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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的编修起自贞观三年。史官孔颖达、许敬宗参撰,魏徵“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①。贞观十年(636),《隋书》纪、传部分修成,与已修讫的《周书》、《北齐书》、《梁书》、《陈书》合称为《五代史》。然而,这五部史书都缺少“志”,于是,贞观十五年,太宗令于志宁、李淳风、李延寿等续修《五代史志》。初令令狐德棻监修,后由太尉长孙无忌监修。显庆元年(659),《五代史志》30 卷修成。《五代史志》起初单独流传,后晋时才与《隋书》纪、传部分合为一书。《五代史志》中的“经籍志”最为有名,编撰者首次将我国古籍以经、史、子、集四大类加以著录。《五代史志》是继《南史》、《北史》之后的又一部通史著作,反映了统一国家文治的需要。
除初唐正史编撰之外,史官刘知幾私修的《史通》20 卷,贞元年间(785—805)杜佑编著的《通典》200 卷也很有名,开创了我国史评体著作和典章制度通史的先河。
《汉书》、《史记》的传注早在南北朝时期,学者对《史记》、《汉书》的研究就已开始。隋朝著名学者有兰陵人萧该、东海人包恺。萧该“性笃学,《诗》、《书》、《春秋》、《礼记》并通大义,尤精《汉书》,甚为贵游所礼”,撰有《文选音义》一书。包恺从王仲通受《史记》、《汉书》,多有心得。曾“聚徒教授,著录者数千人”②。隋末李密就喜读《汉书》,想以包恺为师①。后天下大乱,一些名儒流徙于乡野传授,形成了唐初许多各有源流的学问及其系统的研究风气。如颜师古就有家学渊源,其父颜思鲁“以儒学显”,其叔父颜游秦撰《汉书决疑》12 卷,为当时学者称道。师古“少博览,精故训学,善属文”②,贞观中曾受命注《汉书》,他采用其叔父质义,“解释详明,深为学者所① 《北史》卷前说明。
② 《修晋书诏》,《全唐文》卷八。
③ ④《册府元龟》卷五五六《国史·采撰》二。
① 《旧唐书》卷六六《房玄龄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五。
② 《旧唐书》卷七一《魏徵传》。
① 《隋书》卷七五《儒林传》。
② 《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
重”③,太宗令编入秘阁,对颜师古亦予以嘉奖。后来,房玄龄认为颜氏所注《汉书》“文繁难省”,因而使“有良史之才”的著作郎敬播“摄其机要,撰成四十卷,传于代”④。同时代人姚思廉,其父姚察撰有《汉书训纂》,“思廉少受《汉书》于察,尽传其业”;姚思廉的孙子姚珽,据其祖所著,立意发挥,著成《汉书绍训》40 卷。以上为有家学渊源的。高宗时人王方庆,“尝就记室任希古受《史记》、《汉书》”,并随之卒业。⑤祖士季从同郡顾野王受班氏《汉书》亦见诸史载。曾经注解过《文选》的扬州人李善,撰有《汉书辨惑》30 卷,高宗乾封以后“以教授为业,诸生多自远方而至”⑥,以上为师授源流。到永徽以后,以长安、洛阳为中心,逐渐形成一种专门学问,即“汉书学”。当时著名学者有刘伯庄、秦景通兄弟、刘讷言等人,其中秦景通、秦纬兄弟“俱有名,皆精《汉书》,号‘大秦君’、‘小秦君’”,形成了独立的《汉书》学研究体系,在当时治《汉书》学者中影响最大;所谓“当时治《汉书》,非其授者,以为无法云”⑦;其次,乾封年间都水监主簿刘讷言给沛王讲授《汉书》。后沛王为皇太子,就是章怀太子李贤。李贤集诸儒共注范晔《后汉书》,刘讷言为主要参与者。可以说,太子李贤组织人力注《后汉书》,其兴趣多来自刘讷言讲授《汉书》所得。当时治《汉书》学的还有高宗朝的郝处俊、开元时的殷践猷及唐末的柳璨。
研治《史记》的学者有褚无量、高子贡,而王玄感坚持不懈,“并所注《孝经》、《史记》稿草,请官给纸笔,写上秘书阁”①;刘伯庄撰《史记音义》、《史记地名》、《汉书音义》各20 卷,从不同角度、侧面研究《史记》。武后长寿年间的许子儒,“其所注《史记》,竟未就而终”,实为憾事。这一时期研治《史记》的集大成者,是开元年间司马贞所著《史记正义》和张守节著《史记索引》,不仅是当时治《史记》的高水平之作,而且为后代进一步研究《史记》提供了详确的资料。
谱系学近人章群认为“唐承隋祚,犹之汉承秦业,其相因袭者甚多,惟以唐而论,究以隋祚短促,与其谓因袭于隋,毋宁谓其祧于南北朝也”②。魏晋六朝时期选举以“九品中正”为前提,从而形成魏晋时代谱学大盛的局面。当时“晋散骑常侍贾弼、太保王弘、齐卫将军王俭、梁北中郎将谘议参军知撰谱事王僧孺之徒,各有《百家谱》”。另外,宋何承天撰《姓苑》,后魏河南亦有《官氏志》,谱学家以此二书为范本①。刘宋时谱学家王弘因“日对千客而不犯一人讳”为时人所仰慕。“唐代谱学本脱胎于魏晋六朝谱学,因而,③ 《新唐书》卷一九八《颜师古传》。
④ 《旧唐书》卷七三《颜师古传》。
