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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小作 我的中国心
河山只在我梦萦
祖国已多年未亲近
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
我的中国心
洋装虽然穿在身
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
烙上中国印
长江长城
黄山黄河
在我心中重千斤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
心中一样清
流在心里的血
澎湃着中华的声音
就算生在他乡也改变不了
我的中国心
黄沾(1941…2004),原名黄湛森,籍贯广东番禺,生于广东顺德。黄沾曾与写科幻的倪匡、写美食的蔡澜、写武侠的金庸,并称为“香港四大才子”,又与倪匡、蔡澜一同被称为“香港三大名嘴”。1949年,随父母移居香港,入读喇沙书院。1960年,入香港大学文学院中文系,1963年毕业,任教培圣中学两年。1965年,以业余形式主持电视节目,并于报刊写作专栏。同年9月,进入英美烟草有限公司广告部,“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这句广告词就出自他的手笔,1968年,擢升为广告副经理。1968年,黄沾创作了第一首有名的歌曲《忘记他》,一开始是关淑怡所唱,后来收入邓丽君的粤语专辑,深受歌迷喜爱,歌词见一代歌后卷下。1969年,获最佳电视节目男司仪奖,被喻为“电视王子”。1970年,转职华美广告公司(Ling…McCann…Erickson),任联合创作总监,是首位获美国广告界最高荣誉“基奥奖”(Clio Award)的香港人。1972年,获国泰广告公司(Cathay Advertising)聘为总经理,同年出任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CASH)理事。1973年,与好友创立宝鼎电影公司(Cauldron Cinematics),自编自导《天堂》并打入该年十大卖座电影。同年撰写成人笑话集《不文集》。1976年,与才女林燕妮创办“黄与林广告公司”,自任主席。
电影式的系列电视剧《狮子山下》始演于1973年,剧中抒写香港草根阶层挣扎苦斗、逆境求强的故事,前后持续二十一年,过两百集,为香港千家万户所耳熟能详。1979年,黄沾为其创作了同名主题曲《狮子山下》,这首歌曲给予了经济腾飞初期的港人很大鼓舞,后来被作为香港的市歌。由他填词的《狮子山下》和《香港是我家》两首歌,陪伴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港人的成长。2003年3月初,香港特区政府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在他首份财政预算报告中,以一曲《狮子山下》主题歌作总结,立刻引起香港市民的热烈回响。据一项统计显示,《狮子山下》歌词在报章发表后,两个星期内,香港的报刊上出现超过一百六十篇以《狮子山下》为主题的文章,足见其对香港社会影响之深远。1978年,作品《誓要入刀山》、《倚天屠龙记》、《鳄鱼泪》入选香港电台《第一届十大中文金曲》。
中午的香港湾仔福临门酒楼人声鼎沸,但声音最大的肯定是黄沾。本来我们要谈华语流行音乐的问题,黄沾却让伙计买了本《东周刊》给我看他的专栏,里面是他在写金庸。
黄沾很喜欢谈金庸,说他很独裁,一点也不民主。以前金庸在无线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都是他卖的。两个才子究竟是怎样闹翻的?“我跟他闹翻就是1997年香港选特首的时候,他捧董建华,
我捧另外一个人。金庸在报纸上写文章指责我捧的那个人,我是收了人家钱的
,你何必这样做呢?”黄沾一直在批评金庸的社会经验:“你看给金庸卖给央视的《笑傲江湖》才1元钱。要是拿给我卖,账面上还是1元钱,声誉还是很好,下面还可以帮他收很多钱。”
没想到黄沾会这么“为老不尊”,实际上这与黄一直急呼的“要死”的华语流行音乐一样,唱片也好、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大家想拿来赚钱,却不知道该怎么变成钱。
周杰伦的加州牛肉面
你说半个月华语音乐是什么都变不了的,这句话是对华语音乐的一种看法吗?
黄沾:香港粤语流行曲死了。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流行音乐是一个商品,1996年是19亿,现在是3亿,有些歌星的唱片出来卖几百张,19亿的生意变成3亿就是死。
但衰退不仅发生在香港,全球都有。
黄沾:所以音乐面临非常大的变化,听音乐、买唱片的方式都要改了。香港流行音乐面临的死亡期很长。可能在死亡之前有个生机,就是香港跟广东音乐人在一起,香港跟广州加起来有8000万的市场,这个市场很大,如果不把这个市场抓住,香港音乐就肯定死掉了。粤语音乐是方言音乐,主力是在懂得粤语的地方。而华语则不仅仅是粤语那么简单。要三地的年轻人全部找到共通点,才会买同一张唱片,但这个很难。
三地都买一张唱片真有必要吗?
黄沾:不是必要的,但如果不是这样你就很难做得很大。
李宗盛最近说,香港唱片公司过于急功近利,而歌词也是粗制滥造。你觉得呢?
