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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人S君寄来东方网上发表的郭之先生《须防偏颇———对〈恐非正解〉的一点意见》，
对章培恒偏颇的立场和观点作了善意的针砭。转录如下： 须防偏颇———对《恐非正解》的一点意见郭 之
如果一个人看来端正而又严肃，但脸上有些不洁净地方，人们对此会有何看法与反响呢？或见不到洁净之处，或见到而不置可否，或善意地指出以引起关注和改进。尤其是知识分子之间的学术问题，我看还是以最后一种心态为好。看了10月19日《文汇报·恐非正解》一文，其中涉及对金文明先生的看法，我有点意见不妨提出。
第一，对“致仕”一词可能有不同看法，但金文明先生在《石破天惊逗秋雨》中所指余秋雨先生文史差错有126项之多（另说有130多项，当然不包括余秋雨先生其它著作中刚发现的数十项差错），而并非仅“致仕”一项或数项。《恐》文置此数字于不顾，即称金文明先生为“诬陷”，是否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之嫌？用词是否太激越、过头了？
第二，我对金文明先生不熟悉，但从这场文史论争来看，他是在文史类丰富藏书和长期从事辞书出版编纂工作基础上，用三个月时间赶写出来的。他有具体事实根据和学术资料，有文史考辨与学科理论，并非“无端的攻击乃至诬陷”，也不能说是“媒体的炒作”。对人对事持实事求是态度，应当是治学论世之首要。“无端的”即含随意性、莫名其妙，爱说什么就说什么。金余这场文史争论，至今虽有些不同意见，但人们普遍认为是“有端的”。说“无端的”，仅我所知只《恐》文一家，离事实似乎太远了。
第八部 波澜迭起，方兴未艾（2003年9月——12月末）第8节 “一夜之间名闻遐迩”
第三，和前两条有关，我看金文明先生并非“一夜之间名闻遐迩”的。这种说法与讲他“靠批判名人暴得大名”有异曲同工之处。不论靠批判或宣扬名人，这只是个表象，关键在于名人是否有可批评或可宣扬的地方。否则想借了秃子来沾光，这光也沾不长。金文明先生说过，“这本书我不是为余秋雨先生写的，而是为广大余秋雨散文迷写的……他的文章中差错的负面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人都会来做。”但愿金文明先生以较高的思想境界来规范自己的言行。而我国古人说过“辩者求服人心也，非屈人口也”，这与现代文明理念还是有所契合的。
欣闻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吴小如前辈在《文史知识》上发表文章，对章培恒关于“宁馨”、“致仕”两词的谬说作了委婉而正确的批评。吴教授虽已年届耄耋，但对学术上的是非问题，能够公开撰文表明自己的态度，以匡正时弊，杜绝乱源，令人钦佩。现将文章的第一部分转录如下，以飨读者。
《榷疑随笔三则》选录 吴小如
一“宁馨”、“致仕”并无别解
拜读章培恒先生在2003年10月19日“笔会”版发表的大作《恐非正解》，感到章培恒先生这样的大学问家竟为几个古汉语中的习用语词写文章以正视听，真是值得钦佩。但章培恒先生文中认为“宁馨”一词可以分开来讲成宁静、馨香，并认为余秋雨把“致仕”一词讲成“到达仕途”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则窃以为不可。我担心的是，这样随心所欲地解释古代语词，则不学无术者可以凭主观臆断任意解读古书，使后来人无所适从，莫衷一是，从而使文化滑坡现象更不知伊于胡底了。培恒先生所举“乱臣”与“武林”二例，似不足为写出“宁馨的氛围”这样句子的作家和鼎鼎大名的余秋雨开脱也。
先说“宁馨”，这本是一个象声词，是把魏晋时方音用这两字描述出来记载于文字的。其本义既无宁静意，又无芳香意，它只是一个所谓连绵词，是不应拆开来用，更不允许拆开来讲的。这种象声复音词不止一个，《史记·陈涉世家》里的“夥颐”也是象声复音词。如果把它讲成“一大堆面颊和下巴”，恐怕培恒先生也不会同意吧。为了保持汉语的健康和纯洁，我不主张把古汉语中已定型的词语随意以今义改作别解。
