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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夫对此的回答是：
“现在看来SFO不想找出证据，他们并没有接受邀请和李森先生谈话，而李森先生才是主要的参与人。SFO对导致巴林银行破产的事件的解释也十分狭隘，忽略了伦敦与新加坡之间交换信息之事，也忽略了一个事实，钱全从伦敦转往新加坡这才使整个事情发生。”
七月十八日，英格兰银行对巴林银行破产的报告公诸与众了。阿伯哈特凯普夫给我带来一份复本，我周末在牢房里读了一遍。我很难同意他们所列的数字，因为他们好像把八八八八八帐户及其交易列在所有事项之首，只注意到带来的损失而没有注意到我为其他几家日本帐户所带来的净利润。但是除此之外，我更惊叹于巴林银行的每一个人都埋怨别人——特别是我——而不责备自己的事，听起来仿佛他们根本不用在那儿工作一样。假如财政部门不用在那儿监督现金支付，它也许根本就不用设置了。
最滑稽的令我放声大笑的一段要算是一百五十四页上的话了。库珀斯和林布莱德，也就是那两个审帐员伦敦时间二月二十三日（星期四）下午两点正和彼得·诺里斯在伦敦谈话，而那天正是我逃出新加坡的日子。伦敦时间下午两点正是新加坡时间晚上十点，那时我和丽莎已经登记房间住进了雷捷特饭店（吉隆坡），也许进入了梦中。有关会议的描写如下：戴维斯（库珀斯和林布莱德在伦敦的合伙人）告诉我们说他已在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两点见过诺里斯讨论了有关查帐之事。戴维斯告诉我们，在这些会谈中他曾问：“你（诺里斯）是否知道一些其他会对查帐有影响而我们会谈中又没谈到的事情呢？”戴维斯接着说：“他（诺里斯）说：‘不，什么也不知道。’”下一段报告接着写道：诺里斯把他有关这次会面的解释也交给了我们：“我只有在一九九四年查帐期间见过这些查帐人员一次，荒唐的是那次查帐也是二月二十三日，当时格瑞斯戴维斯（当时查帐成员）安排见我，要给我一些汇报。”我们问诺里斯当时是否明确讨论了可收性SLK，诺里斯回答：“没有。实际上只讨论了一点儿。我记得当时还想到上一年我们用了两个半小时讨论不同的事项，而这次也只有喝茶吃饼干半小时的时间。”
关于与那七十六亿八千万可收性日元牵连的一系列事件，我很惊讶，因为彼得·诺里斯竟让库珀斯和林布莱德继续往下进行解释。他肯定大喜欢那些饼干，竟忽略大事没让查帐人员说明那笔款子的事，我怀疑当时的茶和饼干都是极品。
英格兰银行的报告结论如下：
a巴林银行内部进行无授权的交易并隐瞒交易导致巨大损失。
b巴林银行内部管理严重失误，组织混乱，故而没有更早注意到真正交易部位。
C外界查帐人员，巴林监督人士或调节人员没有在银行倒闭前察觉到真正的交易部位。”
“你认为怎么样？”我问史蒂夫，“这是否有助于我的引渡呢？”
“很难说，”他告诉我，“不过报界认为如此，”他很快看了一遍那天《每日电讯报》的一则编者评论：“报告对于英格兰银行、对于李森先生，最主要的是对于巴林银行的高级管理层次人士来说，都极端不负责任的。它忽略任何一个局外人的想法，某一个人怎么可能在几乎三年的时间里不被人察觉地引起如此巨大的损失。李森先生既不是受害人，也不是英雄，只不过是一系列年轻人里由来已久的传统中最近一个极端例子，这些年轻人被委任于他们并不适合的职位与责任。这个事件里表现出那些巴林银行董事会的成员们几乎是极端无能的人，他们在宽敞的甲板上开心地数着自己的战利品，却全然不知吃水线之下的洪水早已涌进舱内……假如李森先生坐了监狱而上述董事会成员仍旧没有变化，那么这个传奇故事将给人们留下最最苦涩的味道。”
“我不知道电报刊登了这些，”我对史蒂夫说，心里挺受感动，“出去后我一定要好好看这家报纸。”
“但是，SFO那边一点儿也没松动，”史蒂夫说，“他们根本不打算把你带回伦敦。肯定他们受到了其他政治压力。法律案例明摆在那里，很显然，你既可以在伦敦也可以在新加坡受审，但是你在新加坡所受指控与其他管理人员责任无关，因此是很独立的事件。”
“那他们要留在格莱尼包尼受审，”我盯着模糊不清的玻璃，心里在琢磨外面是否已是星期日的午后了，“至少他们知道在那儿不会被人拍照上报。”
我又翻开英格兰银行的报告，发现封面里边有一封信，看起来好像是英格兰银行写给英格兰银行的。
“等一下，”我对史蒂夫说，“这很荒唐。你看，收件人是英格兰银行，而寄件人也是英格兰银行。信上说：‘亲爱的先生们’，信的签名是艾迪乔治，他是董事会主席。你总不能给自己写信吧，对吗？”
“唉，”史蒂夫笑着说，“但这件事几乎与这没关系，对吧？”
“但是真他吗的让人生气！”我说，“这就好像是一个既负责交易所事务又负责一家交易办公室的人的行为一样。这些家伙跟我差不多，他们在编故事！”
