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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十七世纪与十九世纪从西方东来的基督徒传教士的作风，简直是南辕北辙。前者所做的是两个对等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而后者则是一边倒—— 中国人民如要“得救”， 就只有完全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与生活方式而全盘基督化，也就是“全盘西化”。他们实在都是“全盘西化论”的先驱。
当然那时中国的宗教信仰（如看相算命、崇信城隍土地），和一般生活方式如缠足、纳妾、吸毒、盲婚……等等都表现得十分落后甚至野蛮的。但是中国文明中亦有其可取之处。不可因噎废食、玉石不分。除旧布新，原是任何有文化的社会都应该做的事。斯之谓“现代化”也。中西文明之对比，非中不如西也。只是中国文明“现代化”之起步，晚于西方文明三百年而已。
即以医药一项作比。中古时期中国之医药，实远胜欧西；而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时，则“中医”较“西医”之落俊就不可以道里计矣。然“中医”（如草药、如气功、如针灸） 又为何不可“现代化”、“科学化”，以至于“中西医结合”， 截长补垣，互惠合作呢？ 中国人为什么一定要废除中医，全用西医呢？ 所以我们谈“中西文化之比较”、“中西文化之融合”、“东西宗教之对比”等等比较史学和比较文化上之专题，实千万不能忽略其间的“阶段性”。中西互比，我们只能以古代比古代、中古比中古、近代比近代，而分别论其垣长。不可下分层次，下辨古今，囫囵吞枣，而泛论一切！
吾人如自觉近两百年来，在“现代化”过程中落后的衰势中国文明，远不如“现代化”较早，而至今仍处于盛势的西方现代文明，就要尽弃传统。“全盘西化”，这原是启蒙时代的幼稚病；启蒙诸子的矫枉过正之言，不值深究。而好汉专提当年勇，不分阶段、囫囵吞枣，硬说精神胜于物质，东风可以压倒西风，当然更是不通时务之论。要知东西文化，原无优劣；而时间今古，则长短分明。
不幸的是，在那清末民初之世，中西双方均各走极端。西方神职人员之来华者，认为落后贫穷的中国异端，除信他们的上帝之外，无二话好说。伯驾牧师说得好：“中国人不服从，就毁灭（bend or break）。”因此那时纵是最善良、最具好心肠的传教士。对他们母国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胡作非为，也多表支持。有的甚至认为“帝国主义”并不存在。此一“帝国主义不存在论”的心态，其后且蔓延至西方汉学界。连新近才逝世的西方汉学泰斗的费正清先生亦终身服膺之。到他写完自传的死前数年，才稍有转变。
这是那时西方人在中国的基本态度。这一态度如不改变，则西方教士传教中国，就永无安宁之日——上至士大夫，下至工农兵，都要一致抗拒了。太平天国之覆灭，就是中国士大夫抗拒基督教之结果；如今义和团之兴起，则工农兵和基层社会中人抗拒基督教之行为表现也。拳乱之时，除少数满洲贵族乘机附和，企图扶清之外，汉族士大夫几乎完全靠边站：甚至有奋起“剿灭拳匪”者。非汉族士大夫有爱于耶教也，只是他们头脑较为清楚，吃一堑长一智，认为洋人惹不得罢了。
士大夫和工农兵抗拒耶和华
若问中国士大夫和工农兵为什么一定要抗拒基督教呢？为此难题，近年来台湾基督教会在一些杰出领袖如林道亮、阮大年、王永信、周联华、林洽平诸先生策画之下，筹有巨款，设立专门计划来加以研究。
据吾友李湜源教授的解答，中国人未尝反对耶教也。只是耶教教义与中国伦理传统互异，二者交流乃发生严重的文化冲突。这种文化冲突不解决，则中国人就难于接受耶教了。
李君亦是虔诚的基督徒，对神学与神学史均有深入的研究。举例以明之，李君就认为曾在《圣经。旧约》中出现六千次的“上帝的上帝”耶和华（Yaheh）就不是“中国人的神”。
下面且抄一段李君对耶和华的讨论：
耶和华是一位很特别的神，第一，他是神人合一。他有手，有指，有脚，有腿，有眼，有耳，有口，有鼻，能说话，有声音。他能够种树，也能够缝衣。他是男性，是父亲，有儿子，他能教训，也能咒诅，他能记忆，也能忘记，他能笑，也能哭，也能喜、怒、哀、乐、爱、恶、欲。他有一定的住所，西乃山是他居住的地方，但是他又时常奔走，“ 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乃从这会幕到那会幕，从这帐篷到那帐篷。”
（《历代志》上，第十七章第六节）
