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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称现代大学是一种新型的机构，是多功能、多元化的社会组织，他用巨型大学（ｍｕｌｔ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称之。这种大学与纽曼时期的“僧侣居住的村庄”式的大学相比，可谓是一个“五光十色、魅力无穷的大都市。”与传统大学相比，现代“巨大型大学”具有多目标、多功能、多目的、多灵魂的特点。就功能来说，现代大学必须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大学的理念要求广泛的更新。巨型大学维持与传播真理，探索新知。它服务于社会，它产生效益，它保持稳定的自由，它的成员为真理而献身，它是实现国家目标的主要工具。在他看来，大学要更加开放，更加社会化，不为某些约定俗成的的传统观念所束缚，积极为社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第四部分 大学理念第56节 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
中国现代教育家的大学理念 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主要是向西方学习的产物。基本线索大致是清末民初学日本，五四之后学美国，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之后学苏联。以１９１７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改制为起点，我国现代大学的生长尚不足百年。在兵荒马乱、政治动荡的２０年代，而且在三四十年代艰险的战争环境中，中国高等教育的童年呈现蓬勃的生机，在短短三十年的时间里，出现了以北大、清华、西南联大、交通大学、南开大学、东南大学等为杰出代表的一批现代大学，造就了整整一代各个学科领域的学术大师。究其原因，大学理念与办学宗旨起到了重要作用。１９１２年，南京临时政府任命蔡元培为教育总长。曾游学德国四年的蔡元培亲自制定并颁布了《大学令》和《大学规程》。《大学令》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早期文本。这一法令确定了大学“教授高深学术”的宗旨，作了“学”与“术”的分离，确定了大学以文、理两科为主的综合性，确立了大学设评议会、各科设教授会，采取“教授治校”的制度。《大学令》规定大学分设七科：文、理、法、商、医、农、工，以文理两科为主。凡文、理两科并设者，或文科兼法、商二科，或理科兼医、农、工三科或二科，一科者，方能称为大学。１９１７年，蔡元培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奠定了北京大学兼容并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精神，确立了大学之为大的基本准则和文化精神。从那时起，学术独立，学术自由成为中国大学占主流地位的理念。在谈到学术自由时，他指出：“大学以思想自由为原则。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厥为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客观存在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确有所见，而方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他多次强调，大学不是贩卖文凭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场所，而是研究学理的机构。所以大学生不是在熬资格，也不是死记硬背教员的讲义，而是把学校作为在教员指导下，自动地研究学问的地方。“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客，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蔡元培在指出大学教育的非功利性的同时，也十分强调大学学生应有强烈的国家与社会使命感。他说：“昔范仲淹为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果然有志竟成。现在的学生们，又安可不以国家为己任咧！”“就中国现时所处的可怜地位和可悲命运而论，我们几乎可以说是：凡是可摆脱这种地位、挽回这种命运的事情和责任，直接或间接都是要落在学生们的肩上。”对于学生，学术是第一位的负责，“做学生的第一件事就要读书，读书从浅近方面说，是要增加个人的知识和能力，预备在社会上做一个有用的人才；从远大的方面说，是要精研学理，对于社会国家和人类作最有价值的贡献……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反之，学术幼稚和知识蒙昧的民族，没有不贫弱的。只有从学术方面努力，提高我们的科学知识，更进一步对世界做一种新的贡献，这些都是不能不首先属望于一般青年学生的。” 蔡元培的治学思想和大学理念，实际上体现了“知识传播、知识发展和服务国家”的现代大学理念，也因此形成了北京大学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十分强调清华大学应造就专门人才，以供社会建设之用。但在培养方式上，他提出了通才教育理念，认为“通识为本，专识为末。”