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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索罗斯的朋友来说，围绕投资者的这种沉默不是来自索罗斯，而是来自华尔街。有人认为，正是投资集团出于对他的辉煌成就的嫉妒，他们极少向记者们提及他，因此，据他的朋友们说，商业传媒对索罗斯几乎一无所知。这种状态的缺陷在于：当索罗斯真正受到传媒关注时，舆论完全是倾向于他的。
虽然以前出现过有关索罗斯的文章，但是，只是在1981年6月，当索罗斯成为《公共机构投资者》杂志的封面人物时，他才受到了公众的广泛注意。
在杂志中介绍他的文章充满了夸大其词的话语和哗众取宠的措词，称索罗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证券经营者”。这句话在人们心目中投下了一目光环。在读者的印象中，索罗斯是一个难解之谜。“不管是他的个性，还是他的个人成就，索罗斯带给人们的都是神秘。除了他偶尔出席电台的公开讨论外，在华尔街或者在证券金融界，一般人很少知道这位隐居的公司经理，更别说有多少人知道他的经历。”
“他的经历更增添了一份神秘感，这就在于：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索罗斯在什么地方投资，或者从事一项投资活动他会持续多久。作为海外投资公司的经理，证券与汇兑委员会不要求去登记注册。他避免同华尔街的行家们接触。那些在商业活动中认识他的人都承认：他们从来没有和这个人十分密切地交往过。至于声誉，普遍认为他对此毫不在乎，他生活得很愉快。
毫无疑问，《公共机构投资者》的报道是具有积极作用的，但随后发生的事情却让索罗斯怀疑，受到新闻界的关注是否值得。这篇报道之后的接连数月，索罗斯遭受了巨大的痛苦，这是他商业生涯中唯一亏损的一年。1982年，在雇用詹姆士·马奎之前。索罗斯很清楚地向他讲述了他“走出证券市场”的整个经历，那时心里不是滋味。
“对于乔治来说，这（新闻界的宣传之后紧接是证券市场的逆转）几乎是有因果联系的，”马龟兹说，“乔治相信对自己报道的危险，他也懂得这可能使一个人坐在以前的荣誉上观望，而不是参与。他认为他已经分享了……他所知道的和怎样通过新闻媒介与其他人投资，并注意他能从中得到的东西。不仅仅这些。在这个过程中，他失去了一些长期投资者和朋友，因此，他进入了一个非常秘密的阶段。
1983年和1984年，作为索罗斯的得力助手，马龟兹经历了这个“秘密阶段。
在那段时间，新闻记者经常打电话到量子基金会，想了解公司的运作情况，或者索罗斯和马龟兹对某一消息如何影响华尔街的看法。在马龟兹加入基金会时，索罗斯明确告诉他不要和新闻界接触。“我和新闻界的最后一次联系，是在1983年元旦，我去和乔治·索罗斯工作的那一天，”马龟兹说。
马龟兹是一个友善的人，尽管索罗斯这样告诫他，他还是喜欢和记者们交谈，接他们的电话。在马龟兹看来，在公众面前有一定的影响力是很重要的。他明确地告诉新闻记者，对他的讲话的报道只能在隐蔽的位置。“我对记者们说：‘我告诉你们我知道的事情，或者我认为我知道的东西，但决不是要为它们找到归属。’”他和量子基金会都不能被引用，这是他的规定。
索罗斯或许感觉到了马龟兹同记者们的谈话，但是，他从来不过问。此事有时候，马龟兹确信索罗斯知道他是某一信息的来源。“他经常以某种方式告知我，我是某种事情的后台，他会说：‘哎呀，这篇文章听起来好像就是你写的。’当某一天，我从他那里接受了什么东西，接下来，可能就会出现在了报刊杂志上。”
1984年，阿兰·拉裴尔进入索罗斯基金会时，他也被告知，不要和新闻界交往，他遵守了这一纪律。“我们索罗斯基金会被认为是秘密性的，我觉得这样很好。通常，我们采取的策略是恰到好处的。只有到最后，你才能让别人知道你在做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人们会抢先起跑。如果你经营一个全球性的公司，那么，你不希望人们很轻而易举地追上你。如果人们知道你在做什么，你想购买什么东西，他们就会先于你去购买，这只会弄糟你的计划。”
索罗斯的客户都在国外．而且都是些“很秘密的”，客户按照拉裴尔的说法，“他们都不愿意在报刊上看到自己的名字。”
因此，在80年代初期和中期，索罗斯的新闻政策就是排斥，他没有代言人，也不搞新闻发布会。“我们需要的，是安安静静地来，安安静静地去。’“拉裴尔说。
1987年9月，索罗斯接受《幸福》杂志的采访，这次采访是唯一的一次例外．但却造成了严重后果。杂志封面标题为“股价太高了吗？索罗斯预言美国股市将不能出现逆转，日本市场也同样如此。此后不久，华尔街股市暴跌。
