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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明咬了余秋雨之后，我一直不停地听人问起：那么，到底该不该读余秋雨的散文呢？我的答复总是另一个故事：
光绪中叶，有个旗人叫铎洛仑，先说说他的背景。铎洛仑曾经出任过山东粮道，征粮既苛且急，民怨刺骨。一天因公出差到齐河县，渡了河，到北岸，已经是日暮时分了。此地原本是一片荒僻的旷野，忽见有在地百姓成群结队、明火执仗而来。随行的小队官兵还以为是盗匪，都踉跄窜逃，一哄而散。独独剩下铎洛仑一人坐在轿子里，喝问：“你们都是干什么来的？”众人也不答话，拖他出轿，按在地上，扒去裤子，就是一顿好打。一边打、一边学衙署里的差役那般数数儿，一顿打下来是八十大板，打得臀肉尽脱。犯了这事，清廷追查的不是“何等刁民胆敢殴辱朝廷命官？”而是“什么样的官居然如此招致民怨？”铎洛仑因此而丢了官———这是铎洛仑的背景。十余年之后，铎洛仑夤缘交际，又当上了某省盐道，正值书院月课发榜，监院官来替考置前列的诸生请赏银，铎洛仑大笔一挥，赏了第一名十两银子。故事：盐道缺其实并不丰腴，月课赏银不过二两银子就足够了。监院的将这成例之数禀告了铎洛仑，铎洛仑道：“咱们在城里的时候儿，偶尔地向石头胡同口袋庭听姑娘们唱一支小曲儿，也要赏她个四两头；这人花花绿绿地写了这七百多字，请师爷们念给我听，也怪有调门儿的，难道就不值十两头吗？”关于金文明修理余秋雨，我当他是那愤怒农民的八十大板；关于余秋雨文章的价值，我当他是那“花花绿绿”、“怪有调门儿”的制艺之作。将来铎洛仑的事迹要是能流传，还得托余秋雨的福。
（原载2003年9月14日《民生报》）
第八部 波澜迭起，方兴未艾（2003年9月——12月末）第1节 2003年9月开始
2003年9月开始，大陆及香港、新加坡等地关于“金余之争”的报道已大为减少。书海版《石破天惊逗秋雨》于8月中第五次印刷，累计印数达到了4。5万册，在各地书市逐渐进入稳销阶段。这场参加者数以万计的学术大讨论似乎将要接近尾声了。但其实，论辩并没有停歇，也不可能在余秋雨完全拒绝批评、不愿意改正其新版书中无法否认的全部差错前就此结束。随着众多学有专长、功力深厚的专家学者的陆续参加，这场论争还在向纵深发展。据了解，另一部从其他知识领域为“秋雨散文”指错纠谬的新书已经出版。有人已发现《千年一叹》、《行者无疆》两书中许多外国的文史知识差错，发在网上和寄给我征求意见的批评文章就有十二篇之多，等达到一定数量时将编成专集问世。改由花山文艺社出版的《石破天惊逗秋雨》增补新版《月暗吴天秋雨冷》也在加紧进行，将收入我的新作十七篇以及与“支余派”论战的五组文章，全书总字数达到三十六万余字。因此，可以用八个字来描写当前这场学术之争的形势：波澜迭起，方兴未艾……
9月8日，南京《现代快报》发表袁养和的文章《余秋雨碰到了克星？》。转录如下：
余秋雨碰到了克星？ 袁养和
不久前，一篇颇为引人注目的新闻，出现在北京一家大报的头版：《左岸书屋“三不卖”》。哪“三不卖”？原来是“一不卖余秋雨，二不卖美女作家和身体写作，三不卖奶酪”。“奶酪”，即国外畅销书《谁动了我的奶酪》，据说是炒作的产物。左岸书屋是上海复旦大学左侧的一家书店，其店主是复旦大学毕业生，他竟将“不卖余秋雨”列于“三不卖”之首，这一行动着实有点“震撼人心”！在此之前，一篇题为《我们都有可能是受害者》的文章郑重宣布，“为了心灵免遭涂炭”，“在余先生的书没有作重大修订之前”，决定先“放起来”。用一句时髦话来说，这恐怕都是金文明先生惹的祸。
一谈起金文明先生的《石破天惊逗秋雨》，我的几位文友便忍不住激动起来。“这一回，余秋雨算是碰到克星了！”他们说。
我是最近才读到金文明的书的。细细读了两篇，这才弄明白，原来余秋雨先生的疏漏和硬伤并非如有些媒体所示，全属于常识性的。诚然，把“道家的始祖”说成是“吕洞宾”，把娥皇、女英说成是“舜的女儿”，把雨果与法国大革命扯在一起，这些错误确是“常识性”的。然而，为了凑足朱熹的卒年正好在800年前，以显示自己的讲演的隆重，竟不顾历史事实，硬要朱熹提前1年死去；为了自己少费一点麻烦，在换算古代年月时，只将年份改为公历，而月份和日期却原封不动仍保持旧历，结果成了一个“土洋结合”的拼盘：凡此种种，就决不是“常识性错误”所能说得通的了。至于提出“林和靖本人也是有妻子和小孩的”论断，则更不是余先生常识欠缺；恰恰相反，这是他的一大发现。可惜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有了一得之见，便匆促立论，以至于落了个“画虎不成反类犬”。