对此他说：“大学教育……他的最大目的原在培养通才；文、理、法、工、农等等学院所要培植的是这几方面的通才”，“惟有这种分子才能有组织工业的力量，才能成为国家目前最迫切需要的工业建设的领袖。”他专门作《大学一解》一文，系统阐述其通识教育思想。文章以《大学》中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作为其通识教育理念的基本思想：“今日之大学教育，骤视之，若与明明德、新民之义不甚相干，然若加深察，则可知今日大学教育之种种措施，始终未能超越此二义之范围。”而明明德、造就新民就是要通过大学的通识教育，实现个人道德水平的提高，社会风气的改变。他说：“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系，应在通而不在专，换言之，即须一反目前重视专科之倾向，方足以语于新民之效。夫社会生活大于社会事业，事业不过为人生之一部分，其足以辅翼人生，推进人生，固为事实，然不能谓全部人生即寄寓于事业也。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者，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怎样才算是通识教育呢？他认为“今日而之学问，不能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大部门；曰通识者，亦曰学子对此三大部门，均有相当准备而已，分而言之，则对每门有充分之了解，合而言之，则于三者之间，能识其会通之所在……要必有其一以贯之之道，要必有其相因缘与依倚之理，此则所谓通也。”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也是十分注重通才教育。他认为：大学教育的目标，不仅在于造成多少专家、学者，还在于养成一批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化，转移国运的人才。他反复告诫学生：“诸君到大学里来，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而是要为拯救中华做社会的砥柱。”在知识的学习与掌握方面，虽然工学院当以工科为主，但应广泛涉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领域的知识，只有这样，才能“智识广博，而兴趣亦可盎然。若侧重应用的科学，而置纯粹科学、人文科学于不顾，这是谋食而不谋道的办法”。 竺可桢还为学校确定了求是和牺牲的精神，认为“大学犹海上之灯塔”，“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２０世纪头半叶，中国许多教育家都从各个角度论述了大学的办学理念。除有代表性的蔡元培、竺可桢等外，潘光旦认为大学教育的宗旨不止是教人做人、做专家，而且是要做“士”——承当社会教化和转移风气之责任的知识分子。交通大学的唐文治，致力于将文化传统融于现代教育之中，通过文理沟通、两文（中文、外文）并重以实现“体用兼备”的教育目标。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为南开制定了“允公允能”的校训，主张德智体美四育并举。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提出通才与专才的平衡、人文与科学的平衡、师资与设备的平衡、国内与国际的平衡这样“四个平衡”的办学方针。李大钊十分重视教育在社会改造中的作用，强调要通过教育来唤醒和提高人们的觉悟，改变中国人的道德精神面貌、心理素质、思维方式，促使民族精神的再生和再造。无论这些人的表述有哪些差别，但基本思想是一致的，都强调大学的学术性、通识性、人才培养的全面性。
第四部分 大学理念第57节 大学理念与素质教育
大学理念与素质教育 怀海特在《教育的目的》中指出：在大学里，如果“在众多的科目中选择一小部分进行教授，其结果是，学生被动地接受不连贯的思想概念，没有任何生命的火花闪烁。”大学教育与中学教育不同，“在中学阶段，从智力培养方面来说，学生们一直伏案专心于自己的课业；而在大学里，他们应该站立起来并环顾周围。”他还说：“教育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使学生通过树林看见森林”，“我极力主张的解决方法是，要根除各科目之间那种致使的分离状态，因为它扼杀了现代课程的生命力。教育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五彩缤纷的生活。”从前面介绍的大学理念的发展和演变可以看到，从纽曼到弗莱克斯纳，从《大学》到近代中国教育家，尽管大学的功能和定位的认识有过多次变化，但在培养人的理念、模式与方法上，古今中外都有非常相似的思想。自从党中央、国务院１９９９年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后，关于素质教育的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讨论。许多学者把人的素质划分为思想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道德素质、文化素质、科学素质等几大类，并认为素质教育就应当从这些方面给人以综合性培养和教育。其实，如果按上述标准培养学生，那么实际上等于培养“完美型”的人，而这个目标在小学、中学、大学各个阶段都是无法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