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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学”
（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ｍａｎ）
的最终任务便是对可以被称之为“人性”
的东西加以正确的描述。
人们通常所说的“人性”
实际上只是指人性所具有的众多表现形式之一，而且常常是指那种病态的表现形式。
人们根据这种错误定义辩护道，一个特定类型的社会是人的精神素质的必然结果。
自由主义者不赞成人性概念这一极端保守的用法。
从１８世纪以来，他们一直强调人性的可塑性和环境因素的决定性影响。这种强调说法既真实又重要。很多社会学家以此为基础，进而提出了一种假设：人的精神构成犹如一张白纸，其本身并没有什么天生的品质，社会和文化在这张白纸上写下了具体的内容。这种看法与对立的观点一样，既不能自圆其说，也对社会进步起着破坏作用。
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必须从我们观察不同的个人和文化之后得到的人性的无数表现形式（包括正常的和病态的形式）
，推断出整个人类共有的根本本质。
这项任务就是要进一步认识人性的内在规律以及人性发展的固有目标。
关于人性的这种概念不同于人们习惯上的用法。人在改造周围世界的同时，也在历史的进程中改造了自己。事实上，人是自己的创造之物。
但是，正像他只能按照自然物质的性质来改造、改变自然界一样，他也只能按人的本性来改造、改变他自己。人在历史进程中所做的，便是开发这种潜力，并按照人性的可能发展方向来改造这种潜力。如果说“生物学的”
观点及“社会学的”
观点的提法是把人性的两个方面相互割裂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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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健全的社会
来的话，那么，这里提出的观点便既不是“生物学的”
，也不是“社会学的”
，而是超越于这种二分法之上的。这种观点认为，人内在的主要感情和动力是人的全部存在的产物，这些情感和动力是明确、可知的，一部分有益于健康和幸福，另一些则易于造成疾病与哀愁。任何一种社会秩序都不会创造这些基本感情和动力，但却决定着哪几种潜在的感情可以表现出来或者占据优势地位。
当人出现在任何一种既定的文化中时，他总是人性的一种表现，不过，这种表现形式却是由他所处的社会情况所决定的，并且是这个社会的特定产物。
婴儿一生下来就具有人的一切潜力，这些潜力能够在有利的社会文化条件下充分发挥出来；整个人类也是如此，在历史的进程中，潜在的品质会演变成实在的东西。
规范人本主义的态度是基于这样一种看法：就像其它问。。。。。。
题一样，解决人类存在问题的办法，也有正确的、错误的、令人满意的和令人不满意的。如果依照人性的特征和规律发展成熟，他的精神就会健康。精神病的发生即在于没有这种发展。
从这个前提出发我们可知，衡量精神健康的标准，并不是指用来判断个人是否能适应一个特定的社会秩序的尺度，而是指能够就人类生存问题作出满意回答，适用于全人类的普遍准则。
人们最容易对社会成员的精神状态产生错觉，原因在于人们观念中的“共同确认”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ａｌ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由于大多数人都有某种思想或感情，这种思想感情就必定是正当的——这种想法实在十分幼稚。再也没有比这更错误的了。这种共同确认的看法与理性和精神健康都不相干，这种情况正像我们可以说“两个人发了疯”
，也就可以说“上百万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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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的社会３１
疯“
一样。千千万万的人都有同样的恶习，这并不能把恶习变成美德；千千万万的人都犯有同样的错误，并不能把错误变成真理；千千万万的人都有同类的精神病态，并不能使这些人变成健全的人。
不过，个人的精神病症与社会的精神病之间却有着重大的区别，这意味着我们应区分两个概念：什么是缺陷，什么是。。
神经症。如果一个人不能达到自由，没有自发性，无法真正表。。。
达自己的思想，而我们又认为自由和自发性是人人都应达到的客观目标，那么，他就可能被视为有严重缺陷。如果这样一个目标并没有被一个既定社会的多数成员达到，那么我们涉及的就是社会造成的缺陷现象。一个人同许多其他人一样都。。。。。。。
有这种缺陷；事实上，他自己也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缺乏，没有感到自己与人不同，没有感到被人抛弃，因此自身安全也不会感到受到了威胁。
他知道，他可能失去的丰富生活和真正。。。
的幸福感都会得到补偿，这种补偿便是他与全人类协调一致的安全感。
