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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y）之乐。但是“乞丐”们的“基本人权”、“自由平等”又向哪厢去找呢？这些现代的概念，朋友！原都是现代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玩艺嘛！在那并无“资产阶级”存在的帝制中国，那些罔顾人权、剥夺自由的制度和风俗习惯如君权、父权、夫权、盲婚制、多妻制等等，原都是我们“固有道德”所认可的嘛！生为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有谁又觉得“天下有不是之父母”呢？诗人胡适说得好：“不觉不自由，也就自由了。”这和今日老美公民“不觉太自由，只道自由好”，正是一个铜元的两面嘛！事实上，“无节制自由”之为害，实远甚于“健康的不自由”啊（著重健康二宇）！身在庐山中的游客，哪能识其全貌呢！
因此从比较史学上看，我们这个宗法遗规的“家长制”，在中世纪的世界上，不特是个“可行的制度”，甚或是个“较好的制度”呢！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俾斯麦时代的德国所行的“父道主义”（paternalism），不也是一样吗？腓特烈大帝说：“我为人民谋福利，可不一定要人民知道啊！”这与我们孔夫子的政治哲学，不正是不谋而合吗？我们的家长制一直延续到今天，初不因历次革命而有所改变。事实上台湾今日所存在的问题，可能就是因为缺少了一位大家长呢！可是李登辉总统今日的作风，似乎就有意重建这制度。
正因为我们孔孟之道的政治模式，健康长寿，比较合情合理。我民族安于此生活方式已二千余年，一旦要以夷变夏，本末倒置，其艰难万分、痛苦不堪，自是意料中事。但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变夏从夷呢？那就是中世纪毕竟是中世纪；那个时代的“较好制度”，延至今日已大部分不适用，我们现在要另辟蹊径，就不得不从洋西化、改弦更张了。
“健康的个人主义”
在现代的民主国家里，社会的基础是建立在一个公民的“健康的个人主义”之上的（“健康”一辞是胡适之先生为中文读者特地加上去的，以免误解）。个体公民与各级政府之间，与夫各级政府彼此之间的关系，都是双边契约的关系（见图乙），政府不再是家长。它是听命于人民的“服务机构”（serviceagency），官员是“公仆”（publicservant）。这一来，它和我们的传统的家长制，就完全背道而驰了。
但是这一洋制度未必就比我们的土家长制更好。它若行得其道如今日的英语国家，则政府便是为民服务的机构；权力若被滥用，则全国国民，都会变成独夫专政的个体对象。卢梭说：“暴君之前，人人平等。”（Beforeadespoteveryoneisequal。）就是指的此一情况。到那时，天既不高、皇帝也不远，那就民无噍类矣。上节所述战前的德意日加上个史达林的俄国，战后的毛泽东和他的红卫兵，就是这个画虎不成的洋制度走火入魔的结果。九〇年代的台湾从家长制蜕变到一个“社会重于国家”的洋制度方向来，希望它的年轻的政治领袖们相忍为国。不要也画虎不成，迷失方向才好。
以上所说的宗法社会传统下的“家长制”只是我们帝国时代，至今还没有完全“蜕变”掉的特征之一。但是这一特征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它是和我国所特有的农业经济制度相互配合运作的。它二者原是一对“暹罗连体兄弟”（Siamesetwins）。彼此同生共死，是分割不开的。事实上中共今日在大陆上的政经失调，便是在这两个弟兄之间想舍其兄而留其弟，所以就矛盾百出了。
重农轻商的后遗症
不过话说回头，我们原有的以农立国的经济制度，也并不是甚么坏制度。相反的，它原是在人类历史上经过精心设计，一行两千年而有实际效验的“较好制度”（bettersystem）呢！须知中国封建时代，原和欧洲一样，土地是属于国有的。可是在封建制崩溃之后，欧洲的经济便迅速地走上了“重商主义”（mercantilism）。而我们却缓缓地走上“重农主义”。
“重商主义”原是在社会强于国家的客观条件之下，不受人类意志控制而自然成长的。它的确是一种（如马克思所想像的）“客观实在”（objectivereality）的产品。
可是我们“重农主义”，却是从头到尾的一种“主观设计”（subjectiveplanning）的制度。更具体地说，它是在国家强于社会的情况之下，由政府主动从事“土改”的结果，是主观意志制造的。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废井田、开阡陌”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土改”。政府为了解放农村个体户的生产力，乃把公田（井田）制给废掉了。改农业为私营——这正是近年来邓小平毁弃毛制土改的主要内容。