黄沾:有部分道理。创作人青黄不接是一个原因,整个乐坛都青黄不接,比如说现在周杰伦很卖座,行家说是150万张。但我觉得很奇怪,周杰伦玩的HIP…HOP和R&B都是外国的文化,我们怎么学,都没有纽约街头的感受,没有美国HIP…HOP的环境,我们学就跟中央电视台常常播的洋人唱京剧一样,无论他们怎么好都不会像中国人唱得那么好。
就是因为他们是外国人?
黄沾:其实我们真的要华语音乐有自己的个性,就要找出中国人都能共鸣的音乐。为什么我们现在都听HIP…HOP?因为现在中国人也很洋化嘛。但到了深层次的洋化,真正懂一点的就觉得这个外衣衣不称身。我觉得怎么写都不可能写过外国人,那怎么不听外国的HIP…HOP?崔健的摇滚不也加了唢呐进去,摇滚哪里容得下唢呐?这个唢呐就是中国特色。
只要加进民族的因素就是有中国特色?
黄沾:不是,这是其中的一个方法,我做了这么久都不知道什么是中国味道,这个很难讲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之前陶匆苍谧HIP…HOP,但只有周杰伦敢牺牲中国汉字的发音,让吐字成全节奏,这是不是HIP…HOP的中国味道?
黄沾:但我还是很反对。我们应该找中国的东西。什么是中国味道?李宗盛有李宗盛的中国味道,罗大佑有罗大佑的中国味道,我有我的中国味道,不一样。只有每个人找才有希望,流行音乐必须有自己的个性。
你觉得周杰伦HIP…HOP是一时之风,不可能长久下去?
黄沾:我觉得不可能长久。大家现在是不懂,觉得很新鲜,就跟崔健开始搞RAP一样。崔健搞RAP就是一首歌《一无所有》,这是所有内地青年人的心声。“一无所有”不可能是香港的概念,因为香港的青年没有“一无所有”,内地作家必须抓住中国青年的心,把它表现在歌里面,这个歌才能够卖,我不相信周杰伦有这个本事。
方文山给周杰伦的歌词里加进了不少文化典故,这是否一种新趋势?
黄沾:当然是了,不然为什么他的唱片卖得那么好。我喜欢一个小胖子,臧天朔的《朋友》,你发达的时候不要来找我,你失业的时候需要我帮助再来找我,写出了中国人的义气,很打动我。周杰伦喜欢HIP…HOP很好,因为我们现在很洋化了,连牛肉面都要吃美国加州的牛肉面,其实我们应该吃地道的中国的牛肉面。洋化是一个过渡。
如果让你给周杰伦写词,会怎么写?
黄沾:没想过,不知道。流行毕竟是年轻人的,你说恋爱,我的初恋离开我都50多年了,不记得了,我老了。
李白也没林夕写得多但你一直是很不服老的,你现在还在读大学?
黄沾:我在香港大学读流行音乐的博士,5月份拿到学位,写了15万字论文,就是讨论流行音乐和社会的关系。我发现歌词的走势其实反映了社会的心态。这段时间失恋的歌很多,你只看见歌词里都是“我多痛苦”、“我多难受”,却没看见他难受在哪个地方。其实这是人们为外遇找借口,说我还是对爱情坚贞的,对爱情是渴望的,但就是分开没到1个月就有新人了。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一个时期的流行音乐肯定反映一个时期的社会情况。
张明敏(《我的中国心》演唱者)
1979年,台湾校园民谣非常火,香港永恒唱片老板邓炳恒认为,在香港出版国语唱片也许是个好的选择。当时,香港已经在音乐创作上实行了版税,歌越流行,创作者拿到的版税越多,在粤语歌红遍天的形势下,几乎没人愿意写国语歌。当时凡是唱国语歌的歌手,都被称为“民族歌手”。
1980年,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开始会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公司老板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开始为我策划新的专辑。邓炳恒找到了因为写粤语歌而当红的黄沾,请他写一首国语歌。
黄沾开出了和粤语歌一样的价钱,邓炳恒答应了。黄沾写出了《我的中国心》,后由王福龄作曲,公司决定以这首歌作为专辑的名称。
1982年,《我的中国心》出版,并没有像公司预想的那样走红,销量不高,社会反响也平平。香港人开始称我为“爱国歌手”。在当时的香港,这样的称呼带有讽刺的意思。1983年,中国和英国就香港问题开始正式会谈,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试探,想请香港艺人来晚会上表演。当时我的老板不同意我到中央电视台的晚会上唱歌,如果我唱歌的话就封杀我在台湾的唱片发行。
1984年,我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了演唱《我的中国心》和《垄上行》,这一次的演出,使我走进了千家万户,这首歌一下子就红了。观众写到中央电视台的信有几麻袋,我当时看着这些信,目瞪口呆,非常兴奋。然后香港的媒介因为我在中央电视台演出,开始称我为“左派歌手”。我回到香港以后,处境仍然没有什么变化。
大约是在1985到1986年,好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