳健佩服得五体投地。那是一种让倪和平脸上发热心跳加速的佩服。在“长征”途中，有时候他们俩在煤油灯下讨论曲谱，俩人挨得很近，近到倪和平能够感觉到欧阳健身上的体温，于是这种心跳速度又加快一倍。
那时候他们长征的队伍其实也就是一个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因为毛主席曾经说过，“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他们这支队伍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做不了播种机，但是做宣传队还是绰绰有余的。其实这样的业余宣传队，有一个真正懂行的就可以了，像他们这样有两个台柱子，实在是人才过剩了。事实上，当年红卫兵唱的许多毛主席语录歌就是欧阳健谱曲的。前几年“文革”歌曲回潮，倪和平还给欧阳健打电话，说你听见了吧，现在歌舞厅流行的那个歌曲还是你当年谱曲的呢。
“那又怎么样？”欧阳健问。
“打官司呀，”倪和平说，“要版税呀。”
说的欧阳健还真动了一回心，但是再往深一想：没有凭据，没有凭据连打官司都不会受理，只好作罢。
其实最让欧阳健激动的不是为毛主席语录谱曲，而是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欧阳健和倪和平他们一共两次接受伟大领袖的接见，但是第一次只是他们看见毛主席，而毛主席并没有看见他们，所以说“接见”似不确切。那一次他们被安排在西长安街上，根本就望不见天安门，当然就更望不见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只是伟大领袖在来的时候，路过西长安街，欧阳健远远地看见伟大领袖站在敞篷车上向两边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据说欧阳健他们还不是最惨的，最惨的是东长安街上的红卫兵，连毛主席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只是通过广播喇叭听见毛主席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讲话。第二次是几个月之后的事情，是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后来他们才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好在这一次欧阳健和倪和平他们面对面地见到了伟大领袖，但是他们光顾着喊口号了，忘了跟毛主席讲话，更没有跟毛主席合影留恋。就这也把他们激动的半死，真正地激动半死，不是装的，完全不是装的。根据他们后来回忆，那一天欧阳健曾经两次奋力托起倪和平，他们的身体进行了最紧密地接触，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零距离。当时他们都是十七八岁的青年，从来没有实际接触过异性，有时候排练偶然不经意地碰了一下对方，也会沸腾半天，但是奇怪的是，那一天他们完全没有任何反应，心事全部放在伟大领袖身上了，实现了真正的忘我。
第一章狐狸精！
3
从北京回来后，重庆的革命形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倪和平的父亲作为走资派已经被揪斗，胸前挂一个大牌子，牌子是黑色的，上面用白广告色写着“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倪振威”，头上带着高帽子，高帽子是白色的，上面用红色写着“倪振威”三个字，并且还打了叉叉，像押伏刑场执行枪决的犯人一样。
家肯定是被抄了。红卫兵抄家的时候倪和平不在重庆，倪和平正跟着欧阳健他们一起投入革命的大串联，算是躲过一劫。但是名誉损失没有躲掉，不久，二中的红卫兵组织悄悄地流传一个秘密，说当初抄倪和平的家的时候，倪和平不在，却从她的枕头底下抄出一个塑料东西，至于是什么东西，大家不明说，任你想象，因为这种想象比明说更可怕。
这些变化对欧阳健的影响似乎不大，反正他本来就是平民子弟，但是对倪和平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相当于从高贵的公主一夜之间变成灰姑娘，连自己都讨厌自己。
倪和平已经被排除在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之外，也没有人通知她，她自己就“自觉”地不去了。那时候倪和平恨不能把自己退化成甲壳动物，干脆缩在甲壳内，不出来，当然不能再去文艺宣传队这些地方抛头露面。
倪和平离开了文艺宣传队，但是欧阳健没有，欧阳健仍然是宣传队的活跃分子。这时候一下子冒出了许多革命歌曲，有些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老歌，稍微改动一下歌词，当作新歌唱，有的是新写的。不管是老的还是新的，反正都是革命歌曲，反正很多，多得连现学都来不及，根本就不用欧阳健自己写曲子了。不但不用欧阳健自己写曲子，而且也不用欧阳健拉小提琴。小提琴资产阶级情调太重，声音太小，不适合伴奏革命歌曲，革命歌曲需要手风琴这样朴实的乐器伴奏。于是，欧阳健就直接唱歌，好在欧阳健嗓子不亚于年轻时候的老欧阳，再加上乐理知识和乐感好的人发音准确，欧阳健竟然没用多长时间就唱出了名气，有时候造反派搞什么活动，竟然也请他们二中的宣传队去捧场。据说他们主要是冲着欧阳健的，特别是欧阳健唱的《赞歌》，两边的造反派都十分喜欢，成了他们这个宣传队的保留节目。《赞歌》前面的那一段“啊……”，九曲十八弯，把听众带到空旷博大而且离太阳很近的地方，没有一副好嗓子和乐理功底是唱不了的。事实上，不仅造反派喜欢听欧阳健的《赞歌》，其他人也喜欢听。比如项茹梅。
项茹梅比欧阳健低几级，年龄小，个子也小，跟欧阳健不在一个“档次”，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她对艺术的欣赏。事实上，项茹梅并不懂音乐，当然也根本就不识谱，但是艺术和科学一样，不懂科学的人也能享受科学带来的便利，同样，不懂艺术的人也可以感受艺术的魅力。项茹梅就属于那种不懂艺术但可以感受艺术美感的女孩。
项茹梅是在坡坡屋长大的。重庆的坡坡屋相当于北方的大杂院，里面居住的大多数是挑夫和纤夫，因此这里离码头不远，这就注定了坡坡屋的孩子虽然接受的教育不怎么样，但是见识并不少。和大多数坡坡屋的孩子一样，项茹梅从小并没有上过什么幼儿园托儿所。小时候的项茹梅最羡慕的就是那些穿着幼儿园制服的小朋友。这些小朋友坡坡屋没有，但是码头上经常有。项茹梅非常喜欢那种上面印着“小朋友”三个字的白兜兜，项茹梅曾经想象过自己穿上那种白兜兜的样子。想过，但是从来都没有穿过。许多年之后，已经成为深圳富婆的项茹梅回重庆探亲，跟父亲谈起小时候的事情，说到这件事，父亲还老泪纵横。父亲说：如果你当时提出来要，爸爸一定会给你买的。父亲这样说并不是马后炮，父亲是放木排的，放木排的人家虽然不富裕，但是家里面也偶然能有一两件好东西，就像他们家经常是咸菜稀饭，但是偶然也能够吃上大鱼大肉一样。听老辈说，放木排的人活一天算一天，所以平常没有什么积蓄，挣了一笔钱马上就花掉，如果当时项茹梅要是跟爸爸妈妈说自己想要一件印上“小朋友”三个字的小兜兜，没准哪一次爸爸放木排回来就真的给买了。
坡坡屋的小孩都在江边小学读书。那时候国家并没有强调什么几年制义务教育，但是那时候项茹梅他们全部都上学，好像没有见到哪个孩子不上学的。那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