“这正像你们在《体育画报》封面的出现一样，”拉裴尔说，“你们队喜欢赢得世界杯，然后迅速地消失。我们稍稍开个玩笑：在杂志封面上露露脸，却造成了不好的后果。”
第二节 著书立说
为了达到他的其他一些目标，特别是扶持在东欧和其他地方的公共团体，索罗斯不可能完全地保持隐秘状态，因为他希望受人尊重。他希望那些愤世嫉俗的人把他视作一个严肃的思想家。他知道，如果他有一个更良好的公众形象并且为公众利益说话的话，那么，这对他在东欧所作的慈善事业大有神益。
他似乎是在和自己进行一场拔河比赛。一方面，从投资方面来看，要把自己拉向隐秘；另一方面，从慈善事业方面来看，要把自己拉向公开。他下面的一段话，是对这种拉伸力最形象的刻划：“自我暴露是极具破坏性的，但是，我性格的一个缺点，这一点我还没有完全看透，就是急于自我暴露。·他的反馈理论使他站到了投资市场的最上层，现在一1987年——他准备让公众更好地了解自己。他运用了他最强有力的资源，即他的思想。因为他确信：在世界思想中为自己找到位置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个位置在过去曾经被否定过，那么，现在怎么样了呢？
很久以前，他就想出版一本书，对人类的思想作点贡献。但他知道他必须把自己的思想向公众表达得更清楚。“人们没有完全理解我，”他有一次说道，“因为我还不擅于表达这些复杂的思想，而且这些思想很复杂。
然而，对他来说，出版一本哲学书仍然是一个元从捉摸的梦想。他或许可以出版一本解释他的金融理论的书。然而，在投入写作之前，他犹豫了。他担心：公开自己的金融理论，让公众来仔细审查，这似乎是在自吹自擂。如果这本书出版以后，他又遭遇一次更可怕的证券市场的逆转，那慈善事业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到那时，公众会怎么说呢？他们又会怎样来看待他的金融理论呢？
不管怎样，他决定投身于写作。
最终《点石成金》一书的草稿大体完成了。他开始为它的公开出版作准备。早在1969年，他就将这本书的部分章节给同事们看过。一些人吸收了这些思想但不发表意见，一些人认为它4卜常难懂，极少有人作过具体评述。他们知道索罗斯对他的作品喜欢听表扬意见，而不喜欢批评。
看过这本书的最早版本一一一实际上是一些松散的手稿一一一的人是吉米·马龟兹。“他把这些笔记给我看，这些东西非常难懂，非常难懂。对许多人来说，这是最好的安眠药，”詹姆士·格兰特是纽约《给予物利润率观察家》杂志的主编，华尔街地区头脑机灵的人物之一，他对《点石成金》评价极低：“我试图去看（这本书），可是看完了仍然是两手空空，或者说，头脑里一片空白。从中我找不到一个特别清楚的解释。
另一个看过一些原始章节的人是阿兰·拉裴尔。“这本书是给研究生读的，不是一般的读物。我们必须像他那样读每一章的每一部分。坦率他说，它不那么刺激。从读者的方面看，它不是告诉你怎样在十天内赚一笔大钱。他前后跳跃性极强，他不让任何人来修改这本书，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西蒙·斯库斯特出版公司想让一个职业的编辑去改写这本书，使之达到出版水准，但索罗斯拒绝了。
说手稿缺少一个改稿人，这也不完全正确。柏荣·文是索罗斯的一个交往时间很长的朋友，是在摩根·斯但利地区的一位美国投资战略家，对这本书他作过重大修改。“他写出草稿，然后，我对重写提出建议。并且我也作过重大地修改和润色……有些人说这本书仍然无法阅读，而我对他们说：‘你们应该看看以前是什么样子。”
起初，索罗斯想把这本书命名为《繁荣与萧条》，但柏荣·文告诉他不要用这个名字。“那早就是陈词滥调了。这个名字似乎要求这本书什么都包括进去。
索罗斯非常担心读者会误解这本书的写作意图。他出版这本书，不是指导在华尔街的人们怎样去赚更多的钱财。读者可能会在书的每一页去寻找投资秘密；但是，他并不是想去帮助别人赚钱。他写作只有一个目的：向读者介绍他的金融理论，这个理论是关于世界有机体怎样运作这一系列整体理论的一部分。他说，他是在运用自己“在证券市场中的实践经验，提供了一种从整体上研究历史过程，特别是现代历史运动的方法。”
首先要意识到的是，要使公众对他的观点感兴趣，索罗斯必须使自己能被别人理解。他必须以一种别人能理解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理论；他也必须明确他说明，作为一个投资者，他是怎样运用自己的理论来作决策的。
如果他能做到这些，他或许能打开一扇通向他人心灵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