事实上，他的这种缺陷也许会被他所处的文化捧为美德，因而他可能会飘然起来。
加尔文教义在人们心中所掀起的罪恶与焦虑感就是一个实例。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一个人深感自己软弱无力，毫无价值，不断地怀疑自己是得到了拯救还是受到了终身惩罚；如果他几乎无法享受真正的欢乐——那么，这个人就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但是，正因为文化铸就了这一缺陷，人们便把这种缺陷看得特别有价值，因而，这个人也就绝不会被当成神经症患者。可是，如果换成另一个文化环境，同样的缺陷就会给他带来孤独，使他深感精神不健全，于是他就会患神经症。
斯宾诺莎非常明白地说明了这种社会造成的缺陷。
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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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一直受到同一种影响。
当一个物体强烈地影响着他的感官之时，即使这东西根本就不存在，他也相信它在那儿。要是这种情况发生在他清醒之时，人们就会说他疯了……但是，如果贪婪的人只想到钱财，有野心的人只想到名位，人们并不。。
会认为他疯了，只是觉得讨厌，看不起他。
但是，事实上，贪婪、。。。
野心等等，都是神智错乱的表现形式，虽然人们并不把这些看作‘病症’。“
①
这段话是几百年前写下的，至今仍然适用。
虽然由于文化的作用，这些缺陷变成了现在的样子，但人们不再讨厌它，蔑视它。
如今我们遇到的是这样的人：行动和感觉如同机器人一般，从来不会真正有自己的经验，完全自以为是地行事；他用做作的微笑代替了真正的笑声，用无聊的饶舌替换了坦诚无隐的交谈，用阴沉的失望取代了真正的悲恸。
对于这种人我们可以用两句话来作评论。
第一，他在自发性与个性方面存在着缺陷，这也许是无可救药的了。
同时，我们可以说，他与处于同等地位的千千万万人一样，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文化为他们大多数人提供了一个模式，使他们能够既带着缺陷生活又不会。。。。。。。。。。
患病。
看来似乎每一种文化都能预防神经症症状突然发作，而。。
文化造成的缺陷便会导致这些病症。
假设在我们西方文化中，电影、广播、电视、体育运动以及报纸停止活动四个星期，在这几条逃避自我的主要通道封闭之后，人们不得不重新依靠自身的力量的时候，情况会怎么样呢？我坚信，即使在这样短暂的时间之内，也会有数以千起精神崩溃的事件发生，更多的人将陷入强烈焦虑的状态，这跟那
①参阅斯宾诺莎所著《伦理学》一书。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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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被临床诊断为“神经症”
的情形没有两样。
①如果停止了注射减缓社会型缺陷的麻醉剂，明显的病症就原形毕露了。
对于小部分人来说，这种文化提供的逃避模式并没有什么作用。这部分人的个人缺陷比一般人要严重些，因此，文化提供的良药不足以防止明显病症的发作（我们可以举一个恰当的例子，比如说，有这么一个人，他活在世界上的目的便是谋取权势和名誉。虽说这个目的本身就是病态的，但是，一个人运用自己的力量去实际达到他的目的与一个不脱稚气的人坐等奇迹发生是不同的；后者的病态更加严重，因而越来越感到自己无能，最终陷入痛苦的深渊）。
也还有另一类人，他们的性格构成以及由此而来的内心冲突不同于大多数人，因此，对他的多数同胞有效的良药，对他也不起什么作用。
在这类人中我们有时会遇到这样的人：与大多数人相比，他们具有更完满的人格，对事情更加敏感，因此，他们不接受文化麻醉剂，但是他们无力“对抗潮流”
而健康地生活下去。
以上那些关于神经症和社会型缺陷的讨论会给人一个这样的印象：无论社会造成的缺陷有多大，只要社会能提供防治神经症明显症状发作的药物，一切都会好起来，社会也就会继续正常地发挥效用。但是，历史告诉我们，情况并不是这样。
①我曾经以大学各年级的学生为对象，作过这样的实验：我先让他们想象在三天之内，完全与外界隔绝，独自呆在房间里，没有收音机也没有逃避现实的小说，只有一些“优秀的”
文学作品、正常的食物以及其它生活设施，然后，我要他们设想，他们对这种体验会作出什么反应。大约有百分之九十的学生说，他们会感到极度痛苦，或者觉得特别恼火，只有靠做一些杂事或者睡大觉来消磨时间，急切地等待着这三天快过去。只有极少数人感到十分自在，乐于单独享受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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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人与动物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