秦以后，土地变成了商品，可以由人民自由买卖。此一农村自由经济制度，在中国一行两千年，没有太大的质变。一直到公元一九四九年，中共政权成立之后，才被毛泽东倒转了。
【附注】毛泽东土改，改私田为公田，也是主观意志的产品。在制度上说，实在是恢复先秦的封建生产制，所以终于行不通。王莽也就是搞封建生产制，所谓“复井田”，把脑袋搞掉的。
以主观意志来建立土地制度，古代儒法两家原是一致的。汉承秦制之后，儒家的政权，把法家原有的“重农轻商”的政策，继续推到最高峰。商人阶级受到政府严重的歧视。我国这种与西方反其道而行的“轻商主义”，其后竟深入人心，历两千年而未稍改。商人既被一个强大的政府镇压了，那个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主力军的“城市中产阶级”（urbanmiddleclass）在中国历史上也就不能出现了。缺少个城市中产阶级，中国也就出不了“重商主义”和“产业革命”（IndustrialRevolution）。没有产业革命和与之俱来的“大规模生产”（massproduction），那我们就只好安贫乐道，维持个半饥半饱的农业大帝国，永不想发财致富了。全国人民都生存在大贫小贫的边缘，如果再加上人口失控像晚清那样，那就真的一穷二白了——所幸我国人口过剩的现象，只发生在清朝乾隆以后。
以上所述便是我国晚清时代，从古老传统中承继下来的政经实况。这一实际情况，也是传统的政经制度作天衣无缝的配合所制造出来的。但是从人类文明累积的总成绩来看，这种体制原没有太多的不好。相反的，我们那独步世界的中世纪文明，便是这项政经体制孕育出来的。
且看那些在十七、八世纪来华传教，目击我国康雍乾盛世的耶稣会士；且看那位在十八、九世纪之间名闻天下的民主圣人杰弗逊；且看那位在二十世纪中叶，作为罗斯福农业“新政”智囊的华莱士等等，他们比较中西，对我国传统小农制的社会生活，无不推崇备至。晚近的科学史权威的李约瑟，对于我们中世纪科技与社会的成就，也捧得天高……我们自己的往圣先哲，唱戏抱屁股，自捧自的言论，那就更不用说了。纵迟至今日，李登辉总统还不是在为“回归固有文明”而呼吁吗？遑论当年。
可是既然有如此优秀的传统，为什么在晚清时代——那时的“固有文明”不是比现在还多一点吗？——我们却表现得那样窝囊呢？结果招致“新青年”们，一致喊打，几乎把“固有文明”全盘否定了。而晚近四十年，我们又为什么表现的如此暴戾无知，还要麻烦“民主女神”老人家，跨海东来，普渡众生呢？
对此，我们的综合答覆，要点盖有数端。其一便是前节所述的中西文化冲突的问题。“中古”或许是我们的；“现代”却绝对是人家的。请翻翻我们今日的中小学教科书；想想我们日常的衣食住行，有百分之几是属于我们“固有文明”的呢？——老兄，都是洋货嘛！一句话归总，我们传统的政治经济制度（不论好坏），是不能适应现代西化的需要。适应不了，它就会变成我们求新的包袱，现代化的绊脚石了。好汉专说当年勇，那就十分窝囊了。且看我们的洪秀全天王，他陛下一面要保留固有文明中的多妻制，一面又要奉行只许有一个老婆的基督教，所以就被罗孝全牧师杯葛了，以致身死国灭。
传统国家机器的周期性
再者，纵使一个古老民族，它有勇气卸下传统的包袱来求新求变，它还要有个有效率的行政机器来推动此事。不幸的是我们在清末的那部国家大机器，也已到了锈烂不堪，应该报废的程度了——它负荷不起这个天降大任。
科学家告诉我们，任何群居动物的团体组合，生灭盛衰之间都有其周期性。这反应在传统历史上，史家则叫他做“治乱、分合”；阴阳家则叫它作“气数”；西方汉学家则名之曰“朝代循环”（dynasticcycles）。但是不管称谓如何，我们那部“中央集权文官制”加“农业经济”的国家大机器，亦有其不随人类意志转移的运作周期性。西汉以后历朝的政治史实就警告我们，这部大机器的有效运作期不可能超过两百年。（以世界标准来看，两百年一个周期，不算最长，也算够长的了。）过此时限，就是报废换新的时候了。
满族的统治者于公元一**四年入主中国，到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签订之时，已满一周期。到此时它那部仿汉改良重建的统治大机器，也已到了锈烂报废之时，不堪任重致远了。
吾人试闭目沉思，如“鸦片战争”等国耻国难，均发生于康雍乾三朝鼎盛之时，其结果又将如何呢？这也是我们国运使然吧！这些国难国耻，却发生在“欧洲扩张主义”（Europeanexpansionism）的极盛时期（根据他们的周期），也正值我大清帝国国运周期衰竭开始之时。在这盛衰对峙之间，则清廷造化如何，也就无待蓍龟了。
所以我国近代史家每喜诟病清室涉外官吏为如何颟顸，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