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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可惜他们大概不肯，也不能。
我对“咬家”颇有好感，因为他们认真。他们容或也有过于拘泥或咬错嚼差的时候，但如果没有这些认真的人，真不知后人会怎样看待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创造”。或曰：他们不过想靠咬嚼名家成名。就算这样吧，如果名家们真有这样多的错误供人咬嚼，那么“咬家”本也该当成名。“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不是许多名人都引用过的话吗？ （2003年8月8日《解放日报》）
第六部 幕后的动作，微妙的迹象第6节 厮打得不亦乐乎
8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刘汉俊的文章《梅先生没有挑枪对阵》。转录如下： 梅先生没有挑枪对阵 刘汉俊
近来读了一篇文章，方知道我一向尊崇的散文家余秋雨先生，与我一向敬重的上海《咬文嚼字》杂志社的编辑大家金文明先生，在报刊媒体上厮打得不亦乐乎，不免有些心疼。难过之余，想起上世纪前半叶的一个文化人，这个人就是已故著名京剧艺术表演大师梅兰芳先生。
略有一点儿文化史常识的人可能知道，上世纪30年代，艺术成就如日中天的梅先生，没想到在鲜花丛中和喝彩声中，猛地有人给了他一棒子，而且还不止一棒子，说“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倒不如看一个漂亮活动的村女”，“缓缓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雅是雅了，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还觉自己不配看了。”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锋、也是大师级的人物鲁迅先生。尽管梅先生也表现了众多的封建礼教桎梏下的妇女形象，但鲁迅先生更多关心的是生活在底层的祥林嫂、阿Q、闰土、孔乙己们，看不惯帝王将相们的咿咿呀呀，听不惯管弦丝竹的切切嘈嘈，这是可以理解的。面对鲁迅先生的批评甚至指责，尽管有人忿懑不平，鼓动梅先生挑枪策马对阵，但梅先生却表现出了惊人的沉默。这种沉默，难免被认为是示弱，至少令一些看客们失望和失落，但是保持了中国文化园地的些许宁静与祥和。这应验了那句歌词———沉默是金。沉默，是一种力的显示，要有非凡的韧性，要有足够厚实的底气，要有广阔的胸襟，更要有相当高的境界。梅先生并没有因为鲁迅先生的批评而偃旗息鼓，更没有为此而有损舞台形象。不能否认，余秋雨先生是一位文化大家，他复活了沉睡的历史，把尘封的史简变成地摊上的畅销书和盗版书。也不能否认，金文明先生是一位治学专深、严谨的学者，他的引经据典、刨根问底，他的精诚敬业、求实认真，令人感动。这种静气正是当今学术界、文化界所久违的。
但是，两个文明人，如果因为互存歧义就争执起来，发展到相互攻讦、谩骂，面红脖子粗地捋胳膊抱腿，“文明的碎片”抛了一地，一个怒气冲冲地打电话让对方“不要再寄你们那个破杂志了”，一个“好笑，笑得我满地找牙”，岂不是斯文扫地，辱没了文明？倘真如此，倒是文明的悲哀了。
秋雨先生应该有大师的气度、大家的风范，闻过则喜，改了就好，别听不得别人半个“不”字。没错也不必暴跳如雷，让一文半字耽搁了文化苦旅。沉默不见得除了爆发就是灭亡。再者说，金先生所言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许多见解还是具有学术价值的，求同存异，见仁见智嘛，金先生是认真严谨的学人，当严则严，也是对文化负责，对后人负责。但是认真过头就是迂腐，不必针眼大的窟窿非得说成碗大的疤，盯着显微镜读书既没必要，也累，何况还容易犯因字害义、管中窥豹的错儿。打仗有兵法，游戏有规则，争论归争论，停留在学术层面、技术层面即可，不要翻晒历史旧账，陈芝麻烂谷子味同嚼蜡，更不要丧失理智搞人身攻击，别在媒体上打口水战。人类灵魂工程师，当为人师表啊。凡事非得断个是非黑白，也难。依我，本想各打五十大板，但思量过后，还是“余六十、金四十”为宜，之所以对余先生苛责重一点，是因为余先生是大家、名人，影响大一些，不应老在这些事儿上犯迷糊。好在我是学生辈，言重言轻无忌，于是敢兴冲冲地抡了板子上阵、转念一想，余、金两位先生该不会突然住手，合力对我拳打脚踢吧？且慢，余先生、金先生，且学学梅先生吧。
（原载2003年8月8日《人民日报》）
