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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之权威在大陆已引起怀疑。青年学者尤多喜新厌旧，而罗公老骥伏枥，信心弥坚，初不稍让。
【附注】苏东波：意即苏联、东欧、波兰1989年的巨变。
余读罗公太平史书数十年，知其包罗宏富，考证精擘，马列史学中之重镇也。近著《太平天国史》精装四巨册（一九九一年九月北京中华书局第一版）都百余万言。余亦搜购一部，细读之、详批之。颇有所获，亦颇有惊异。试略述之，或亦为海外同行所乐闻，盖该书为太平史学界，最近在大陆出版之重要巨著也。
再者适之先生当年与笔者聊天亦时时提到罗君，颇多念旧之辞。笔者亦尝继续罗公未竟之功，整理胡父铁花先生之遗稿也。今读罗氏巨著，遥念当年的寒士劝理，今日的老辈衰儒，亦不无相濡以沫之感。因突出罗公，多写两行，也不算是滥用篇幅吧！
罗史评介
一九九一年才出版的四卷《太平天国史》，应该是罗尔纲教授治太平史数十年的一个总结了。单从该书的外形来说已经很不寻常。它是文革以来笔者所见大陆出版有关中国近现代史书之中，唯一的一种用“繁体字”直排，采取三〇年代通用的标点符号的布面精装巨著。
【附注】六〇代文革以后，用同一类形式在大陆出版的书籍盖只有《标点本二十四史》和章士钊著的《柳文摘要》。然前者为古典，不可用简体宇；后者为钦定，是毛主席亲批，周总理指定发行的。而罗公今日亦居然能破例行之，也可见其自视之高，和名位之隆了。其与《标点本二十四史》以同样方式印行，作者或有其作“正史续编”之雄心。然此一雄心居然能实现者，亦见作者政治地位之不平凡也。
再者，本书所采用的史学形式也是直承马、班传统的“纪传体”，奉“天朝正朔”来写的。书内日期悉用“天历”。这个不阴不阳的“天历”，是南王冯云山在金田起义之前，在清朝牢中私订的。冯云山和洪秀全一样是个累考不售的落第秀才，修订“历法”绝不是冯的知识所能胜任的。他为迁就农民习用的“二十四节”，乃硬性的把节日固定了；然地球绕日却不听王爷的话来那么循规蹈矩的转动，冯氏不得已，乃把冯历弄成“四十年一闰”，比阴历更要糟。
加以洪、冯二氏早期对耶教文献最熟悉者，盖为《旧遗诏书》（旧约），把犹太教义混入耶教（笔者有另文记之）。盖犹太人“礼拜”上帝于星期六、耶教于星期曰、回教于星期五。冯云山显然是把耶稣和摩西弄混淆了。他把“天历”的“礼拜日”订在“礼拜六”（星期六）。把星期六当成星期天，因此在“天历”中星期循环的安排，就与一般基督徒所用的阳历相差一天，而弄得天下小乱。郭廷以老师在清华大学当研究生时，化了年把时光，才把它们弄出个头绪来而得了硕士学位。罗君为尊天朝为正统而用天历纪元，也为读史者略增了些小麻烦。——知其所以然还要三历对查，也是个头痛的事。这也是作者坚守中国封建传统中的“正统观念”的旧史学在作祟焉。
一九八二年罗尔纲先生为王庆成教授的大着《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作序时说：“在研究工作中，我们知道，要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毛病。只有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才能做得到。”（见该书罗序，页二）。
其实洪杨这个“四不像”政权，恐难以“社会主义”或“阶级革命”这“一像”而概其全。治史者纵精通马列主义而加以诠释，也只是一像之言。而笔者在罗公大著之中，除见其骂太平对手方为汉奸、为反动派、为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等恶言恶语之外，亦未见多少马克思主义。新旧对参，固知罗书亦转型时期四像四不像的转型巨著也。
再者，吾人如把太平天国看成一个独立的小朝代，它也是我国史上涉外最多之一朝，而作者对涉外史料（除三数本汉译西书之外）未能直接而充分的利用之，亦是美中不足。然瑕不掩瑜，尔纲先生毕生治太平史之贡献，在其掌握大纲，而细技末节，均有其极精深之考订，与简又文先生实为瑜亮。
忆年前曾有一读者函余，谓《中国时报》和《传记文学》上所印出之“天王洪秀全像”，实为“天德王洪大全”云云。时因旅途匆忙未即答。其实根据简、罗两先生之考证，“洪大全”实无其人。在永安突围时为清军所捕，解往北京凌迟处死之“洪大全”，实为湘人焦亮也。亮为湖南天地会小头目，自命才济诸葛，故取名曰“亮”。因不洽于洪杨，陷于清军时已在太平军枷锁中矣。哪来此王冠黄袍之像呢？（见简书，页三二二，；罗书，页二三七七，。）
总之，“太平天国”实为一四像、四不像之“改朝换制”（不只是“改朝换代”）的革命政权。治史者不能自限一格而论其一像也。
