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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里的学术腐败，使人们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或担忧：在中国的校园里，是否有可能形成一个以权力做支持与保护的，试图占尽大学资源（包括政治、思想、文化、学术与经济诸方面）的既得利益集团，或者正在悄悄地萌生？
我们通常只注意社会上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而往往忽略了校园里也会有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校园看作是一块“净地”——在下文中还要谈到，就我个人的理想，我还是希望校园能保持相对的干净；但我们不能因理想蒙蔽了自己的眼睛：在当下这个“一体化”的社会里，社会上发生的一切，都会在校园里发生；校园内外的勾结（说好听点，是“沟通”）是不可避免的。这就说到了高校学术腐败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人们议论比较多的，即所谓“卖文凭、学位”或变相“卖文凭、学位”。这样的买卖文凭，从高校方面说，有的时候是被迫的；更多的情况下，却是“双赢”，即买卖双方都得到利益：卖方（校内的官员）所得到的不仅是经济收入，更是与买方（地方官员，企业家……）的社会关系：这可是一个更大的“无形资产”。于是，我们又要讲到校园腐败的一个更加重要的，但却是未能更充分曝光的腐败，即这些年大学里盛行“产、教、学”的三结合所产生的腐败。自办产业可能有它的必要性，据说这是学校自筹资金的主要手段；也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对校办产业中的腐败现象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生怕得罪了“财神爷”。但从这次讨论中，知情人在网上揭露的问题看，确实已经到了不能再视而不见、听之任之的地步。在我看来，校园内的种种经济腐败现象，越是捂着掩着，越是暴露它的严重性：不仅是教职员工的利益，学校、国家的利益受到了巨大的损失，而且还会加速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这很可能是当下中国大学的一个“脓疮”，且看何时能够捅破吧。
在这次讨论中，还有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仿佛至今为止，中国大学校园内还没有竞争，因此，必须引入西方的竞争机制，以作为改革的突破口。然而，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每一个对当下中国大学稍有了解的人，更不用说我们这些校园中人，都会知道并感受到，这些年大学里的竞争不但十分激烈，而且已经形成了某些竞争机制。评定与竞争大体上有这样几个方面：职称（教授、副教授、讲师）的评定与竞争；学科带头人、“人才工程”的成员……的评定和竞争；“硕士点”、“博士点”，重点学科，学术基地……的评定和竞争；不同级别（学校级、省市级、国家级）的科研项目的评定与竞争；不同级别（学校级，省市级，国家级）的评奖的评定与竞争……其中的竞争机制则有以下几点：１，竞争确实和每一个人的利益“挂勾”：对个人来说，这直接涉及个人待遇与地位；对单位及各级领导，则是考核政绩的主要指标。因此，这是谁也逃脱不了的。２，有一个建立在等级基础上的量化的评价标准，如发表多少文章，特别是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过多少文章（有具体篇数要求）；出版过多少著作；获得多少、什么级别的学术奖；承担了多少、什么级别的研究项目，获得了多少基金等等。３，在评选过程中，虽然也有专家评审，但依然是以行政权力为主导的。４，越来越注意“与国际接轨”，而所谓“接轨”主要是指国际交流，如评基地、重点学科、博士点，通常都有一个指标，即召开过多少国际学术会议，接待过多少外国学者，有多少人、次参加国际交流等等。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95节 职称的评定
应该说，通过职称的评定，确实有不少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得到了其应有的地位与待遇，一旦评上副教授，生活就有了基本的保障，或者说有了安居乐业的物质基础：这些年大学里的教师生活条件和研究条件的改善恐怕是有目共睹的，这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果。但是否因此而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则很难说，至少是没有预期的那样明显。而现有的评选、竞争机制其负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就我所熟悉的人文学科而言，等级式的量化评价标准实施的结果，不但每一个环节都要开后门，这些年学术腐败的增长速度可以说达到了惊人的地步，而且助长了重量不重质的倾向，成批生产了大量的平庸之作，甚至是学术垃圾，完全败坏了学风。