“而且，银行上层人物还不准备辞职。”史蒂夫说。
我吃惊地盯着英格兰银行的报告，它连那几页用去的纸都比不上，纯粹是一片谎言，自己写给自己看。只有一个不知名的中层管理人士，克利斯托弗汤普森，在这之前辞职了。
那位可爱的彼得·诺里斯——我希望他真的能享用一下那一百万英镑的分红。他令人瞪目的厚颜无耻的方式在二月二十三日应付那些查帐人员。假如我也和他一样，轻松地告诉查帐人员一切都很正常而一边又在做自己的事，我也许还会把此事隐瞒更长些，而我也会更有钱，分些红利。
就在同一天，那份报告向大众公布，史蒂夫给SFO写了一封信，信中指出他们早已认可他们自己司法权限包括我的被指控行为，还指出他们也答应和我会谈一次以使他们可以获得有关我证词的材料。此外，他还指出，他很难理解SFO主任为何坚持认为审判我的最合适地点是在新加坡。
SFO答复说，他们听说我早已撤回举行会谈的申请。这纯属一派胡言，史蒂夫马上给予更正：“我已经仔细重读了我们双方互通的信件。我完全反对你方在七月二十日的信件中的解释。我方去信中简短回答是：李森先生现在很愿意，一直也很愿意和SFO谈话。不附加任何先决条件。也不用任何协议。”
八月初，SFO同意与我谈话，但也许本来就没这个必要。
两名警方长官和我进行了谈话，他们是SFO的助手，一名是侦探督办安德鲁诺德，另一名是侦探主督办麦克尔韦德，另外一名和我谈话的是麦克尔奥布莱恩克尼，他是SFO的副主任。很显然，他们对于巴林银行的破产知之甚少，我也怀疑他们对此是否进行过深入调查；他们所提的问题表明他们对于期货及买卖权是极端不熟悉的。
几次面谈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十分繁杂的，一方面是因为要进行录音记录，另一方面又要翻译成德语，并让一位德语速记员记录备案。当他们参考我的笔记向西蒙·琼斯解释BNP和SLK之间的OTC交易时，我终于意识到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浪费时间。他们问我是谁在我的交易记录的空隙处做了笔记解释，我给他们做了答复。
他们原本以为空处写的字是“CREDIT NEEDs APPROVAL”（信贷需要批准），我认为应该是“WHO APPROVAL？”（谁批准了？），他们认为另一处注释是“DENOTATION”（贷币单位）．我指出这个字实际上是“DOCUMENTATION”（文件处理）。我很懊恼，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仔细去读这些记录。因为这上面西蒙·琼斯和詹姆士·巴克斯的亲手写的评语是十分关键的证据，这表明这两人已经看过我的记录，而且他们也把我的OTC交易在董事会上提及了。
只有一次我觉得有一线希望被引渡回国，当时侦探督办诺德拿出一些美元保证金申请票据，这些都是我曾经用于要求伦敦往新加坡调拨现金的：“有一件事情我是一定要绝对清楚的，”他对我说，“这些文件对于你所做的八八八八八帐户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从表面上来看，这些文件也都是虚假，具有误导性的。有人已对这些文件做了标记，上面标有CS4，5，6，7，8，9、10，其中的字母CS代表的是克里斯托弗史弟恩，他现在是或过去是伦敦的巴林银行的总裁，他把这些文件提供给DCI韦德。
对方要求银行提供你自己准备好的文件，或是至少在你的指导下准备的文件，这些又是假的。当这些文件送至韦德先生那里时，就用了下面的惯用说法。别人把文件递给他并告诉他：‘这是你要的东西，这些是瞎扯。’”我知道每个人用这个词时都指的是虚假不诚实的文件。
我环顾了一下房间，大家都笑了，大家都认为这挺有趣，我却不理解这个玩笑：如果文件真是瞎扯的话（这我也同意），有人把它们交给伦敦的SFO的侦探，这肯定意味着他们手中的证据表明我所犯的罪行涉及到伦敦方面，这不对吗？但这个玩笑却应验在我头上。是的，这的确表明他们有证据表明我所犯的罪行属于SFO司法权辖内。但是不行，这并不意味我可以被引渡回伦敦，而是意味着他们决定对此事置若罔闻。
为了不让SFO逃脱他们的责任，史蒂夫在最后关头写了最后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既然省略了一些细节问题，那就更显然我所犯的罪过中由SFO管辖的那部分行为才是导致巴林倒闭的关键——而且他还指出这种情况对新加坡方面并不存在指控的必要。
但是就在第二天，九月十三日，SFO便对我撒手不管了。
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