“四不像”是转型初期常见的现象
有的读者可能要问：“太平天国”何以变成这种四像四不像的政权呢？这一点在社会科学里是不难找到答案的。
原来一个衰势文明，在一个入侵的强势文明挑战之下。双方交流激荡的结果，往往是守卫者的母文化但余糟粕；入侵者的新文化则多属“污染”。其中最糟的就变成了非牛非马的所谓“殖民地文化”（或半殖民地、次殖民地文化）了。
试看十九、二十世纪中，亚、非、拉三洲之内所存在的列强殖民地（包括我国通商各口岸中的“租界”），哪一个不是这样的呢？！你说他洋吧！表面看来，穿洋服、吃大餐、进教堂、说洋话，歌台舞榭、灯红酒绿，真是洋得十分彻底。可是究其实，哪里又能找到什么法治民主、救弱抚孤、守秩序、重公德的西方文化的精髓呢？
反过来看看我们土著的小区，其中烟、赌、娼，泛滥无边；帮会盗贼横行，贪赃枉法、贫穷、疾病、肮脏、糟乱，都达于极点，哪里又能找到一点点我们自吹自擂的“四维八德”呢？——总之在攻守文明之间，同取其糟粕（今名谓之“污染”），是早期强弱文明对流的必然现象。但是一个被强势文明挑战的弱小（或弱大）民族，如不是一窝颓废的群居动物，双方交流日久，渣滓淘尽，渐取宾主之长，那就是今日世界崭新的文明了。——在那儿华裔人口占百分之八十的前殖民地新加坡，这项转变中的表现，就是个很标准的实例。虽然新加坡朝野亦有其并不太光鲜的一面！瞻念前途，吾华裔其勉之戒之。
社会改制最早的尝试
言归正传，我们的洪杨政权，也就是早期中西文明对流中的产儿之一。更确切的说，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社会转型的第一阶段；也是中西转型、社会改制最早的尝试。真伪杂糅、善恶难分、用舍不当，才搞出这么个“四不像”的政权来。
举几个小例子来说吧！太平政权原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同吃同住同劳动，最进步的平民政权。但是它却保留了“朕即国家”，君贵民轻的最反动的政治哲学。甚至把含义以人口干戈为重的“國”字，硬性改为一王独大的“囯”字，作为国号以教育人民。这就是最矛盾和极反动的了。演变的结果，太平朝中阶级森严。为王为官，可以为所欲为。为农为工的小百姓，则豚犬而已。无限制权力、无限制腐化的政治哲学中的定律，在洪杨诸公“进城”后的印证，真可说是淋漓尽致。以短节零篇来窥其全豹，盖为不可能；然举一反三，或亦可略知轮廓。
洪杨在“进城以后”
在今日大陆享有特权的中共干部之间有句史学术语，叫做“进城以后”。盖中共原为一工农政党。抗战期中，由于农运得法而打平天下，才从农村进入城市。此共产党人所谓“进城”也。“进城”因此对该党来说，实在是个划时代的里程碑。
百年回顾，我们看到洪杨诸公，也真是个照本宣科！
笔者于前篇曾突出描述洪天王于一八五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南京所举行的盛大的进城式。其实这一伟大场面，只是个开始。
记得《战国策》里有一则关于秦始皇生父吕不韦的故事说：不韦是个“买贱卖贵”的大商人，家资百万。但是他还嫌利润太小，因问他父亲说：务农可获利十倍；经商可获利百倍；如果搞政治“立主定国”，可获利多少倍呢？吕父说：那倍数就数不清了。不韦乃决心搞政治。最后居然搞出个秦始皇来。
在中国历史上搞政治获暴利的名人，洪秀全也可算是一位佼佼者了。一八五二年春初，他还是个一无所有的贫农头头。一年之后自南京下关“进城”，在十万军民跪迎之下，他就变成“富有四海”，享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的万乘之主了。——老洪，乖乖！这时有八十八个老婆。你能说这位耶稣的弟弟是牛？是驴？是鹿？还是骆驼？
有这许多老婆，放到哪里去住呢？所以洪天王进城之后，第一椿急事便是大兴土木来建造“天朝宫殿”了。
金陵自古帝王都！朋友，你如抢滩大陆，要与邓公小平来搞个“一国两府”，那你第一个应抢占的城市便是南京。南京之为国都，已积三千年之经验。它那儿除掉“万岁爷”和“太监”之外，供奉皇帝的东西，要啥有啥！宫娥采女、黄金白银、奇工巧匠、捧场文士、磕头谗臣等一切，无不具备。老兄，你有本事做皇帝，“进城以后”——万事齐全；一切就等你黄袍加身！
遥想那虎踞龙蟠、物华天宝，钟山似金、长江如炼，江南三月、草长莺飞，真是天堂之首、帝国之都，何等气势？！回看那吱吱喳喳、烟尘弥漫的小台北政坛，相去何止霄壤？有心搞“立主定国”的大富商小政客们，真有志气，南京才是个去处呢！——这虽是题外之言。
可怜我们的洪老师从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