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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爱与承担。至于对一间款待外来学人之学府而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中国文化自来即有此四海一家之开放精神，而来访的学人，与师生居息一堂，涵泳优游，设能有一相当之时期，聚晤论学，无拘无束，则不止有知识与知识之摩荡，更有人与人间之相契相悦。任何大学，无论其如何伟大，皆无法罗致天下一流学人于一校。邀请世界歌德学人之到访，正所以增加大学之力量，可以不断增添新激素、新理念与新思想，从而，虽地居一处，而可以与世界相通相接。世界大学之为一星群，正是此意。
天下一家的真正境界尚缈远难期，但大学之世界精神却是一座无远弗届的桥梁。通过这座桥梁，学术得以彼此沟通，文化得以互相欣赏，学人与学人间更得以增进了解与互重。不能否认，今日我们所处的仍是一个分裂的世界，人间还有无数人为的关卡，最后的跨越，根本的根本，还在于人之整体性的尊严与价值得觉醒与肯定。人之位序的不定，世界一家理念终难落实。在这里，我想转述一则我读过的故事：
一位父亲，颇不耐烦他孩子玩具的噪声，为了要宁静思考，他撕下手上书中的一张地图，弄成无数碎片。“孩子，你慢慢把这些纸片拼成地图的原样，再玩你的玩具吧！”想不到，没有好一会，一幅完整的世界地图已经放在眼前。父亲惊讶地问：“孩子，你怎会知道世界地图的原样的？”“父亲，我不知道世界是怎么个模样，但这幅地图的背面是一副人像，我就是照人像来拼整的。当人回复到人的原样，那么，他背面的世界也就一定回复到世界的原样的了。对吗？”
我们相信，学人的互相访问，就在突显人，一个个学人的整体性的尊严与价值，而此正是建立世界理性秩序的一条通路。
四
今年９月１１日，我去拜会久欲登门致谢的龚雪因先生。龚先生是香港工商界一位声誉卓著的前辈先生。近三年来，他一直默默地支持中文大学的新亚书院，我也只默默地感念他的好意。这次见面，使我有机会跟龚先生谈谈新亚书院的理想与发展。当他知悉我与同仁有一个访问学人计划的构想时，甚感兴趣，并当即表示愿意捐出港币五十万元作基金，以其孳息支持此一永久性之计划。就凭借龚雪因先生这种对学术文化的热忱，对大学之世界精神的欣赏，我们的一个“空想”就变成即刻可行的事实了。龚先生说：“我虽非富有，但我还有一点能力对教育文化尽些心意，算不了什么！”这是何等的谦冲！何等地襟怀！在龚先生身上我清楚地看到中国文化中的优美品质。
新亚书院的师生对龚雪因先生的慷慨支持，极为感奋，为了对龚先生的情怀表示尊敬，决定将访问学人计划定名为“新亚书院龚雪因访问学人计划”（简称“新亚龚氏学人计划”）。无疑地，这个旨在推动学术之世界精神的“新亚龚氏学人计划”将与年前设立、以发扬中国文化传统为目的之“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共垂久远，与新亚同寿。
第四部分 大学理念第35节 大学之源头、理念与性格
１．现代大学之源头与原义
大学的起源可以溯到中国的先秦、西方的希腊与罗马，但现代大学之直接源头则是欧洲中古世纪的大学。大学是中古的特殊产物，中古是宗教当阳称尊的世纪，它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向来是学术上缠讼不休的事，但没有人否认大学是中古给后世最可称美的文化遗产。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一字原无确指，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ｃｏｌｌｅｇｅ二字通用，之后，则成为一种特殊的“基尔特”（ｇｕｉｌｄ）之称谓。与英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一字最接近的中古称谓是ｓｔｕｄｉｕｍ ｇｅｎｅｒａｌｅ，它是指“一个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的地方”，而非指“一个教授所有课程的地方”。而中古时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一字则指一群老师宿儒（ｍａｓｔｅｒｓ）或一群学生所组合的学术性的“基尔特”而言。到了１５世纪，ｓｔｕｄｉｕｍ ｇｅｎｅｒａｌｅ 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二字变成同义，都变成英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的前身了。
