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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趋向饱和，也都说我们的文学已经边缘化，但是，在这样滚滚的人流当中我对这样的说法产生了怀疑。中国目前每年出版的图书总的码洋也就是定价是600亿人民币，而中国人一年当中用在买彩票上的钱是400亿，我说这个比例你就可以清楚我们用在买书上的钱是多么少。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我一直想要纠正的，那就是很多人都在抱怨说书太贵了。其实，根本不要拿我们的书去和外国的图书比，只要把我们用于买书的钱和我们用于日常消费的钱比较一下就可以明白是多么地少。这当中最主要的是观念在作怪。就是很多人认为，书是不用买的，或者是不应该要那么多钱的。花二十多块钱吃肯德基不觉得贵，但买书就觉得贵了，这种观念是必须改变的。从市场来说，中国的图书市场发展的空间还很大。面对这样热情高涨的买书人群，我感到，我们只有为他们拿出更好更合乎他们想法的书来才对。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向上的积极的时代，知识和艺术不可能被人们所忽略，相反，人们对这方面的追求应该成为鼓舞和鞭策我们努力工作的强劲动力。同样，这样的场面，对我们的作家也是一个教育，苏童余华从书展出来以后，和我说，简直太厉害了。我们请了王安忆陈村孙甘露来开了一个上海作家三人谈，结果，围得水泄不通。我们没有办法，只好从仓库里赶紧找书来卖。所以，我想说。作家文学都没有过时，他们都非常受读者的欢迎，只要我们认真工作，我想，读者是不会完全忽视我们的。
梗概
故事梗概
中国女孩COCO来到纽约，邂逅对中国传统文化着迷并有所造诣的MUJU；在最资本主义化也是最世故而时髦的城市――纽约，COCO与MUJU的爱情是一种自我救赎，更是一种回归东方式的古老智慧与传统文化的身心历程。
中途，COCO又在纽约最In的俱乐部里邂逅尼克，一个比好莱坞明星还帅的亿万富翁，迷人，不可抗拒，有着“花花公子”的名声。
当COCO从摩登而又令人疲倦的纽约回到上海，发现上海正以她那不可思议的快速变化与发展着，令人目眩。她去了一个布满寺庙的小岛――也是她出生的地方，寻求身心上的平衡。
当她从小岛回来，尼克与MUJU先后来到上海，经过一番迷离的情感纠葛，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将从一个女孩成为女人。
本书关注于中国年轻女性在现代世界，特别是在东方与西方的文化碰撞中的独特的心灵历程，在穿梭于纽约、上海甚至欧洲的快节奏的摩登生活中，在所有那些戏剧化的事件与人物中，折射的正是主人公从迷惑、好奇、欲望、疼痛逐渐成长、沉淀继而在中国博大的传统文化中寻回一部分自我的内心世界。
一、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1）
我十五岁时就有志于做学问，三十岁时已自立了，四十岁时不再为种种事情而迷惑，五十岁时知晓了天命，六十岁听到什么话都不会生气，到了七十岁我则随心所欲地生活了，――当然不会超越法度。
――孔夫子
光是一个人呆在房间里，就已经超过了我的忍耐力的最大限度。
――凯蒂？布拉佛曼
从纽约回到上海的那几天，我头昏脑涨，筋疲力尽，在夜晚无法入睡，在白天却又无法醒来。
我不知道在接下去的日子里我是否会快乐，前行的方向在哪里，是否已有一双智慧而无惧的眼睛面对这个世界，我不知道MUJU是否还爱我，我是否还愿意跟他生一个孩子，我不知道深深的苔藓是否覆盖了记忆中的小径，以至我再也不能回头。
是啊，我对这些都很不确定。
上海没有变，还是那样地雄心勃勃，快速而疯狂地在资本化的轨道上奔跑。它的喧闹远超过纽约，这里才是世界上最吵闹最令人迷失的地方。这个城市早先以浮华与浪漫出名，现在则更多地显示了实际而粗糙的一面。人人似乎都有机会一夜暴富，人人都在赶发财或出名的末班车。在这里，一切都是晃动的，变化的，未知的，在幻觉中狂奔着的。
这一切既令人兴奋，又令人头晕。
在回来的第二个星期，我又开始抽烟、喝酒、在浴室里吞吃一片片的安眠药。这些在纽约时MUJU帮助我排掉的毒又回来了，又进入我的身体。它们并没有带来预期中的安全感与舒适，但却能让我在麻醉的空白中得到片刻的喘息。
回到原来的城市，也回到原来的习惯中。
似乎又成了一朵被麻醉的水仙。
整整一周，我把自己锁在我那法式老公寓里。饭店的外卖每天会准时送到，电话答录机开着，正在新加坡讲学的父亲与随行的母亲打来过电话，朋友喜珥，表姐朱砂，我的经纪人，还有其他一些我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也都打来过电话。
