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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人来说，索罗斯的经营状况比他在套头基金投资领域的同行好得多元甚意义。在1994年，量子基金会遭遇了历史上的第二个最糟糕的年头，资产额仅比去年上升了32．9％。可是，其他一些套头基金组织却下降了2030％，并且失去了主顾：另外一些套头基金只能关门了事。但这些吸引不了人们的注意，金融传媒仍相当地聚焦在索罗斯身上。它依旧觉得索罗斯充满神秘感和吸引力，依旧试图渗透进他的投资帝国的内部密室。其结果常常令索罗斯极为不快。
例如，曾在1994年的7月将索罗斯列为1993年度美国头号赚钱能手的《金融世界》杂志到了11月又将他在1994年的表现说得一无是处。这家杂志的11月8日这期的封面标题是：“漏洞百出的索罗斯：点金术大师失去了触觉。”在封面照片上，索罗斯用右手撑着前额，一幅失魂落魄的样子，似乎在说：“怎么弄得这么一塌糊涂？
索罗斯曾声称，在1993年投资于量子基金——当时其资产是50亿美元——的人获得了63％的收益。《金融世界》对此提出质疑，说这个数字只有50％ 。它还对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在1994年前6个月中增值了1。6％的说法表示了异议，说实际上是损失了9％。这家杂志还提到了另一件也许会让索罗斯觉得棘手的事情。那就是，截止到1993年底，量子基金拖欠未付给索罗斯的咨询和操作费用连同利息达到15。5亿美元，相当于该基金净资产的25％。不过，只要量子基金表现良好，同时索罗斯不打算讨回欠债以弥补个人亏空，这笔“债务”并不意味着什么严重的问题。
传媒对索罗斯的攻击还在继续。11月底，报纸上又报道，尽管量子基金的净资产值在1994年增加了1％，但生意量却比过去大为减少。它的股票的净资产值从1993年12月31日的22107．66美元跌至1994年11月初的17178．82美元，股票的市场价值的主要衡量标准是资产值之上的溢价，而量子基金的溢价率在1994年之始是36％ ，到11月上旬猛降了16％。其中的含义很清楚：投资者们不再乐意付出许多额外费用以成为索罗斯的金融机器的一部分。
索罗斯的辨护者们力图给这种下跌一个说法。他们声称，在1994年中，套头基金组织普遍来说都遇到了巨大压力。在这种不利的情形下，索罗斯比其他套头基金的管理者们干得要好。只是由于传媒都围着索罗斯大肆渲染，量子基金的股票溢价才人为地被弄得那么显眼。
到了1994年底，越来越少的人还在问这个问题：乔治·索罗斯还是那么无比地强大么？虽然索罗斯基金管理处的表现远不如以往的年份辉煌，但问题的答案看来还是很清楚的。1994年中的事件并未使索罗斯的套头基金投资领域之王的名声黯淡下去。由于他的多年投资业绩、长延不衰的超级投资家的形象和在该领域无可置疑的领导地位，他依然被视作一位帝王。
事实就是，尽管有着1994年的风风雨雨，索罗斯的影响仍旧巨大。虽然自宣布不再掌管索罗斯基金管理处的日常事务起，自他把主要精力转向了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的慈善事业起，很长一段时间已经过去，但他仍被看成在华尔街和伦敦城最具影响的一股力量。若间纽约或伦敦的任何一位金融投资者是否他们仍要对索罗斯亦步亦趋，回答总是肯定的。
索绕于人们心头依然是这种感觉：索罗斯以及其他套头基金投资领域的巨头们是如此地具有影响，以致于单是他们的“块头”和不论协调得如何的集体活动就能对金融市场上的行为产生作用。例如，在1994年秋天，当套头基金组织掌握的美元数量是如此之巨，他们逃出险境的心情是如此急迫之时，在交易者们的心目中，实际上正是索罗斯和其他套头基金组织加大了美元的脆弱。他们强调道，他们总是在美元开始止跌的时候出卖美元。这就削弱了美元的地位。
第三节 理解万岁
虽然华尔街的一些人认为索罗斯极具影响，但这类看法对索罗斯本人而言远不如华盛顿对他的认识令其关注；他也的确相信，他在这个世界的某些领域内具备的才识应引起首都的决策者们的兴趣。可令他吃惊的是，他发觉他们对于作为“对外政策专家”的乔治·索罗斯并不那么看得上眼。
1994年初在国会的银行委员会面前的表现使索罗斯赢得了许多人的赞赏。他开始自己确信，也许那些讲求事理的人们最终会倾听他的意见。不过，令他不能理解的是，位居那些高做自大的金融组织顶端的都是一些根本不想被人一一一当然不仅仅是被一个乔治·索罗斯——告知应如何去做的人。想起像德意志联邦银行或英格兰银行这样的机构，索罗斯就有一种被踩在脚下的感觉。对此，纽约的《格兰特利率观察》的主编乔治。格兰特先生评论道：“假如你是英格兰银行的高级人士。拥有三个学位，又写过不少内容广博的著作，而你一年半以来满眼看到的都是乔治·索罗斯先生说你们都是笨蛋，你会怎么想呢？索罗斯先生已煽起了全世界政策调控圈中的人对他的敌意’。”