平心而论，金文明是难能可贵的。其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的坚忍不拔的求实精神。凡余先生的常识性错误，他都一一考核、纠正；而那些非常识性错误，他更是深究细考，不查个水落石出决不歇手。即以“梅妻鹤子”的林和靖为例吧。余秋雨说他有妻有子，其实倒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来自现代学者曹聚仁和明代学者杨升庵，他们都说林和靖有老婆和孩子。据此，余秋雨写道：“曹聚仁先生学问渊博，治学严谨，可以信赖。”在一般读者看来，文章做到这个份上，应该说是无可挑剔、不容置疑的了。然而，金文明却偏偏没有被蒙住。他探本溯源，发隐掘幽，不光查到了余秋雨作为“依据”的曹聚仁和杨升庵两种考证的由来，而且查证了《宋史·林逋传》，翻阅了与林和靖同时代的梅尧臣的《林和靖先生诗集序》原文，从而找到了林和靖“不娶，无子”的铁证。到这一步，照理可以罢休了，但金文明仍咬住不放。一番穷追苦索之后，他终于揭开了比林和靖晚出生二百年的林洪冒充“和靖先生之子”的真相，挖出了杨升庵等著名学者之所以出错的根子。
实中求真，疾假如仇，这便是金文明的治学之道。为了给余秋雨改正一百三十多处差错，他查阅翻检的古今各类图书和工具书多达二百余种，摘录的资料卡片有五百多张。别人不敢说的话，他说出来了；别人不愿做的事，他做到了。余秋雨的书仅《文化苦旅》这一本，十年来就印了近五十万册；金文明为之纠正了那么多差错，将使多少读者特别是青少年免遭误导呵。即此一端，可谓功德无量！然而，金文明的“功德”似乎还远不止此。今日之下，正当学术界急功近利、浮躁虚夸之风愈演愈烈之时，金文明为我们吹来了一股强劲的清风。这股清风之所以“清”，一言以蔽之，就“清”在“实事求是”四个字上！古往今来，“实事”人皆见，“求是”谈何易！然而，金文明却用自己不寻常的实践，在学术界高高举起了一面实事求是的旌旗。他的实践使人们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学问；他的实践也使人们明白，在学术上如果真有所谓“克星”的话，那么，实事求是乃是虚夸浮躁的克星！9月12日，香港《信报》发表岑逸飞先生的文章《中国式文化闹剧》。转录如下： 中国式文化闹剧 岑逸飞
写文章犯错，等闲事，加以修正便是了。出版一本书，犯错更多，人名、地名、出处以及错别字等，总是很多，作者总是走漏眼，是惯性犯错，需要别人的法眼协助。所以任何出版，需要“校正”，这种工作不能由作者自己去做，因为当局者迷，难找错处。外国的出版机构，较少犯错，因为重视“校正”。中国人的出版物，一向有所谓“校对”，那是将排印好的，与原稿核对。但校正不同，还包括挑出作者错漏加以纠正，这就需要专才，聘用这样的人才要付出颇高薪金。
西方文化一向讲求认真精确，出版机构会毫不吝啬以高薪礼聘校正，中国文化马虎成风，不觉得错漏是大问题。一般手民之误，交由薪金微薄的校对负责；至于校正一职，交由编辑兼顾。但编辑多是编务繁重，对校正工作难免敷衍塞责。
校正工作需要专心致志，往往一字之微，也见学问，那已不是校正，而是考证。特别是中国文字源远流长，歧义极多，汉儒研读古籍，为找一个字的确义，便要花两三万字的说明。这样一来，读书写文都举笔维艰，一写便错。
宋儒不走这条寻章摘句之路，转而大谈义理，时见空疏之弊。读古籍只感望文生义，处处是陷阱。《孟子》一书已有二千多年历史，其中提及“挟泰山以超北海，为长者折枝之类”，其中的“折枝”一向解作“折断树枝”，错了千多年，直到清儒才确定“折枝”是指“按摩”。其实，汉儒和宋儒不应势成水火。这有如一队球队，有人打前锋，有人作后卫，要分工合作。出赛的时候，前锋和龙门同样重要：一方面是创发探索；另一方面是补遗纠错，是两条路线的互补，而不是斗争。
人谁无错，圣人也有错，何况是凡人？认错没有什么大不了，只是中国人有死不认错的传统，所以才有“金文明余秋雨事件”。余秋雨难得找个肯做免费校正的专才，两人合作本是双剑合璧，蔚为盛事。但首先是出版机构难辞其咎，加上双方出言不逊，甚至看热闹者喝倒采的心态也有问题，变成一场沙尘滚滚、刀光剑影、血泪斑斑的廿一世纪中国式文化闹剧。
（2003年9月12日香港《明报》）
按：岑逸飞先生文章的题目，让人看了有点“不分是非”之感。两个中国文人打笔仗，就一定是“文化闹剧”吗？如果要说闹，那也只是余秋雨这个文化大腕在闹。金先生从学术上有理有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