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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2月，到达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成有共产党员参加的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代行最高职权。蒋介石反对迁都武汉，企图在南昌另立中央，并开始同帝国主义、封建买办势力的代表密商，准备在北伐军占领上海、南京一带时发动政变，公开反共。
中国上空阴云密布，一场充满血腥与罪恶的政治大风暴即将来临。
迎着反革命风暴，向蒋介石反戈一击
1927年4月12日凌晨一时。
屠夫蒋介石酝酿已久的反革命政变的枪声终于在上海打响。
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中国的政治风云骤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
当时，青年革命将领叶剑英得到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消息，思想上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回忆说：
“宁汉分家以后，蒋介石说汉口反革命，武汉说蒋介石反革命，两下吵。我对武汉没有多少怀疑。但蒋介石还是总司令。究竟跟着谁走？那时没人来，也没电报来。我就自己看报纸，关上门，想了几天，什么问题都想到了。我想到自己年轻时立志为国为民做点事，参加革命后当了师长。那时师长每个月差不多都有二三万元收入。二三万元不少了，十个月就是二三十万，公公道道，做二三年师长就是个百万富翁。……如果只是为了个人，跟蒋介石走，至少可以做大官。但是，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工人，屠杀群众，变成了十足的反革命！一个革命，一个反革命，阵线已经很分明了。参加革命，还是反革命？想了想，只有革命才有出路。”
叶剑英在新编二师，与左派军官和几位知心朋友商量，决定逆流而上，打出革命的旗帜，反戈一击。他亲自起草了一份“反蒋”的电文，然后召集全师军官开会，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他当众宣读致武汉国民政府的电文，表示“至诚拥护中央反对蒋介石”，通电全国。
师长叶剑英的反蒋电文，在当时的军政界引起轩然大波。
陈可钰（原第四军副军长）看到叶剑英的反蒋电文，立即报告蒋介石，蒋介石不信，陈第二次又去报告：“叶师长真的反对我们！”蒋还是将信将疑。在他心目中，叶剑英是讲交情的人，不会反对他。那份电文即使真是叶剑英发的，也是共产党背后捣鬼。他交代侍从室查问明白。
通电反蒋之后，吉安师的右派军官和“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激烈反对叶剑英，并与当地右派势力勾结起来，准备闹事。叶剑英同魏燮元等左派军官紧急秘密磋商，决定稳住全师官兵，迅速派出可靠人员分头袭击、扣押右派军官，收缴枪械；完成任务后，举行誓师大会，迅速编成四个团，取道赣北，向北进发，投靠武汉革命政府。
队伍开拔之前，左派军官和叶剑英商定借给师座祝贺生日和一位军官结婚的名义，在师部驻地学校的后花园，摆酒集会，联络感情，交换情报，议论军机。
宴会后，大家留影纪念。叶剑英当“导演”给大家拍照，有两张珍贵照片被一位同志秘密珍藏，后交中央革命博物馆，保存至今。
数日后，叶剑英一行化装秘密起程北上。
叶剑英走后，二师左派军官在城内中山广场召开军民联欢庆祝大会。群情激昂，气势很盛。但是右派军官组织暴徒突然向群众开枪，进行反扑。不久，朱培德派杨竹轩、杨如轩两个师包围暴动的新编二师，将其缴械改编。
蒋介石得知新编二师暴动的消息，大为恼火，立即让下属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起草呈文，昭示叶剑英率师阴谋叛党的“罪恶”，随后作出决定将叶剑英等“永远开除”国民党党籍，并予以通缉。
蒋介石叛变革命（2）
蒋介石虽然“开除”了叶剑英，但他一直欣赏并企图拉回这个年轻有为、文武双全的革命将领，据传他曾向亲信交代，抓住共产党有两个人不要杀，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叶剑英。
在一片白色恐怖中投入党的怀抱
4月中旬，叶剑英一行，从吉安一路晓行夜宿，经南昌、九江，登临庐山，转道武汉。
当时中国的心脏武汉三镇，武汉国民政府在共产党的推动下，继续推行三大政策，坚持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但是，武汉政府成分不纯，内部矛盾重重。帝国主义分子和蒋介石等封建军阀势力对武汉实行军事压迫和经济封锁，使武汉三镇陷入严重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危机之中。
在这种艰难复杂的境况中，叶剑英在武汉急于寻找共产党，但党已经转到地下，一时又找不到。进退维谷，迷茫徘徊。最后为了找个落脚点，只好先找到代理武汉国民政府主席谭延■，向他报告了通电反蒋的经过和吉安的现状后，便留在武汉。后来，见到了第四军军长张发奎。张发奎早年也在粤军中工作，同叶剑英是老相识，深知其为人和才干，当即邀他到第四军军部工作。
这时，宁汉分裂后的斗争日趋激化，反革命力量依然强大。蒋介石以南京为中心，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包围着武汉政府。奉系军阀进兵河南，组织对武汉的进攻。