索罗斯也明白他尚未获得他的同行的充分尊敬。“他在对政策施加影响方面有问题，”巴伦·维恩承认道，“他发表了一通意见，却觉得‘他们依然不听我的，他们并没有照我告诉他们的去做。…
索罗斯也完全知道应避免在那些他并无多少专业知识的领域发表意见。可是一旦他在某个方面有了某种个人的体验，而又可以和政界和经济界的领导人坐在一起聊天的话，他就觉得自己的观点应该被听听。他相信，西方对于开启东方封闭的社会并无非常充分的兴趣。他还认为，尽管西方国家曾经认识到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对自由的威胁并作出了回应，但在这些威胁已经消失的90年代，西方反而陷于榜惶之中。“我们甚至未认识到以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去替代冷战的必要，“他在1994年7月说，“或者说未认识到不这样做，世界就会陷于混乱之中。”索罗斯让人听起来似乎改变这种松懈的使命落到了他身上，他说：“我发现自己正处于这么一种奇特的形势中：某个个人在争取一个开放的社会方面比多数政府还要做得多。”
他还提到，在他声称德国中央银行的高利率政策并不明智之后，市场上的德国马克就开始下跌；可是，当他批评欧洲国家对波斯尼亚的政策时，他“或被置之不理，或被告之呆在自己的本行之内”。有时，索罗斯也靠近了权力的堡垒，但还是差那么一点未能抵及。比如1994年7月，他在华盛顿参加一次国际地议，却未有机会和总统会面，也未能和国会领导人相聚。
这种会见正是索罗斯需要的。退而求其次，他只好和记者们聊聊了。他敦促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就建立一个有助于稳定货币汇率的新的协调体制达成一致。“我们正处于一种非常严峻的形势之中。不仅在金融领域，也在政治方面。 他说，他还言道，随着苏联的解体，西方国家间的团结已缺少足够的粘合剂，“我们如今没有任何（协调政策和稳定汇率的）体制”，“所有的汇率制度部有其缺点。它们在一段时间内有效，然后就失灵了。所以你必须一直保持灵活性并调整制度。
简而言之，索罗斯所要求的就是权力。他已经尝到了它的味道并很喜欢这种体验。“权力令人陶醉”，他说，“而且我获得的权力已超过了我当初之想象，即使它只是在硬通货的供给极为紧张时将它们花出去的权力。
但这种动用大笔金钱的权力并不会令索罗斯满足，他要求更多。“我希望人们会更多地倾听我的观点。除了我通过我的基金会所做的一些事之外，我对于西方对于前苏联的政策的影响少得可怜。”他曾如此说道，“很奇怪，为什么白宫不动用我这个它所拥有的珍稀资源呢？”
在索罗斯的密友巴伦·维恩看来，很明显，这位投资家期望呼吸到白宫的中令人飘飘欲仙的空气。他说：“乔治也许想成为伯纳德·巴鲁克（1870一1965年，美国金融家，靠在华尔街做投机交易发迹，后曾成为美国总统的顾问——译注）。伯纳德·巴鲁克是一位成功、睿智的人士，而且罗斯福总统愿意从他那儿汲取思想。乔治也认为克林顿可从他身上得到灵感，或者沃伦·克时（克林顿第一任政府的国务卿——译注）这么做。
在1994年9月27日，发生了一件事情，它似乎把正走近6岁生日的索罗斯感到的失望都蕴含到了其中。在这一天，匈牙利向索罗斯颁发了匈牙利共和国中十字勋章，这是匈牙利次高级奖授索罗斯是因他对匈牙利的现代化的贡献而获此荣誉的。不过，一位政治家荣获了大十字勋，而中十字勋章是授予“普通人”的。
一个普通人！这可不是自孩提时代起就相信自己是上帝的索罗斯所期待的认可。那么，他究竟会如何看待他的出生国给他的这种待遇呢？当然是感到自豪。他自1947年就离开了这个国家去寻求更好的生活，而且也确实获得了成功；他把其中的一部分奉送给了他的祖国，而后者如今向他表达了尊敬之意。只是，这并非他一直追求的那种荣耀，他压根不希望被当作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对待。
第四节 观赏索罗斯
乔治·索罗斯：让英格兰银行焦头烂额的人，予英镑以重创的人，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家，操纵着市场走向的人。
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些动人的词儿呢？许多人对索罗斯很是有敬畏之感，这极其自然。他通过运用他的基本的交易工具一一一他的智力、他的电脑和他的分析天赋，将他的同辈都抛在了后面。当然，一种嫉恨也因此而产生了，它常常表现在了那些财源滚滚但并非奋斗者或劳作者的人身上。一些人还充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