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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家伙，布兰奇，”马尔卡斯特说，“可不是个好东西。有一次我把他丢进池子里去了。”
我们又去了几家夜总会。在两年的时间里马尔卡斯特看来已经实现了他的那个简单的抱负，他在这种地方出了名，受到欢迎。在最后一家夜总会，我和他由于一股爱国主义的热情都激动起来了。
“你和我嘛，”他说道，“都还太年轻，不能上前线去打仗。而别的小伙子们去战斗，几百万人都阵亡了。牺牲的不是我们。我们要让他们看看。我们要向那些死去的人证明，我们也能打仗。”
“我就是为这个回来的，”我说道，“从海外归来，在危急时刻聚集在古老的祖国身边。”
“就像澳大利亚人一样。”
“像那些可怜的阵亡了的澳大利亚人一样。”
“你在哪个部门？”
“还没有定。还没有做好备战工作。”
“要去就去一个地方——那就是比尔·梅多斯队——保卫团。那里全是好小伙子。都安排在布拉特俱乐部里了。”
“我参加。”
“你记得布拉特俱乐部吗？”
“不记得，我也参加。”
“那好极了。所有的好小伙子都会像那些已经死了的小伙子们一样。”
我就这样参加了比尔·梅多斯队，这是一个配备汽车的警察追捕队，保护在伦敦最贫穷地区的食品运输。起先我被编入保卫团，还宣誓效忠皇室，并且发给了一个头盔和一根警棍；随后我又被提名为布拉特俱乐部的会员，并且和其他会员一起在一个专门为对付这种形势而召集的一个委员会会议上入选了。我们一个星期一直待在布拉特俱乐部里整装待命，有时一天出动三次，坐在卡车上给我们护送的运牛奶车开路。我们受到嘲笑，有时还受到恶言恶语的辱骂，不过我们只有一次采取了行动。
那天吃完了午饭，我们正围坐在一起，这时比尔·梅多斯精神抖擞地打完了电话回来。
“出动，”他说道，“商业路上有一场恶战。”
我们飞速地开车而去，到了那儿只见两根灯柱子间拉起了一根钢缆，一辆卡车被推翻在地，人行道上只剩下了一个警察，正遭到五六个青年拳打脚踢。在这打成一团的人两边，隔得不太远，聚集起互相敌对的两伙人马。当我们跳下车的时候，离我们很近，又有一个警察坐在人行道上，两眼发呆，双手捂住脑袋，鲜血顺着手指缝流出来；两三个同情的人严密监视着他；在钢缆的那一边，是一小伙满怀敌意的码头工人。我们兴高采烈地冲进去，把那个警察解救出来，当我们刚刚冲进敌人堆里的时候，这时却和从另一路同时赶到企图进行劝说的一伙地方教士和城市地方议会议员发生了冲突。在他们刚赶到的时候，有人喊了一声“留神点，警察来了。”这时一辆满载警察的卡车在我们后方停下，于是这伙教士和议员就成了我们的唯一牺牲品。
人群一哄而散，消失了踪影。我们把这些调解人捉了起来（其中只有一个人伤势严重），我们又去了一些偏僻的街道上巡视一遍，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动乱，由于没有发现什么事，我们最后都回到了布拉特俱乐部。第二天总罢工宣布取消了，除了煤田，全国所有地方都恢复了正常。就好像传说的一头野兽要出来恣意横行，它露出头来一个小时，嗅出了危险，就悄悄溜回了它的巢穴。所以我离开巴黎并不值得。
吉恩参加了另一个连队，在坎登城由于被一个老年寡妇的栽着羊齿植物的花盆打在脑袋上，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星期。
因为我是比尔·梅多斯的警察追捕队的成员，所以朱莉娅知道我回到了英国。她打电话来说她母亲迫切想见我。
“你会看到她病得很重了。”她说。
和平后的第一天上午，我就去了马奇梅因公馆。当我到达的时候，艾德里安·波森爵士在大厅从我身边走过，他正要离开；他把一方大花手帕捂住脸，盲目地摸索着他的帽子和手杖；他在流泪。
我被带进图书室，不到一分钟，朱莉娅就来到我面前。她带着新奇的文雅而严肃的神情和我握了握手，在这间阴暗的房间里，她仿佛是一个幽灵。
“你来了真好，妈妈一直在问你，可是我却不知道她现在究竟能不能见你。她刚刚跟艾德里安·波森告了别，这已经使她精疲力竭了。”
“告别？”
“是啊，她快死了。也许还能活一两个星期，也许随时就不行了。她太衰弱了。我去问一问护士。”
死亡的沉寂似乎已经笼罩着这栋房子。在马奇梅因公馆里，已经没有人来图书室里坐着了。在他们家的两处住宅里，图书室都是个很阴沉的屋子。那个维多利亚时代的橡木书架上摆着许多卷英国议会会议记录，还有从来没有打开过的老式的百科全书；那张光秃秃的桃花心木的桌子摆在那里似乎是为了一个委员会开会用的；这地方的气氛，既像是门庭若市，又像是车马冷落；图书室外面是院子，围栏，还有一条静寂的死胡同。
