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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三个半小时中，索罗斯谈论了他的犹太身份、他几时的经历，尤其是他在二战中躲避纳粹的事儿。“这是我生活中最令人激动的事情，”他告诉兰达，“那种躲藏就像玩‘警察和小偷’游戏，令人刺激不已。”他们还谈及了犹大民族主义。不时地，这顿晚饭看起来象一场辩论，不过气氛一直是友好的，尽管他们总是围绕着那些用兰达的话来说是“私人性质的、敏感的问题。
在和索罗斯交谈的同时，兰达在猜想是什么使这位投资家拒绝持有来犹大憎感。听到索罗斯的战时经历时，兰达找到了一个可能的解释。他发现，虽然索罗斯一直把他在二战中的经历描绘成一场过蠢的游戏，但实际上他不得不一边又一邀地口味那场难以想象的恐怖，而这仅仅是因为他是犹太人。于是他的结论是，对于索罗斯，身为一个犹太人必定是一个负担，从来都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在这顿晚餐中间，索罗斯还透露道，只是在80年代初他曾在公开场合愉快地承认自己是犹太人，在那之前，他只想回避这个话题。“也许商业上的成功最终使我有足够的信心去承认我的犹太身份，”索罗斯表白道。
谈到民族主义时，兰达表示，民族主义有一些建设性的、积极的作用，犹太复国运动尤其是一股非常积极的力量和一项有意义的事业。“我希望使你走近它，”他告诉索罗斯。
可索罗斯从纳粹那儿尝到了如此多的苦头，以致于他无法给民族主义以较高评价。“它只会带来邪恶、破坏、沙文主义和战争，”他答道，“我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假如有可能使民族主义只保留其建设性的一面而不具有其负面特点，也不会造成政治和社会方面的破坏，那么你是正确的。但是，这不可能。”
在他们谈话的同时，索罗斯正受着东欧的民族主义的攻击。“真可笑，”他说道。“他们竟把我和什么世界范围内的犹太复国主义阴谋和老牌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们扯在了一起。真是令人可怕地可笑。”之所以“可笑”，是因为索罗斯很少将自己认同为一个犹太人。
当钟点将至11点毕的时候，索罗斯和兰达已因过去的历史而感到一丝精神上的倦乏。
兰达朝索罗斯看去，带着一种坚定的神憎正言道：“我感到，最终使你和以色列达成感情上的一致是我的一项使命。要让你回归犹太世界。”
“这很有趣，”索罗斯模棱两可地答道。
晚餐结束后，在电梯上，查特约对兰达说，：我吃惊不浅，我在生活中从未见过这样的事。乔治的这些我从来不了解。”兰达也感到惊奇。这个晚上对他和索罗斯来说和工作没有多少牵连。
几个月以后的1993年1月，兰达和索罗斯在后者的纽约办公室再次握手寒喧并签署协议。索罗斯此时必定想起了10月份的那顿晚餐，他也许觉得上次他给人的印象是他不太愿意和一家以色列公司做生意，因为这多少过分暴露了他的犹太身份。索罗斯力囹让兰达打消这种想法，于是，当和兰达握手时，他说，“你知道，我很高兴这个公司位于以色列。”兰达认为此话意味着这笔交易对索罗斯来说终究还有点私人性质上的意义。他借机邀请索罗斯去以色列，索罗斯答应了。
第三节 造访以色列
与本尼·兰达的邂逅折射出的是乔治·索罗斯身上的一种深刻变化。在90年代初，他的朋友和同事就开始注意到，他对于自己的宗教信仰的态度有所改变，对他的过去有了一种新的兴趣。索罗斯开始让一些熟人——其中有丹尼尔·道伦——给他找些书。《塔木德经》也位列其中。“他变得对犹太文明感兴趣了，”道伦说道，“霎那间他认识到他不是来源于真空之中。”索罗斯的变化还通过其他方式表现了出来。在布加勒斯特的索罗斯基金会的正式揭幕典礼上，索罗斯站在人群前面声明：“我是乔治·索罗斯。我是一个匈牙利犹太人。”桑德拉·普拉隆当时在现场，她记得人们都惊诧不已。罗马尼亚人是不习惯于听见某人公开声称他以身为犹太人而自豪的。
这是一种难以置信的变化，尤其是对一个恬了50多岁还不愿认为自己是犹太人、还将犹太身份看作负担的人来说。如今，在叨年代初，这一切看来在变了。
什么使乔治·索罗斯的种族意识觉醒了呢？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东欧右翼民族主义分子对他及其犹太身份的攻击。另一个原因是，它日益不因他的犹太血统感到别扭了。他已在商业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使他某种程度上能够承受得起攻击，他不再需要担心身为犹太人会让他遭罪。
