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经济学家总有一种自大的幻觉，以为只有他们才能最精明地理解激励机制的问题。然而，事实上有许多疑难偏偏是单以经济眼光根本无从回答的，比如德莱克·帕非特？在《理性与个人》（Ｒｅａｓ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一书中所提出来的所谓“贡献者困境”（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ｏｒ’ｓ Ｄｉｌｅｍｍａ）。此种困境大致说来是这样的：假如一个人为集体做出了贡献，当然会增加集体收益的总量，但他由此分享的增加份额，却由于存在长长的分配名单，而不足以偿还他本人的贡献，甚至接近于看不见的无穷小；于是，很可能就有人想搭便车，但这种精明之举的前提却是，其他人并未动同样的脑筋，否则一旦很少有人或者干脆无人再做贡献，结果就将对任何个人都更糟。在我看来，这种两难困境的本质，在于它充分显示了“精明”与“傻笨”之间的辩证关系——当人人都显得太过精明的时候，作为系统的总体就被愚弄了，所以个人作为总体的组成分子最终个个都成了傻瓜；相反，当人人都安于木讷的时候，作为系统的总体就受益了，所以个人作为总体的组成分子最终个个都显得聪明。
正因此人类才需要文化！正因此其实任何正常社群文化之最基本的潜在用心——无论它是以传统习俗、道德规劝还是制度规定的面目出现——才会是去鼓励大家保有和安于这股“傻劲”，而不是弄巧成拙地激发他们竞赛经济头脑的“精明”。否则，一旦人们的公心已失，不再被人们认同的社群本身就难以再保持以往的向心力，就难以再借人们不假思索的、表现为心灵习性（罗伯特·贝拉）的自动奉献而得到维护，此正合庄子当年对于机心的警觉——七窍成而混沌死。在这方面，我们的大学当然不会例外，因为它也是一种特定的社群，所以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回应性社群主义者的宣言》——“我们都属于各种相互依存的重叠的社群。如果置身这些社群之外，人类就不能长久生存，个人自由也不能长久维护。不论哪个社群，假如它的成员不关注并将精力和资源奉献给共同的事业，它亦不能长久生存下去。单纯追求私利会腐蚀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体系，并将破坏我们共同进行的民主自治实验。”
上述道理教训了我们，改革作为一项复杂的和系统的工程，其间所蕴含的规律绝非仅靠经济学家的简单成本核算就能廓清。如果改革的进路果真是如此单向度的，那么即使它按照自己的预期而获得了成功，也很可能造成这样一种糟糕和被动的局面：以后凡是能在大学里站住脚的个人，都可以算是在激烈竞争中成功了，而唯独作为这些个体之集合的学校，其本身反而在相互厮杀中失败了。因为这里将只表现为一个熙熙攘攘的知识集市，而不再是一个相濡以沫的知识社群，充斥在这里的也将只是知识摊位之间的尖利叫卖声，而不再是研究过程中无功利的共享快乐。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108节 改革与保守
不知道是否有人考证过，在蔡元培校长主政的那个年代，我们学校究竟有没有加入过国际排名？但众所周知的事实却是，当时的北京大学肯定有它的世界地位，也肯定对中国的发展产生过无可替代的辐射。
正是靠北大先贤创下的那点基业，才使我得以在前面讲出这样一层意思——其实北大当前的首要任务与其说是千方百计去改革，倒不如说是千方百计去保守！这种对保守的重视，并非针对任何时弊的即兴说法，或者反映出思想的暮气，而是出于我本人一贯坚持的学理主张。比如，早在十几年前，我就在《北大学统与五四传统》一文中申说了这样的理由：“在中国，由于《天演论》的恶性刺激，同时也由于人们对于‘进步’概念未能进行理性清洗，所以人人都对‘保守’这个字眼儿避之犹恐不及，故而要敢于标明自己‘保守’就非大智大勇者不办。但实际上，不管文明进程是赓续绵延还是突变断裂，人们总是处于过去和未来之间，总是历史过站中的过客，故此真正能够产生持久影响的创新行为，由于种种前定条件的有形无形的制约，也由于此后富于惯性的历史环境的筛选，就反而只有通过对于旧有传统的有效激活和改造方能完成。”