金按：感谢刘汉俊先生的美意，对我从轻发落，比余秋雨少打了二十大板。但少打的理由是“因为余先生是个大家、名人”，所以才从严处理。这就有点不合法制了，不但我心里犯嘀咕，恐怕余先生也会接受不了。凡事总得讲个是非吧。如果原被告两造真的没有是非可分，那就让他们息讼，各自打道回府，双方都不该打板子。但要是经过论辩能够分清是非的，就应当辨明谁是谁非，然后作出合法的裁决。谁该打多少就打多少，多打一板少打一板都不行。那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场“金余之争”，是纯属学术范畴的是非之争。虽然前一阵子双方都说了一些比较激烈的话，旁观者感到不顺耳、不妥当，可以提请他们注意，要坚持对事不对人，但不能因此而强行叫停，各打五十大板，或者拣个儿大、肉头厚的多打几板，以示对弱小者的不欺。这不明明宣告了论争的发起者是无理取闹吗？这场学术论争的确是我的《石破天惊逗秋雨》打了第一枪。但我争的是“历史散文中不能出现误人子弟的大量知识差错，发现确实错了就要改正”这个理。如果没有这个出发点，或者批评别人的差错都不符合事实，那就完全可以判我无理取闹，这一百大板应该都打在我身上。余先生哪怕只挨一板，也是冤枉的。许多人都说我是个倔老头，几十年冷板凳坐下来，心中只认个“死理”，就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真理。错的就是错的，谁也没有权利明知错误而坚持不改，听之任之，让其日益蔓延扩展，去继续误导正在成长中的年轻一代。看来这场论争还得进行下去。当然它不会再像前一阵子那样耸动听闻了，但学术界和众多有社会良知的读者仍然会加以关注和支持的。我深信，蔽日的浮云，迟早会被清风吹散，学术上的是非，也终究会得出明确的结论。到那时，也用不到再打谁的板子，只要辩输的一方认错和改正就行了。
在黑龙江省人大担任领导工作的靳国君同志，跟我素不相识，通过《咬文嚼字》编辑部与我有了联系。读了刘汉俊先生大作后，用传真给我发来他的文章《笔墨官司，有比无好》。转录如下： 笔墨官司，有比无好 靳国君
“文革”前一年，1965年有场笔墨官司，是关于王羲之《兰亭序》帖的真伪之争。王羲之《兰亭序》帖，在中国古代书学史上，被誉为“天下第一帖”、“天下第一行书”。唐太宗李世民死时，此帖作为陪葬品，葬入昭陵。世上流传的《兰亭序》帖，多为唐人摹本，其中冯承摹本为后世书法家称道。
《兰亭序》帖自因其在书法艺术上的“得其自然而兼具众美”，成为人们学习行书、研究行书的必摹之帖，但其作者是否王羲之，一直有争议。1965年5月，郭沫若在《光明日报》发表长文，列举论据和考证，断定《兰亭序》其帖其文，皆非王羲之所作，而是王羲之第七世孙、大书法家、陈代永兴寺和尚智永伪托王羲之所作。郭文一出，南京市文史馆馆员高二适称其为“惊心动魄之论”，他旁征博引，以大量佐证力驳郭老的“伪托”说。但是高二适的文章竟遭退稿。高二适作为中国古书法史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自有中国知识分子的不畏学术权威的风骨，他转而致书30年前的老朋友章士钊，请予援手。章士钊碍于高二适文章中对康生的话也予以辩驳，感到为难，于是将高二适的文章转呈毛泽东。毛泽东在复章士钊的信中说：“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老、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在给郭沫若的信中，毛泽东则明确提出“笔墨官司，有比无好”。由于毛泽东过问，《光明日报》在7月23日发表了高二适的文章，因而才有了以后6个多月的讨论。像这类学术上的不同意见，纯属著作权之辩，作者真伪之争，“不关风事”，“不关雨事”，登出来对传播文史知识十分有利，但那时的政治气候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与现在是大不相同的，高二适的文章因毛泽东过问才得以发表，也是那个时代特征的反映。改革开放后，情况大变，学术讨论活跃起来，知识上的指误订谬也时见报端，笔墨官司已不是难得一见之事。不过，由于浮躁学风的浸润，不良现象也随之出现，其一是狂躁自傲，拒绝指误订谬，闻错则怒，闻错则“横”，甚而强词夺理，指鹿为马。一位偶涉写作领域的影视圈中人，书中字、词差错很多，句、章毛病不胜枚举。“宁馨”（宁，读去声；馨，读音为亨）一词，本是晋、宋时代的俗语，是“这样的”的意思，这位先生却望文生义，理解为“宁静温馨”，有人指误，他却大谈什么语言要“发展”、“变化”。这位先生巧舌如簧，发出这般高论，使人忍俊不禁。用错词句，就是用错了，何苦还指鹿为马呢？何苦用语言要发展来辩解呢？难道语言要往错用上“发展”吗？往错用上“变化”吗？《辞海》里的词条，一个人说怎么改就可以怎么改吗？无独有偶，作家余秋雨，对为其作品指误订谬，也是“当然拒绝”。此类现象说明，思想上的褊狭，导致文化上的傲慢。目中自谓空千古，书中谁知谬误多？
其二是为差错护短者出场，模糊是非，不论对错，调和折衷之言委婉，客观公正之貌可掬，实质是为作者掩瑕护短，对指误者求全责备。也有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