中古大学中以法国的巴黎大学、意大利的勃隆那（Ｂｏｌｏｇｎａ）为最早，或称为中古大学之原型。两者皆是１２世纪出现者，其他如英国的牛津、剑桥，意大利的萨里诺（Ｓａｌｅｒｎｏ），德国的海德堡、科隆等，都是中古大学的佼佼者，中古大学与宗教不能分，大学最早是寺院型态，１３世纪则是教学型态，之后才成为基尔特性格，并从宗教中逐渐解放出来。就今日的大学来说，牛津与剑桥可能是最保有中古大学的原趣的，至少牛、剑是从中古一脉相传下来，在七八百年无数的变迁中仍然保持了其古典性格的。中古大学最值得一提的是它的世界精神、超国界的性格。１４世纪欧洲在学问上有其一统性，它有一共通的语言（拉丁），共同的宗教（基督教），教师和学生可以自由地云游四方，从勃隆那到巴黎，从巴黎到牛津，在同一的上帝的世界里，甲大学的学者可以受到千里外他国乙大学学者的款待，论共通的书，谈共通的问题，宾至如归。中古大学的“世界精神”后来因拉丁语的死亡、宗教的分裂而解体，直到１９世纪末时才又渐渐得到复苏，至２０世纪则又蔚为成风气。现代大学的“超国界”性格的基础则不在共同的语言或宗教，而在科学的思想，而在共认的知识性格。此所以现代大学之间常有学术会议、交换计划等等。
２．大学的理想与性格
大学的理想和性格几个世纪来已发生许多的变化。第一本给大学系统性地刻画一个明确的图像的重要专著也许是１９世纪（１８５２）的牛津学者纽曼（Ｊｏｈｎ Ｈ．Ｃａｒｄｉｎａｌ Ｎｅｗｍａｎ）的《大学的理念》（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纽曼认为大学是一个提供博雅教育（ｌｉｂｅ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培育绅士的地方，（虽然他也认为大学可以训练职业人才）。他以为大学之目的在“传授”学问而不在“发展”知识。他说：“如果大学的目的在科学的与哲学的发明，那么，我看不出为什么大学应该有学生。”纽曼之书为论大学之经典。他心中大学所应培育之绅士乃指通达而有修养与见识之文化人，此一教育理想影响恐吓教育甚巨，亦是１９世纪牛津、剑桥之教育蕲向。简言之，纽曼之大学理想着重在对古典文化传统之保持，教育之旷日持久的则在对一种特殊型态之人的“性格之模铸”（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纽曼的大学之理念显然是“教学的机构”，是培育“人才”的机构。这个理念也许是古典大学遗留给今日大学教育最重要的遗产。
１９世纪末时，大学的性格开始巨大的形变。这一改变始于德国。德国大学亦由中古一脉相传而来，惟到了１９世纪末叶时，在洪堡（Ｖｏｎ Ｈｕｍｂｏｌｄｔ）及阿尔托夫（Ａｌｔｈｏｆｆ）等人的革新下，柏林大学首先旧瓶装新酒，彻底改制，摆脱中古的学术传统，标举大学的新理念。他们大学的新理念就是以大学为“研究中心”，教师的首要任务是自由地从事于“创造性的学问”。每个学生则如Ｈｅｍｈｏｌｔｚ所说，应该至少在日益增大的“知识金庙”上置放一块砖石。这种大学的理念与纽曼所怀抱者迥然不同，因为它所重者在“发展”知识而不在“传授”知识。当然，大学仍把“教学”看作是重要的功能之一。德国这种大学的新理念逐渐影响到欧洲各国，并对美国大学发生根本性的冲击。中国现代教育家蔡元培之改革北京大学就是以德国大学为模式的。在２０世纪初时，德国确成为世界大学的耶路撒冷。
德国大学的新理念，在美国大学的先驱者弗莱克斯纳（Ａ．Ｆｌｅｘｎｅｒ）的《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一书中获得系统性的阐扬。弗莱克斯纳的《大学》一书成于１９３０年，已被公认为一部论大学的现代经典。他在该书第一篇就标举出“现代大学的理念”（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他特别强调“现代大学”，以别于早他七十几年的纽曼之“大学”。弗莱克斯纳肯定“研究”对大学之重要，肯定“发展”知识是大学重大功能之一，但他却给“教学”以同样重要的地位。他指出，“成功的研究中心都不能代替大学”，也即大学之目的不止在创发知识，也在培育人才。弗莱克斯纳对大学有一整套的看法，他以为大学必须是一“有机体”（ｏｒｇａｎｉｓｍ）。他赞成大学应该探讨“物理世界”、“社群世界”及“美术世界”的种种知识，但他反对大学训练“实务人才”，反对大学开设职业训练（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之课程，他也反对大学无限的扩大以破坏它的有机性，他更极力反对大学成为社会的“服务社”（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他强调大学应该是“时代的表征”，但他不以为大学应该随社会的风尚、喜恶而乱转，他并不以为大学应该是“象牙塔”，但他强调大学应严肃地批判地把持一些长永的价值意识。
论大学理念的书与文，不知凡几，但德国哲人耶士培（Ｋａｒｌ Ｊａｓｐｅｒｓ）的《大学理念》（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一书却值得特别一提。耶士培此书成于希特勒统治崩解，德国大败，德大学受创极深之际。他以哲人之智慧，筹思人类学术的路向，发挥大学之理念。耶士培以大学之使命只在忠诚于真理之探寻。在他，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