⑤ 《旧唐书》卷一八九《敬播传》。
⑥ 《旧唐书》卷八九《王方庆传》。
⑦ 《旧唐书》卷一八九上《李善传》。
① 《新唐书》卷一九八《秦景通传》。
② 《旧唐书》卷一八九《王玄感传》。
① 章群:《唐史》第一册《序》,香港龙门书局1978 年版。
这种鲜明的门阀观念和森严的等级界限当然也得以继续传播”②。尽管统治者自觉不自觉想削弱这种门阀观念,但官修、私修谱系本身,无疑对维系于统治阶级有利的等级制度起到推波助澜作用。另外,谱学是唐代史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皇朝不定期组织人力编撰,私家修谱亦多见史载,谱学名家亦层出不穷。
贞观五年(631),唐太宗以“山东人为自矜夸,虽复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女适他族,必多求聘财”,因而诏令吏部尚书高士廉与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定姓氏”,收聚天下谱牒,考其真伪,褒进忠贤,贬黜悖逆,撰成《氏族志》一书,定山东崔幹为第一等。太宗览后大为不满,明确指出撰修《氏族志》“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③。经修订,贞观十二年,《氏族志》100 卷面世,列皇室为第一等,后族为第二等,山东士族崔幹为第三等。由于编撰者多精于谱学,该书又几经修改,《氏族志》修成后,“升降去取,时称允当,颁下诸州,藏为永式”④。
高宗显庆四年(659),许敬宗为奉迎皇后武则天,认为“其书不叙明皇后武氏本望”①,中书令李义府“耻其家代无名”,上奏要求修改《氏族志》。高宗诏令礼部侍郎孔志约、著作郎杨仁卿、太子洗马史玄道、太常丞吕才等十二人,以“皇朝得五品者,书入族谱”②为标准。高宗自裁体例,制写序言,总括二百四十五姓、二百八十七家。书成后,摚鸫蠓蚨嘁匀胙∥埽拼耸槲把瘛薄4印妒献逯尽返健缎帐下肌罚普诘燃睹欧У母哺敲嬖龃螅恍┦孔迕欧б源宋艿男那橐嗫衫斫狻�
中宗景龙元年,左散骑常侍、谱学家柳冲认为,自贞观年间诸儒修《氏族志》至此七十年间,此书“甄差群姓,其后门胄兴替不常”,故上奏请求改修,中宗诏柳冲及尚书左仆射魏元忠、史官张锡、徐坚、刘宪等八人,依据《氏族志》,重加修撰。当时“共取功、德、时望、国籍之家,等而次之。夷蕃酋长袭冠带者,析著别品”③,然而,由于参加编撰的魏元忠等相继去世,撰修一度中止;到玄宗先天中,又诏柳冲、徐坚、吴兢、魏知幾、陆象先、刘知幾等接撰,书成,名《姓系录》200 卷。开元初,玄宗又诏柳冲及薛南金“复加刊窜,最后定式”。这样,《姓系录》撰修前后历经十一年,经三次大规模的修撰,最后得以成书。《姓系录》是官修谱书的集大成者,也标志着唐代谱学研讨达到顶峰。
除此之外,乾元年间(758—759)著作郎贾至撰《百家类例》10 卷,永泰二年太常博士柳芳撰《皇室永泰谱》20 卷,开成四年翰林学士柳璟撰《续皇室永泰谱》,都是以唐皇室作为谱本的。元和七年(812),太常博士林宝撰《元和姓纂》10 卷,是官修质量较好的谱书之一。
私家撰修的谱学著作有:武则天时太子左庶子王方庆撰《王氏家牒》15卷、《家谱》20 卷;四门博士王玄感撰《姓氏实论》10 卷。史家刘知幾撰《刘② 《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
③ 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第108 页。
④ 《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
① 《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
② 《唐会要》卷三六《氏族》。
③ 《唐会要》卷三六《氏族》。
氏家史》15 卷、《谱考》3 卷,考其先世源出,“皆按据明白,正前代所误,虽为流俗所讥,学者服其该博”④;开元时左散骑常侍韦述“好谱学。。,乃于《柳录》之中,别撰成《开元谱》二十卷”①;天宝时集贤校理萧颖士,“通百家谱系”②,著《梁萧史谱》20 卷;孔至著《姓氏杂录》1 卷。唐代著名的谱学家,除上面提到的之外,最有名的有武德年间文学馆学士、天策府仓曹参军李守素,时称“肉谱”③,即活的人物典。武则天时太子司仪郎路敬淳,“尤明姓系,自魏晋以降,推本其来,皆有条序”,著《姓略记》20 卷、《衣冠谱》60 卷。此后的谱学家,如柳冲“博学,尤明世族,名亚路敬淳”,韦述、萧颖士、柳芳,虽“各有撰次,然皆本路氏”④,柳芳自己更认为“唐兴,言谱者以路敬淳为宗”,足见路敬淳对唐代谱学界影响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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