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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这方面，只要看看中国学术界在整体上对西方思想的理解，就会发现今天已经比二十年前变得更加成熟和自信。而各种扎根本土的经验研究，结合人文传统与社会科学眼光的历史研究，都表明中国的学术发展在多年的积累之后正在逐渐步入正轨。甚至，我们不妨简单地比较一下许多学科的学术杂志历年来发表的文章的学术规范，或是一些著名大学的学位论文的品质，大概都会从中看到学术积累的成效，而且这些积累，都是在本土学者和新近归来的留学人员共同努力下实现的。我们当然可以对这些学术积累本身存在的一些弱点进行批评，寻找办法救治其缺陷，但我们决不能轻易就抛弃我们自己苦心营造的传统。
对中国大学制度背后隐含的学术传统问题的忽视，大概正是北大这次人事体制改革草案无论在面对中国大学实情，还是引进西方大学体制两个方面都为人诟病的真正缘由。“新体制”同时在这两个方面暴露的缺陷，也正好从反面说明了对于中国大学来说自主学术传统的重要性，当然，同时也揭示了建设这一学术传统所面临的艰苦努力。建立真正的中国学术传统，并不能凭借盲目排外的文化沙文主义，或是沉溺于博物馆式的文化遗老心态，当然更不能靠简单移植或嫁接美国的学术或文化，无论这种文化是以“世界一流”的名义，还是打着“国际标准”的旗号。
营造现代中国的学术传统，正如这次大学改革的争论所揭示的那样，一方面要求重新思考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使其成为能够面对当代中国人生活的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问题的活生生的观念，另一方面也要求能够站在现代中国的视角把握所谓“西方”的整个观念和制度传统，揭示其与现代中国处境的内在关联。因此，这里所说的现代中国的学术传统，其“现代”和“中国”都具有双重意涵。
中国的“现代”处境，注定其传统不仅包含了中国自身的文化思想脉络，也要求中国学者能够在“形而上”的观念层次上，而不是简单的所谓“器物”意义上来理解整个西方的传统及其现代性的形成。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自主的学术传统的塑造，恰恰要求对所谓“西学”的根源和脉络进行深刻和整体的把握，使其能够成为中国思想自身的可能性，这也正是“留学”之于中国学术和教育自主发展的重要意义，是有识的留学生真正需要格外用力的地方。只有当世界史成为我们的历史，而且是作为“思想史”意义上的世界史成为我们的历史，我们对西方的理解才能克服“坚船利炮”的狭隘功利观念，超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被动从属格局。因此，中国大学学术传统的“现代”意涵需要我们对中西两个传统都能“温古知今”，能够同时思考这两个传统中的根本问题。
不过，作为现代中国学术传统所理解的“现代”以及“西方”，都必定是基于“中国”和面向“中国”的理解。而这里的“中国”不仅仅意味着我们自己不可能随意抛弃的思想传统，同样也意味着能够包容“西方”传统的当代中国生活。渗透在各种汉语的典章文物中的“中国”，并非记载历史遗存的“断烂朝报”，其中包含的恰恰是历来中国人思考自身生活方式和生活理想的努力；而当代“中国”的生活，则是当代中国人基于这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想而迈向现代性的努力。确立我们自己的学术传统，就是要我们的学者能够对这种双重意义上的“中国”处境进行思考。中国的大学以及在其中进行的学术和教育活动，作为“中国”处境中的一部分，如果不对这种处境进行深入自觉的思考，就不可能找到改良自身的道路。中国的大学改革以及希望借此促进的学术发展，必定要在“现代中国”的十字路口上建立自己的传统。没有成熟的学术传统，一个国家的大学制度不可能成为沟通学术教育与政治社会的枢纽，不可能在真正的思想层面上回应中国人生活处境中的许多基本问题，也自然无力重新阐述包含在中西两方面传统中的那些人类根本问题。而没有这样基础性的思想工作，梦想中国大学能够产生一流的学术成果，教育出能够担负起这个国家艰巨的政治经济文化任务的公民，大概只会落得一场空。最后不但要引进别人培养的学者，恐怕还要输入别人培养的公民或政治家，甚至是别人培养的“中国人”。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135节 教育先进国家
四