就是没有MUJU。我一直在等他的电话。
当我脑子偶尔清醒的时候，我不由也会惊奇于自己对MUJU的那一份不同寻常的执着。那可以说是“爱”，同时更是一种“救赎”。
喜珥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给我。“嗨，上海公主，今晚有个派对，叫sex In the city；所有的人都想在那儿见到你。”
“嗨，想不想去Shopping？恒隆正在打折。”
“Coco；这可是我最后一次打电话给你了，――快拿起电话。”
“天哪，你一点都没变。不，事实上你的脾气更臭了。玩什么幽闭症！！今晚一起吃饭啦。我7点开车来你楼下等着，过时不候。”
喜珥的性格有点像我的老友马当娜，但比马当娜可爱许多。
马当娜在我离开上海后因为勾结海关与市府官员走私奔驰、宝马（Mercedes…Benz、BMW）等境外名车而被通缉，她逃跑了，像个汽泡一样蒸发得无影无踪，据说至今还没她的下落。
从妓女到富有的遗孀到上海社交界的名女人再到如今的通缉犯，马当娜在我记忆中带着阴沉的美丽存在着，像一道伤疤。
而喜珥，10年前我就认识，那时她还是一个身材纤瘦，脸色苍白的小男孩，被不时冒出来的青春痘与两腿间的男性生殖器折磨得神经紧张，随时都能崩溃。
而3年前我再遇到她的时候，她早已像从茧里飞出来的蝴蝶得到了重生。她脸上的青春痘与腿间的男性器官消失了，她有了一个圆满隆起的胸，乳房的形状有着完美的流向手掌的形状，灵动的，浪漫的，在地球重力下显示出成熟水果般的诱惑。
而且感谢上天，她天生就没有明显的喉结，她服用着雌性激素，化着精心的妆，走在马路上或游曳在CLUB里，她吸引的男人的目光甚至超过我。
她准时开着那辆绿色小甲壳虫来接我。
我终于换下一身脏兮兮的睡衣，洗过澡后穿上白色的无袖裙装，没有化妆，素着一张脸走下楼。
她尖叫着抱住我，“你这个可恨的家伙，要是没有我，你可怎么活得下去。”
我吸了一口气。她是对的，没有善解人意的朋友，像我这种孤僻脆弱的家伙准保活不下去。“我想你。”我说。
然后两个人站在那里，嘻嘻哈哈，拍拍打打，仔细地打量着对方，开始说起“你越来越好看了”之类的恭维话。
女友们见面时，时光似乎就停止了转动。我们露齿傻笑，身体变得软绵绵的，象布丁果糖。这跟与男人约会的情形很不同。
晚饭在她的饭店里吃。
这家叫“上海1933”的饭店同时也是茶室，装饰着翠绿竹枝、宣纸灯笼、精致的鸟笼，从中国各地及东南亚淘来的古董家具恰到好处地摆放着，还有幽然飘动的纱质帷帘，从老式唱机里低低唱出的30年代上海的老歌。主人那唯美而略带病态的气息弥漫于整个空间，无处不在。
就连洗手间用的纸巾上，都画着中国的水墨画，由她亲手绘制。
在开饭店前她是画家，画卖得还不错。倒不是她的画好到哪里，而是由于她那“新中国变性手术第一人”的名声，纽约时报，朝日新闻，STERN，BBC都采访过她，她因为在解放后的中国第一个公开地做变性手术而有名，然后她因为有名而有名，她能卖画赚不少钱，能买华美奢侈的衣服首饰出入上海一个个热门的俱乐部。
等她厌倦了绘画，便开了这个昂贵的饭店。一碗上海馄饨要卖125块钱，一杯绿茶要卖150块。在上海没有人敢这样做生意，但她做了，而且每晚都有一些来不及订位的顾客在店外排队。
这就是上海，什么都是有可能的。来得快，之后呢，也许去的也快。
她每天盛妆华服出现在店里，在客人、厨房与收银台间穿梭，敏捷、精明而令人目炫神迷，不久她有了一个外号，人称“快刀妖姬”。
在一个清静的角落坐下来，我拿出从纽约带给喜珥的礼物，几本登有裸男的色情杂志。喜珥大笑，给我一个吻，现在上海什么都有，但此类杂志还是属于非法的。
我点了烤鲑鱼、鸭卷、煮豆腐与蔬菜汤，喜珥让侍者拿来一瓶红酒。
“想不到一年过去，我们还是两个人吃饭。”我说，点了一枝烟，上海所有的餐馆都能抽烟，不像纽约。
“这有什么不好？没男人倒清净。”喜珥指挥着侍者把酒倒进一个大肚玻璃瓶，先放在一边让酒先氧化（breathe）一些。“上海的单身女人也越来越多了，她们很有消费力。来我店里的人，不是一大群单身女人，就是一大群GAY。当然，还有不少秃顶的大肚子老妖怪，专门坐在角落里揉捏年轻女伴的小乳房。”
我哈哈大笑，与喜珥在一起，我们总会笑个不停。
当然不总是笑。有时她会半夜闯进我家，扑在客厅的沙发上痛哭流涕，哭得象一堆烂桃子，她为没有一个男人真心地爱她而哭。她差一点死在手术台上，她的父母现在还不愿见她，但是，为什么变成女人后，她对男人突然失去了信心？
我们像姐姐与妹妹那样相爱，有时这种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