过了一会儿朱莉娅回来了。
“不行啦，恐怕你见不上她了。她睡着了。她可能像这样一连躺上好几个小时；她所希望的事我可以告诉你。咱们到别处去吧。我讨厌这间屋子。”
我们穿过大厅来到那间常常聚在一起吃午饭的小客厅，我们分坐在壁炉两边。朱莉娅的脸上似乎映照着墙壁上深红和金黄的色彩，她好像失去了一些热情。
“首先，我知道妈妈想说她多么对不起你，和你最后一次见面时对你太粗暴了。她经常提到这件事。现在她知道错怪了你。我完全相信你会谅解这一点，并且你很快就把这件事丢到脑后的，可是为了这种事，妈妈永远不会原谅她自己——这是她难得做的一种事。”
“请告诉她说，我完全谅解了。”
“另一件事，你当然已经猜到了——是关于塞巴斯蒂安。她很想见他。我不知道这是否可能。可能吗？”
“我听说他的情况很糟。”
“我们也听说了。我们拍了海底电报到我们所得到的最后一个地址，可是没有答复。他也许还来得及见她。我一听说你在英国，我就想到你是唯一的希望了。你能不能想法把他找来呢？这种要求是太难启齿了，不过我想如果塞巴斯蒂安明白了的话，他也会想见她的。”
“我来试试吧。”
“我们再也没有旁的人可求了。雷克斯忙得很。”
“知道。我从报道中听说了他正在忙着组建煤气厂。”
“是的，”她说道，露出她一向那种干巴巴的口气。“他从这次罢工中得到很多称赞。”
接着我们又闲谈了几分钟布拉特追捕队的事。她告诉我说布赖兹赫德拒绝担任任何公职，因为他认为这事业缺乏正义性；科迪莉娅在伦敦，现在正在睡觉，她守侯了母亲整整一夜。我告诉她说我已经从事建筑绘画了，并且说我很喜欢这种工作。这些话全是无关紧要的；该说的话我们在头一两分钟里已经说完了；我留下来喝茶，然后就离开了她。
法国航空公司有飞卡萨布兰卡的业务；我到了卡萨布兰卡又搭公共汽车去非斯，天蒙蒙亮就动身了，傍晚的时候才到这座新兴的城市。我从旅馆里给英国领事打了电话，这天晚上在他那栋挨着旧城墙的住宅里和他一道吃了晚饭。他人很和气，也很严肃。
“我很高兴终于有人来照看年轻的弗莱特了，”他说，“他在这里可使我们伤透了脑筋。这里可不是靠国内汇款生活的人待的地方。法国人对他完全不理解。他们认为，凡是不做买卖的，就一定是间谍。他的生活也真不像一个英国绅士。这儿的日子也不好过。虽然你可能没有想到，但是离这栋房子不到三十哩的地方就在进行战争。上个星期我们这儿来了几个骑自行车的小傻瓜，他们是志愿参加阿卜杜勒·克里姆的军队的。
“再说那些摩尔人是一帮狡猾透顶的家伙；他们不赞成喝酒，而我们这位年轻的朋友，你也许知道，差不多一天到晚都泡在酒里。他到这里来干什么呢？他在拉巴特和丹吉尔有的是地方住，那里的人们爱投合旅游者所好。他在当地城里租了一间房子，你知道。我想阻止他，可是他从一个在艺术品部门工作的法国人手上租到了那间房子。我并不是说他在那里有什么坏处，但是他的确是让人担心的。还有一个依赖他过活的坏小子——一个从外籍军团出来的德国人。大家说，那人可真是个地地道道的坏蛋。肯定会惹出麻烦来的。
“请注意，我是喜欢弗莱特的。我和他见面的时候不多。过去他常常到这儿来洗澡，他在寓所里住下后才不来了。他总是非常迷人的，我的妻子特别喜欢他。他需要的是职业。”
我说明我这次使命。
“你现在可能在他家里找到他。天知道，到了晚上，旧城就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叫我的门房带你去。”
这样我吃过晚饭就动身了，那个领事馆的门房走在前面，手里提着灯笼。对我来说，摩洛哥还是一个新鲜而陌生的国家。白天赶了一天路，在平坦的战略公路上乘车行驶了一天，跑了许多英里，路过葡萄园和军事哨所，新建的白色住宅区，高高地挺立着早熟的庄稼的开阔的田野，还有贴着法国商品广告的招贴板——有杜邦涅商店，米什兰商店和卢浮宫商店——我原以为这地方是现代化的近郊区；现在在星光下这座城市四面围着城墙，街道是积满灰尘的缓坡，两边的城墙耸立着，没有窗户，头上一会儿一片漆黑，一会儿星光灿烂；厚厚的尘土积满在碎石路上，行人静悄悄地从身旁走过，他们穿着一身白色长衣，软底拖鞋，或是光着坚硬的脚板；这里的空气中丁香花的香气、焚香的气味和烧柴的烟味混合在一起——这时我才明白是什么东西把塞巴斯蒂安吸引到这里来，而且又使他待了这么久。
领事馆的门房提着摇来晃去的灯，在前面大摇大摆地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