第二，他是一个恐怖（Terriable） 的神。原文“Terriable”一字，中文圣经译作“应受敬畏”。“耶和华因为不能把百姓领进他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民数记》第十四章第十六节）“我是邪和华，不轻易发怒。我有浩大的爱；我赦免罪恶和过犯。然而，我一定要因父母的罪恶而惩罚他们的子孙，甚至倒第三、第四代。”（《民数记》第十四章第十九节）“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与米甸人打仗。把一切的男孩和所有已嫁（原文作曾与男子性交的）的女子都杀了，但女孩子（指小童）凡没有出嫁的（原文作没有与男于性交过的），你们都可以存留他的活命（原文作留作你自己使用“奸淫”。”（《民数记》第三十一章第七至十八节）“耶和华是一位嫉忌的神，他的名字就是嫉忌。”（《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第十四节）“嫉忌就是我（耶和华）的圣名。”（《以西结》第三十九章第二十四节》。在旧圣经我们可以处处看到， 耶和华是一位战神，是一位犹太人的神。
湜源认为耶和华是一位犹太人的神，是一位战神。吾人授中东文化史，固知所有发源于中东的宗教，都是战斗的宗教；在中东寄居或过往的民族所崇拜的神，都是“战神”。因为中东地区，自古便是四战之区，人民不好战便不能生存；为战争而激发的宗教所崇奉之神，自然也都是战神了。
战没什么不好。不过他与宣传反战的儒佛两教，也是教义不投的。所以中国人很难接受上述的耶和华。
李君又提到“十九世纪中国人信教原因（之一），是因为教会能够赦罪”。但是教义里的可赦之“罪”不是“罪恶”的罪（Crime） ，而是“过错”的罪（Sin）。那时中国教民受享有领事裁判权的洋教士的庇护。“中国人犯了罪就参加教会，得到罪的故免。因此参加教会要付相当的价钱。”当年教会办的刊物，就记载过一则故事如下：
一位（西方）传教士在渡船里听到两位中国人磋商购买参加教会证书的价钱。
这是一件人所共知时事实。在某个中国城市，中国传道人要定下普通参加教会证书的价钱。（见《教务杂志》一九一〇年三月，页二〇九。）李教授也对章力生先生所著的《人文主义批判》，作了些反批判。章君说：
东方是异教的大本营。我们要使基督教会在东方扎根，建立不拔的基础，必须掀动异教的文化结构和哲学系统，向他们积极挑战……
堤源又说：章先生劝告中国人，大彻大悟，在全能全知的真神之前，去其“娇气与多欲、色态与淫志”；好像“多欲”、“淫志”也是中囤人反对基督数的原因。（章力生《人文主义批判，页四》（见李湜源著《中国人与基督教—— 商讨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反响》， 载《文艺复兴月刊》，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民国七十年（一九八一）十月一日，第一二六期。页五八～六二。）
章力生先生还是生在二十世纪的中园人。一位笃信基督的良心软徒。他的言辞之一边倒，和他反华卫教态度之绝决尚且如此；我们可猜想庚子年间，那些享有“知府”、“知县”地位的西方传教士，其卫教反华的态度，就不言可知矣。明乎此，我们也可了解当年所谓“民教冲突”的因素是多么复杂。
其罪可赦而养儿不能防老
须知当年的中国基督徒原有“良心教徒”（Conscience Christians）与“吃教教徒”（Rice Christians）之别。良心教徒一旦入基督之门，则终日忏侮有罪，时时在上帝之前思图自赎。
老来笃信基督的张学良将军夫妇，便是一对标准的良心教徒。前年张将军在其九十寿诞致辞时，劈头一句便说：“我是个罪人！”当时曾使全场大惊。或谓少帅当年在李烈钩庭长之前都没有认罪。这一下被关了五十年，反而认罪忏悔起来，亦见军事委员会“管教”之有方也。其实张氏所讲的只是基督教义里的一个术语，他所“认”的只是此罪（si n），而非西安事变时所“犯”的彼罪（crime） 也。可惜在国民党的传统之中，党魁之外，教民寥寥。听众之中，通基督教义者，小猫三只四只而已。所以大家就错把冯京作马凉。以为少帅对西安事变这项“罪恶”， 忏悔了，认罪了。因此全场大鼓其掌，亦民国史中趣事之一也。
把少帅之sin当crime 来曲解，小事也。最多让后世史家上错一笔帐，也使把少帅看成“千古功臣”的中共党人稍感惶惑罢了。可是对基督其它教义如“赦罪”的误解，那关系就大了。根据教义“罪”既可“赦”，则又有何罪不可“犯”呢？——这就对“吃教教徒”为非作歹，大开方便之门了。
抑有进者，纵是那些最善良最虔诚的良心软徒，他们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里，有时也可制造出极严重的社会矛盾。举例以明之：当时所有的基督教会都是以“反孝”甚或“仇孝”作号召的。他们认为人只能向上帝尽孝，不应向父母尽孝。笔者便有一位在中国出生， 说得一口京片子国语的传教士好友。她当年在北京对一位搞“晨昏三叩首”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