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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由于各方的一再挽留，蔡元培才不得不答应回任校长。这次请辞风波并没有改变大学校长由政府任命的体制，但蔡元培还是从三个途径来尽可能地削减政治对大学的干预：
第一个途径是蔡元培用他个人极为特殊的社会地位，来为北大在相当程度上赢得自治权。这一条实际上是在此次辞职前就一直在被运用并颇为见效的。尽管教育部的大小官员可以对北大指手画脚，尽管政府要员可以为北大的内部事务来质问校长，但蔡元培作为前清翰林、德国留学生、老革命党人、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他的这些文化、政治和历史光环使他的大学理念和主张难以被一般的政治人物所撼动。蔡元培所痛苦的倒不是他所推行的改革受到了实际上的阻隔，而是在于他连形式上的政治干预也难以忍受，因为他酷爱自由，痛恨官僚。他固然可以用个人的力量将种种政治干预挡回去（当然这也是他在这个位置上做得特别累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他根本就不认同这些政治干预的正当性。他认为“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家，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为此，蔡元培还从内外的制度设计上来谋求大学的自治，这即下面的两个途径。
第三部分 大学精神第19节 教授治校
第二个途径是蔡元培在校内加快推行教授治校。在此次辞职前，蔡元培已经推行了校评议会和系教授会制度，前者是给教授代表和各科学长以校内立法和作出重大决策的权力（如决定学科废立，提出学校预算，制定和审核学校条令，审核教师任职资格和学生成绩），后者是由教授来推举系主任、决定教务（如课程设置，选择教科书，考核学生成绩等）。在１９１９年９月回任北大校长时的演说中，他进一步提出要组织行政会议，使行政事务也采取合议制。而后蔡元培又在北大设置了教务长和总务长，分管教学和事务，而这二职均以推选的方式在教授中产生。这样一来，无论北洋政府任命什么样的人来当校长，其权力已经被大大削弱，无法任意办事。而大学的运转不因校长的人选和去留产生重大影响，也使校长不至于成为众多野心家所争抢的目标。
第三个途径是蔡元培进一步企望在外部制度上确保大学的自治。他在１９２２年的“教育独立议”中系统地提出了他的设想。他认为大学的教育事业应该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当时各派政党或教会的影响。因为教育的逻辑既与政党的逻辑不同，也与教会的逻辑相异。就教育与政党而言，政党求近功，而教育求远效；就教育与教会而言，教会是保守的，而教育是自由的。因此，大学的管理就必须按照教育本身的逻辑来进行。为此，蔡元培提出了一个系统的改革方案，如大学校长由大学教授组成的委员会推选，教育部不得干涉大学内部事务，教育总长一职的任命反而必须得到大学校长组成的高等教育会议承认，等等。这个改革方案在他后来任大学院院长时得以推行。至于说这个方案为什么最后会宣告失败，蔡元培所设想的官僚机构学术化为什么反而变成了学术机构官僚化的结果，这个问题需要另文研究。
蔡元培因为政治问题而请辞还有另外三次。１９１９年１２月到１９２０年１月，因为支持北京教职员对教育当局的抗议，蔡元培会同北京其他大专校长两度辞职，迫使当局让步。
１９２３年的辞职则起因于教育总长彭允彝作了一项干预司法独立、蹂躏人权的提议，蔡元培因此愤然请辞。他在“关于不合作宣言”中坚决表示不能与彭允彝这样的人为伍，坚决不给当局的坏人做文化上的装饰品。尽管他后来表示自己１９１９年后去志已明，只是因彭案而提前触发而已。但无论是从他所谓的去志，还是从这次的触机，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看出，对他来说，独立和自由是一所有尊严、有精神、有德性的大学的生命所在。只要政治对大学横加的干预不止，他就不会愿意委身在这样的大学中。
１９２６年７月蔡元培的请辞，就再次表达了这样的声音。当时掌握北京政权的奉系军阀派兵搜查了北大书报处，进校大肆搜捕进步人士，甚至连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也上了黑名单。这使当时刚回国不久的蔡元培摈弃了北上的念头，并断然表示辞去北大校长等职。尽管军阀并不批准这份辞呈，但蔡元培也拒不上京赴任。
第三部分 大学精神第20节 大学与经济保障