繁琐的评选与检查，各类表格成灾，使所有的被评审人、评审人以及系与教研室的领导（他们有许多是业务骨干），都疲于奔命；管理者的文牍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被管理者（主要是学者、教师）的精力浪费都达到了惊人的地步。而无数的名目繁多的学术会议，有许多是所谓“国际学术会议”（其实是请几位外国学者来撑场面，没有可能进行真正的学术交流），更是使学者们忙于到处赶会，不但浪费了大量纳税人的血汗钱，而且助长了空谈的浮华之风，造成了虚假的“学术繁荣”景象，实际上是在制造学术泡沫。更为严重的是，这样一种评价标准与机制，是压制学者的独立思考与批判力、创造力的，因此，我曾说这是一种新的科举制度。一些真正想认真做点学问，并且特立独行，有自己的理想，学术见解与追求，而淡泊名利的学者，特别是他们中的年轻人（在我看来，这样的人才是中国未来学术的真正希望所在），在这样的竞争面前，常常显得无能又无奈，而且经常是失败者。而另一些人，则是如鱼得水，他们是我的导师王瑶先生所说的学者中的“社会活动家”，或者根本没有学问，但极会公关，或也有点学问，开始阶段还下了点功夫，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然后就通过广泛的社会活动，极力推销自己的产品，以取得最大报酬（经济的与政治的报酬），通常情况下，还要“超值”。而这样的人，还往往被选中充当学术官员的接班人，一旦有权，就充分利用现有竞争体制，为自己捞取更大利益，同时拉帮结派，“武大郎开店”，排斥异己，压制才华高于自己的同辈或年轻人，有的甚至成了学霸。这样的“学术新贵”，人数并不多（尽管也有与时俱增的趋势），目前尚处于萌芽状态或形成过程中，但很值得注意，他们很有可能成为我前面所说的也在形成中（或可能形成）的校园里的独占资源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次讨论中，很多朋友都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这些年中国大陆学术水平下降与整体水平不高的问题。尽管这是颇让人尴尬而惭愧的，但我们也只能正视。在我看来，这是与前述学术管理方式与竞争机制中的问题是直接相关的。其所造成的学术体制化，是当下中国学术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个事实，也许有助于我们打破对竞争的迷信，不是任何竞争都会产生我们一相情愿的效果，它会有良性与恶性之分；也不是对别的国家有效的竞争规则搬到我们国家就一定有效，鲁迅早就说过，中国是一个“大染缸”，再好的东西到中国也会变质。应该对这些年所推行的竞争机制的得失首先做一个清醒的反省，我们并不反对竞争，但绝不认为竞争就能解决一切问题，而且应该建立公平、合理的竞争规则，以促进良性的竞争，而非恶性竞争。
学术水平滑坡的问题，原因当然是复杂的。比如说，这些年，在以教育作为产业的思想指导下，实行大学的扩招，其所产生的负面作用已经显露；对于教师来说，其直接影响，就是除少数大城市少数大学以外，绝大部分学校里的大部分教师都以主要精力来应付繁重的教学任务，同样是疲于奔命，根本不可能下功夫认真提高教学质量与科研水平。这背后也还有一个所谓“创收”的问题。本来，提高教师的收入，使学术研究与教学工作获得基本的物质保证，是无可非议的。但当“创收”成为目的本身，也促使某些教师（包括一些青年教师）把主要精力放在“第二职业”的创收上，对科研工作敷衍塞责，粗制滥造，教学工作更是极不负责，引起了学生的强烈反应。另一面，当创收也成为学术研究惟一的动力时，也就同时导致了学术商业化的危机，花样百出的学术包装、炒作与学术腐败，制造了大量的假冒伪劣的学术“产品”，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公愤。
从更内在方面看，这些年高校教师（特别是副教授以上的教师）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如前所说，这本身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但也会产生新的问题。
记得鲁迅曾经说过，“豢养文士仿佛是赞助文艺似的，而其实也是敌”，他并且特地引用了裴多菲写给瓦．山夫人的诗句，对“苦恼的夜莺，而今沉默在幸福”里表示忧虑。鲁迅当然不是主张学者与文人应该“越穷越好”，相反，他认为“余裕”（我理解是指有物质保证的精神的余裕）是文学与学术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如果沉湎于优裕的生活，“沉默在幸福里”，放弃或削弱了精神的更大关怀与追求，又确实会造成学者的精神软化，学术批判力、创造力与独立性的减弱，学术境界的狭窄化，使学术成为智力游戏，高雅生活的点缀，这样的来自学者自身精神危机的学术危机，是应该引起警觉的。
中国大学里的学者（至少是我所熟悉的人文学者，可能还不只人文学者）的精神与学术危机，还有一个方面也是不可忽视的。
这些年，我们一直在高喊“与国际学术接轨”。尽管在我看来，“接轨”的说法的科学性很可怀疑，它很容易产生歧义与误解，但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即我们的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