再说“致仕”。正如培恒先生所引述，这个词与《晋语》中“致政”的“致”用法是一样的，而且“致仕”一词，用了已近两千年（《春秋公羊传·宣公元年》：“退而致仕。”何休《解诂》：“致仕，还禄位于君。”）余秋雨知不知道这个出处是他的事，但只凭他一句话就把这个词语改变了讲法，恐怕不符合约定俗成的通例。何况约定俗成也要有个界限，不能把一切讹舛错误的东西都用这块“约定俗成”的挡箭牌搪塞了之。至于说“致”有送达的意思，便可以把“致仕”讲成到达仕途，那么《荀子·致士》篇的“致士”，乃招致贤士之意，岂能因此便把“致仕”讲成招揽官员乎？总之，一词一语虽属细故末节，总要有个规矩准绳可循，不能太主观随意。培恒先生乃国际知名学者，发表言论一言九鼎，窃以为不宜予某些不学无术之徒以可乘之机，故略陈鄙见如上。…… （原载2004年第2期《文史知识》）
10月30日，香港《壹周刊》发表通俗经济学教授张五常先生的文章《从金余之争看中西学术文化之别》。因其在文末特地注明：“作者保留版权，如要转载，请电邮arcadia@netvigator洽商。”所以不敢全文转录，只能选摘其中跟我有关的内容片断，以飨读者，以便讨论。
从金余之争看中西学术文化之别（摘录） 张五常 张教授说：三个多月前中国文坛出现了大争议，到今天还是余波未了，主角是大名鼎鼎的余秋雨与因为这争议而一举成名的金文明。前者的来头不用我介绍，后者读过很多书，是《咬文嚼字》的编辑，写过的文字以千万计，文笔流畅，措辞锋利，有资格作大学教授。
金按：对张五常教授的这段话，我首先要“辟误”。（不是“辟谣”。因为张教授与我素不相识，没有任何过节，所以他用不着造我的谣。讲错之处，无非是传闻异辞，或者对我的有关介绍一目十行地浏览所致。）他说我是“《咬文嚼字》的编辑”，其实，我的编制不在那个杂志社，没有编过一期《咬文嚼字》，何来“编辑”的名分？我只当过“清客”一样的“编委”，两三个月去参加一次编委会，在会上发点不痛不痒的“清谈”似的议论，尸位素餐，说起来真有点惭愧。至于说我“写过的文字数以千万计”，那可真是要折杀老朽了。书的内封上介绍我只是审读了“文稿约八千万字”。“审读”和“原创”可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码事。将“审”改成“写”，我确实承受不起。那是有“欺世盗名”之嫌的。希望张教授在此文收入全集时把它改过来。还有，谬承过奖，夸我“有资格做大学教授”，那就更使我受宠若惊了。我干了几十年的编辑工作，看的书再多，知识面再广，在余秋雨之流的眼里，充其量只是个“记忆性文化族群”，而“大学教授”，特别是像余秋雨、章培恒这样名声大得吓人的教授，毫无疑问都属于“创造性文化族群”。这两个“族群”之间的界限是不可逾越的。当大学教授，我没这个资格，因而大学的门槛，我也根本不想去攀。对于张教授的美意，我只能遗憾地说一声：“谢谢。您就别再去费这个心了！” 张教授说：
余大师写道：“大量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生最重要的现实遭遇和实践行为，便是争取科举致仕。”“致仕”何解？很明显，余大师解作进入仕途、获得官职。但“致仕”的正确解法是“辞官”，所谓辞官归故里是也。这里的含意有三。一、余秋雨用错了“致仕”一辞；二、任何读者都知道他那句话是指“获得官职”，没有误导。三、中国古代的传统是学而优则仕，余大师的判断没有错。西方的学术传统，是少管一，接受二，而重点是三没有错。当然，以余秋雨的身份，不应该用错了“致仕”一辞，但在西方，作改正的一般是由文字编辑来做，或是研究助理的工作……
金按：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歪理十八条，真理只有一条”。我不知这“十八条歪理”中有没有张五常教授这一条。如果有人想编一部《歪理辩解词典》，我建议把这条当作“经典”收进去。
张教授此文的题目是“从金余之争看中西学术文化之别”。从其行文中看，他是把余秋雨划归“西方学术文化”一派的，而他又明确宣布：“我个人的选择是站在西方那一边”。听了这句夫子自道的话，我打心眼儿里感到了张教授的可爱。毕竟是喝过多年洋墨水的人，说出话来就不像咱纯粹中国人那么吞吞吐吐、遮遮盖盖。不过，臭味相投（此“臭”音xi ，气味。无贬意）的人，穿一条裤子上街（在没有两条裤子的情况下），像狼和狈一样相扶而行（据段成式《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