蔡元培坚决反对政治对大学自治的干预，当然不等于说不需要政府对大学有任何作为。对于国立大学来说，政府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为大学提供充足的办学经费。如果说蔡元培上述请辞多出于摆脱不自由状态的真诚退意的话，那么，他１９２２年８月因为大学经济保障问题而联合北京其他７所国立大学校长的请辞就更多是以退为进的斗争手段了。
当时政府积欠北京国立８所大学的教育经费均在５个月以上。当校方代表到交通部索薪时还备受侮辱，而教育部也只是空言塞责。因此，蔡元培等八校校长坚持如果在开学前不发给各校３个月的经费，则一并辞职。虽然政府反复劝阻和敷衍，但蔡元培等人仍坚持不松口。此次斗争最后以蔡元培等八校校长的胜利而告终：政府最后拨给两个月费用，并答应在当年９月底以前再发半个月；八校校长则回校视事。
１９２３年４月，北京国立八校再次爆发欠薪危机，八校教职工代表会同同样被欠薪的教育部部员一起向教育部长索薪。这时，蔡元培已经在当年年初因为对教育总长彭允彝的抗议而先行请辞。在索薪危机爆发后，蔡元培意识到这样的索薪或请辞并不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根本办法。他认为不能把办教育的最后希望寄托在政治上，尤其是濒临崩溃破产的政府，最根本之计是谋划大学独立的良策。蔡元培自己提出的办法是使国立８校脱离与北京当局的关系，另组董事会，由董事会来筹措资金。在混乱飘摇的政局中求得大学在办学上的完全独立固然理想，但无论是当时的政治形势还是民间经济实力都不足以使这一方案能够落实。不要说完全靠民间筹款不可能，即使蔡元培后来发起的让国家教育经费与军政各费完全分开、独立拨付的提案也无法通过。
尽管蔡元培想使大学彻底摆脱对政府的经费依赖的努力并不现实，但我们要看到他的办学实践中很有远见卓识的一点就是，不把办大学最后的宝押在争取政府的经费支持上。作为欲兴办国立大学的政府，当然应该保障大学的办学经费；作为一个大学校长，当然也应该为争取基本的或更充分的办学经费而千方百计去努力。但是，办学经费并不是大学建设最关键的地方所在，它与塑造大学精神之间的关系更是相对外在的。
北大１９４９年前办学经费最困难的有两个时期：一个时期是从１９１９年到１９３２年７月政府颁布《整顿教育令》以前，政府应拨给北大的教育经费时常发生拖欠，更不用说是逐年增加了，因为经费短缺时常导致包括校长请辞、教师索薪、学生闹事在内的各种风潮；另一个更为艰苦的时期是从１９３７年到１９４５年的西南联大时期。１９１９年以前，教育经费基本可以勉强维持；而１９３２年到１９３７年则是教育经费不仅按时发放而且逐年增加的黄金时期。然而，北大精神的开创时期即蔡元培主校的１９１７——１９２３年就大半处于基本教育经费无法得到保证的时期中；而办学经费极为困难、教授生活异常清苦、办学设备简陋之极的西南联大时期则是北大办学成果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蔡元培和蒋梦麟等人１９２３年在筹办杭州大学时，曾提出办大学有“三要”：图书仪器要丰富；教授待遇要优厚；学术自由要保障。在这三个要素中，前两条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在于第三条——只有创造出学术自由的氛围才能缔造出健康的大学之魂。
３．大学与学生运动
任何一所大学都可能面临如何处理学生运动的难题，而对于社会动荡、国势衰微、政治腐败、风雨如晦的近现代中国来说，学生运动更成风起云涌之势，因此，如何摆平大学自由与学生运动之间的关系，更考验中国大学校长的智慧。蔡元培曾经为学潮而三番请辞。我们考察他对学潮的一般态度和处理方式，可以归纳如下：事前劝阻，事中保护，事后辞职。劝阻是因为他认为学生运动与他所谓大学即研究学问之地的宗旨不合，因此他不支持学生运动。保护，是指他本于对学生的爱护，不仅自己不对学生采取严厉的处分，而且还会尽力组织对被捕学生领袖的营救，并尽可能阻止政府对学生领袖的迫害。辞职，一方面是个人对此完全负责的表示，以保护学生和学校；另一方面则以此继续对学生劝学。不过，蔡元培这三次请辞的内在逻辑并不相同，我们分别作一简单的分析。
１９１８年５月，北大学生因为不满“中日防敌军事协定”的签约而爆发学潮，学生列队到总统府要求废约。事后，蔡元培向政府提出辞呈。这次因为对学生和社会的影响都较小，所以，他的请辞更像是象征性地对学生运动自负责任的表示。
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关于他的请辞有过多种说法，表明了他非常矛盾的心态。就对政府的说法而言，他先是因自己对学生约束无方而请辞，但随后他又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说明他实际上是因为大学无法自治，挂冠而去的。就对学生的说法而言，他一方面是接受了别人的劝说，以自己的先行辞职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