保守这种历史行为何以如此重要？——盖因为只有维护住大学的基本生态，才能维持住我们现在的教育活动与蔡元培等人当年的教育活动之间的历史延续性，才能信守住我们从内心向北大先贤做出的郑重承诺！因此在这方面，我们绝对值得重温柏克在《法国革命感言》中的名言：“社会确实是一项契约。……我们必须以格外的敬意来看待它，因为它不是那些仅仅服务于短暂粗俗的、易于损毁的物质性存在的伙伴关系；它是所有科学、艺术、道德和完美性的伙伴关系。由于这种伙伴关系的目标不可能在许多代人之内就能达到，它就不仅是生者之间的，而且是生者、死者和将生者之间的伙伴关系。每一个个别国家的契约都只不过是永恒社会的伟大的原始契约的一个片段而已。它将低级的与高级的事物、可见与无形的世界联系起来。与这一掌握着所有物质和精神的，由牢不可破的誓言所批准的契约相契合，一切事物各得其所。”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意识到，只有在对于传统的此种敬重之中，内在于社群框架中的文明接力活动才能不断延续，个人的有限生命才能以类的形式超越和保留下来。
这种对于保守的重视，并不意味着要跟真正的改革唱什么反调，相反倒恰恰构成了合理改革的必要前提。此间的复杂辩证关系，也正如柏克在同一本书中所指出的：“一个不具有进行某些变迁的手段的国家，也就不具有保守自己的手段。而没有这种手段，它甚至可能要冒丧失那部分自己最虔诚地希望保有的制度的危险。”职是之故，我们万不可因循以往那种简单化思维，把改革与保守非此即彼地对立起来，并且不加分析地对之一褒一贬。相反倒要相当警觉地认清：凡是不善于进行保守的人，凡是不尊重自家传统的人，也许他还可以进行彻底推倒重来的革命，却绝对没有资格奢谈什么改革。我们必须沉痛地从历史教训中记取：任何具体时空中的具体历史主体，都必须首先抓住真正值得保守的东西，再顺势开敞其中原已蕴涵的方向，而这种历史行为本身已经包孕着改革；反之，一个完全不懂得保守的人，他所提倡的改革就不可能意味着改良，倒有可能把人类社群的自身连续性切断，让历史成为断了线的风筝。
如果对上面的观念并无疑问，那么容我接着讲一句不怕得罪的大实话——其实根本用不着论证，因为就连三尺小童都能知道，北京大学最主要的优势是什么，它最抢眼的亮点是什么，从而它最值得保守的强项是什么！早从蔡元培的时代开始，几乎所有让这所学校引为骄傲的学术重镇和文化名流，就全都出自同一个人文学科。而直到我书写这篇文章的此刻，这所学校在全国范围内最让别人瞠乎其后的，同时也是最让举国青年为之神往的，也仍然要数它的人文学科。正因为如此，真难以相信这样一个张口闭口拿自己跟哈佛相提并论的学校，反而能忘记了人家剑桥那边的一个基本事实——不会赚钱的文史哲各系，全都可以登堂入室地建立在哈佛院内，唯独那所教人发财致富的商学院，却只有资格远远地建在查尔斯河对岸！
就此而论，既然北大的基本特色和主要优势，首先在于它的人文研究，那么在制定学校的改革方案之初，偏偏没有吸纳文史哲各系的人员参与其中，就显得不可思议和不太正常了。对此无论在事后怎样安抚和修补，全都是无济于事的，因为真正有意义和有水平的对于本校传统的尊重，决不应表现在先根据某种抽象的经济定势去制定一个普遍的规则，再照顾性地给予传统优势系科一些特殊政策恩惠，而应表现在从一开始就潜入这些系科所代表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祈求之中，从而更加深入和全面地领会这所大学的历史特色与学术风格，乃至水到渠成地为它找到当今的定位和未来的使命。因此，任何有资格短期执掌北大的人，都应首先敬畏这所学校的辉煌历史，或者说，都应当记住当年竟能拆了城墙修二环的惨痛教训——一旦把赓续上百年的治学传统给草率地抹平了，那么就算所设想的改革措施全都如愿以偿，北大也仍然有可能沦为一所在美国到处都是的，介于二三流之间的平庸大学。果真如此，它可就真的在整个世界上什么地位都没有了！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109节 主要优势
还有一句不怕得罪的大实话——既然谁都知道这所学校的主要优势来自何处，从而它的辉煌名声主要来自何处，那么就谁都没有理由一边沾着北大传统的光，一边却漫不经心地出手磨灭这个传统！前些时在网上看到校方的一个讲话，坦率地承认在拿到那笔众所周知的巨额拨款以后，首先盘算的竟是基础文科用不着照顾，觉得反正我们的文史哲本来就通吃天下。如果这条消息并非误传，那么此中的决策偏向简直匪夷所思！让我们试想一下：如果轮到市文管会得到了额外拨款，如果它的领导人还是热爱文物的，他们会觉得正由于故宫博物院的东西太好，哪怕再破败点儿别人也赶不上，所以就完全不必花钱保护它呢，还是会觉得正由于这是传统优势，万一自毁了长城担不起这个责任，所以必须首先加强这方面的建设呢？
再接着这个“博物馆之喻”往下联想：法国人会因为卢浮宫已经太精美了，就拒绝再向它追加所需的投资吗？会因为卢浮宫总要耗费资金，就以成本核算的思路逼良为娼，不惜把它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