在这种形势下，武汉政府决定与冯玉祥的国民军配合，先打奉军，再打蒋介石。
4月19日，武汉革命政府在武昌东湖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开始第二次北伐。
叶剑英随第四军参加这次北伐。第四军于5月1日到达驻马店集结，开始进击。叶剑英与副军长黄琪翔、参谋长谢婴白一起参与作战指挥，经过上蔡、拱桥、宋庄、临颍的激烈战斗，于6月1日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会师于郑州，6月5日进克开封，奉军全部从河南撤出。
不久，第四军回师武汉，扩充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张发奎升为总指挥，叶剑英被正式任命为第四军参谋长（军长黄琪翔）。
形势逆转。宁汉合流趋定，国共合作破裂。叶剑英日益感到，汪精卫靠不住，冯玉祥靠不住，最后连“左派”将领张发奎越来越向右转，也靠不住了。只有共产党真心真意为工农大众谋福利，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把革命进行到底。一种渴望投入共产党的怀抱的强烈愿望，一种渴求在共产党领导下重新投入火热斗争的激情冲动，使他浑身热血沸腾。但是此时此刻，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去投靠共产党，要冒很大风险。“道路艰险何所惧，只身偏向虎山行。”尽管前进道路布满荆棘，但动摇不了他救国救民的初衷。
共产党在哪里？到哪里去找呢？他思来想去，想到了在武汉的同乡李世安。
李世安是1924年6月在广东大学（后改中山大学）读书 时入党的老党员。曾在东山中学和学艺中学同时兼任训育主任和国文教师。在广东梅州时，他和叶剑英多次交往，结下了友谊。其后，他又与周恩来、邓颖超等工作一段。1927年2月，他离开梅州到上海，找到周恩来后，转移到武汉。公开身份是公安局主任秘书。
叶剑英原来并不知道李世安是共产党员，在武汉两人相遇后，从交谈中隐隐约约知道他是个在党的人。李世安从第四军共产党员柯麟等人那里知道叶剑英在东征、北伐中的进步表现和靠拢党组织的愿望，就借机向他介绍国共两党的现状，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并告诉他有机会可以看到周恩来。叶剑英听了很高兴，知道了许多内情，心里有个谱，约他有时间再多聊一聊。从此以后，他们常常会晤，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己。因此叶剑英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又找到李世安。
叶剑英在昏暗的灯光下，向这位可以信赖的朋友，袒露心机，汇报了几年来找党入党走过的曲折道路，说：“现在，我是看得更清楚哪。靠国民党是不行了，只有共产党才可以领导我们革命。如果你相信我，就介绍我加入组织吧！”李世安听了他的倾诉，表示自己是共产党员，并愿意当他的入党介绍人。
蒋介石叛变革命（3）
这个追求党的战士多么热切希望自己早日成为共产党的一员啊！他告别李世安，仿佛看到了一盏明灯，高悬中天，照亮了自己前进的道路，激动不已。
李世安带着叶剑英的热忱和希望，秘密找到周恩来，向他汇报这件事。周恩来回忆起自己同叶剑英的交往，不假思索地说：“他的底子我知道，是好的。我们应当表示欢迎。”
就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7月上旬，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叶剑英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不过，在当时的复杂形势下，党组织还在继续考验他。为了保密，和特殊的工作需要，暂时不要和其他党员发生联系。
这一时期，武汉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举起血腥的屠刀，疯狂进行大屠杀，使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全国重新卷起了白色恐怖的风暴。革命的武汉一宿之间变成反革命堡垒。叶剑英则在白色恐怖的高潮中，迎着反革命逆流，投入党的怀抱。
叶剑英从一个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国民党高级军官转变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个献身无产阶级事业的革命战士，走过了多么漫长的曲折的道路，经受了多少火与血的洗礼的考验啊！
搭救叶、贺脱险，策应南昌起义成功
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处于低潮。但革命的火种并未熄灭，犹如地下的流火，正在炽热地燃烧着。1927年7月，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等正在酝酿举行南昌起义。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一批党员干部云集九江，具体组织和领导起义工作。叶剑英根据党的指示，也随张发奎的四军南下，进驻九江。
地处长江中游的重镇九江，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此时城里城外驻满了新旧部队。我党能掌握和影响的部队，贺龙指挥的第二十军，叶挺指挥的第十一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