大学改革大概是所有改革中最为困难的一种，即便对于所谓“教育先进国家”的美国也是如此。美国一位学者就曾指出，美国教育的历史就像是堆满无数废弃的改革报告的海滩，而那些号称最有革命性的改革往往也最令人失望。大学改革为何如此难以取得成功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或许在于大学改革本身涉及了某种内在的困境，而任何大学改革如果不能充分认识这一困境，找到相应的出路，就难以达到预想的目标。教育之所以可能，在于传统的存在，而教育总是通过“温故知新”来传承和更新这一传统。如果传统没有任何价值，教育也就毫无意义了。然而，大学改革总是会面临改造教育赖以进行的“传统”的艰巨任务。对“学术传统”的强调当然不意味着任何大学改革都没有成功的可能，但这确实意味着任何对已有的学术传统缺乏尊重和反思的大学改革都很难成功，而那些毫不珍惜已有的学术积累，抱着一种反传统心态进行的改革，却是注定要失败的。如果一次大学改革，在制度设计上只想将前人的学术建设推倒重来，亳不考虑如何耐心整理已有的学术积累，继承其中的优良传统，那么这样的大学改革势必破坏多于建设，一时虽然声势浩大，长远看来却毫无成效。没有传统的大学改革，也不会留下任何传统。这样来“推动”改革，只会使中国大学越改越缺乏活力，反倒形成了对这种破坏性改革的路径依赖，逐渐走向教育与学术的毁灭之路。
大学改革与学术传统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要求大学改革应该把重心放在培养和完善一种能够促进学术自主发展和教学相长的学术传统上。换句话说，大学改革的目标应该是“造血”，而不是“输血”，更不是“放血”。大学改革应该致力于建立具有长远考虑的学术制度，将一个国家的学术发展奠基在更宽厚的思想传统上，从而为未来的学术发展提供通畅的血脉。而这种传统的营造，往往需要一种宽容平和的学术气氛和不计功利的学术热情，这些经常会与大学改革中必然涉及的各项精心算计的管理目标发生冲突。真正目光长远的大学改革者，应该努力寻找二者的平衡点，而当二者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的时候，知道什么才是中国大学真正的理想，什么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从而能够做出有利于学术和教育长期发展的抉择。没有什么现代大学可以逃避管理的约束，但管理本身却绝不是大学的目标。没有学术自主的管理，也许会办出一所赢利的大学，但却造就不了具有真正高度的思想和学术，培养不出既有学识和德性，又勇于担当责任的学生，更不用说引导一个国家的教育了。
当然，大学改革之“道”也需要“器物”的承载，决定大学改革成败的学术传统也必须通过制度建设来加以维护和保障。如何在大学改革的制度维新过程中充分考虑对传统的继承和建构，最终还要在制度上找到落实的地方。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本文集中的许多文章在谈及大学改革的制度问题时，都特别重视相关的法律问题，强调要尊重不同大学的历史与传统，倡议采用渐进改革而非“休克疗法”。实际上，这些建议都是希望大学改革能够充分尊重学术传统，避免改革对学术传统带来毁灭性的冲击。这些谨慎的告诫，往往源自对近年来各种浮躁的大学改革的反省。这些大学改革，往往既不顾中国各大学已有学术传统的积累，又忽视对未来学术传统的建设，而是采用经济的思路或是政治的逻辑，大搞所谓“学术工程”，进行“学术动员”。这些不尊重学术规律的改革做法，倒是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的东西，与中国改革的总体思路背道而驰。我们并不能因为这种“计划经济”式的学术政治运动，打出了“国际”的旗号，甚至瞄准了“世界一流”的目标，就忘记了“与国际接轨”和“创世界一流”都算不上什么新口号。如果没有真正检讨中国大学改革的基础和方向，这些点缀着“洋花样”的学术“跃进”只怕会重蹈覆辙。
今天，中国的大学改革首先要强调的或许不是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而是在改革中继承和建设中国学术传统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否则改革只会变成一场不断摧毁、永无休止的“革命”，不会给中国大学的未来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136节 谈大学“改革”
黄 平
“世界一流大学”这个说法本身是有问题的。什么叫一流大学？现在的流行“标准”是：一流大学就一定要一流的建筑、一流的设备、一流的草地，门类要多么齐全，要多少多少万学生，要多少个学院多少个学科，教室和设备要多么现代化，是这样的吗？一流大学不一定意味着要门类多么齐全，假如硬凑一个一个学院和系所，不论凑了多少，教学和科研质量不行还是不行。
有的人实际上把一流大学理解为一流的公司，甚至也不一定是一流的公司，而是大公司，大公司是大学吗？整天讲大学大学，基本没有大学之道在背后作为理念，而是嚷嚷着要学外面的名牌大学，其实连旧时代的小学都没做到。李零写的文章叫做《大学不是养鸡场》，我理解，现在想办一流大学的人也不是真想办个大养鸡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