最后，索罗斯在东欧尤其是在叨年代初的波黑战争中亲眼目睹的昔难使他不由想起，在本世纪上半叶，他的犹太出身使他经历了多少痛昔。在他资助重建萨拉热窝的供水系统和天然气管道之后，一位记者曾间他：为什么像你这样的一个犹太人会同情一个穆斯林国家？索罗斯答道：“假如你曾经历了某种大屠杀而现在又目睹了另一种，就会产生一种特别的共鸣。对于前南斯拉夫地区的屠杀，我抱有一种特别的关注。”
不过，索罗斯对于犹太种族新生的温情的最显著标志还是他将于1994年1月对以色列进行的首次公开访问。多少年以来，他的犹太同事一直力求使他给予这个犹太国家更多的注意，但毫无效果。对于他对犹大事业的冷若冰霜，对于他似乎耻于为一个犹太人，他们十分不满。但是，他们懂得，无论他们自己有何种说服力，索罗斯本人必须在经历了某些变化之后才能进行这次访问。
索罗斯曾一直声称，由于以色列对阿拉伯人的做法，他不会涉足这个国家。有关于此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认为以色列的社会主义色彩很依的经济模式对投资者来说过于但硬和缺乏吸引力。当索罗斯的助手们把精力投到了使东欧和前苏联的封闭社会趋于开放上时，他没有什么理由要去民主的以色列找个立足点。他不认为以色列也需要“开放”。
但这些并未阻止其他人力图劝服索罗斯并诱使他去以色列。
在l993年秋天，以色列宣布，它业已和巴解组织秘密进行了旨在达成一项关于巴勒斯坦人的协议的谈判。此时，以色列的一位经济学教授古尔·欧菲尔觉得时机已经来到，该写宿请索罗斯再次考虑以色列之行了。
“你是否记得，我们曾说起要你来以色列而你却拒绝了？”欧菲尔写道，“现在好了，在过去几年中以色列正在进行认真的经济改革。而且我们也将会得到和平。是重新考虑你和以色列的关系的时候了”。可是欧菲尔一直未得到国音，直至索罗斯宣布他将于1994年1月份访问以色列，他才得到间接的口答。
索罗斯决定去以色列也许不是由于他对这个犹太国家新萌发了兴趣，而是因为他想对世界表明；东欧的右翼民族主义分子对他的攻击并未使他怎么样。在被指责为以色列情报机关工作之后。索罗斯大概想要告诉人们，这种攻击不可能让他退缩到一旁。
尽管以色列入迫切想见到索罗斯这么一个重要人物造访他们的国家，但是一些人只予这条消息以谨慎的欢迎。这种谨慎更多地是与一位叫罗怕特·马克斯韦尔的国际金融家而不是索罗斯有关。几年之前，以色列入也曾为马克斯韦尔铺下红地毯，他和索罗斯相似，只是到了晚年才重新找口了自己的犹太根。不过，马克斯韦尔走后，以色列入就十分懊恼地发现，马克斯韦尔说轻点是一个名声不佳的人，说重一点就是一个元赖。所以，一些以色列入担心，有着几十亿美元、从事着令人捉摸不透的金融活动的裳罗斯是另一个马克斯韦尔。
虽然大多数以色列入从未听说过乔治·索罗斯这个人，但以色列政府的要人们可知道，他们决定给予索罗斯四星级的接待。对他们来说，索罗斯在踏上归途时能对以色列有个积极印象很重要，因为他在国际金融界说一句好话也许就能促长以色列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其实，单是索罗斯出于商业目的而访问以色列的事实就能被以色列公共关系部门利用来证明该国经济正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于是，从总理伊扎克·拉宾到过去曾与索罗斯共事过的以色列银行行长雅各布·弗兰克尔，以色列多数的主要政治和经济官员都会见了索罗斯。拉宾告诉索罗斯以色列正努力加大将一些国有公司私有化的力度并欢迎他参与其中。索罗斯在以色列有两笔小的投资，他访问了这两处。一个叫“格奥特克”，是一家经营专业的移动无线通讯设备的公司；另一个就是英迪戈公司。索罗斯拥有后者的17％股份，它在1993年价值7000万美元，次年就翻了一番。
访问中的一天晚上，在位于特拉维夫以北、濒临地中海的赫尔兹利亚的阿卡迪亚饭店，举行了一次为索罗斯安排的宴会。以色列金融界的大约250名头面人物到场出席，索罗斯理所当然应对他们讲番话。在这个晚上的早些时候，索罗斯问本尼·兰达他应谈些什么。兰达说，听众不仅喜欢耳闻你的商业生涯，对于你做为个犹太人，身在以色列有何想法也颇感兴趣，，‘就把我们上起吃饭的那个晚上你对我说的话讲给他们吧。”索罗斯同意了。
索罗斯说了20分钟。通常，他是一个很善于在公共场合发言的人，但这次的即席发言却让他很吃力。兰达回忆道，索罗斯“变得很困窘，他结结巴巴，东拉西扯。”这可能是因为这是索罗斯首次站在大庭广众之下以一种私人方式谈论他的犹大身份。假如他整辈子都是一位自豪的犹大人，他也许会说得很流畅。可是，在试图但言彻时其犹太出身的长期隐瞒时，索罗斯不能不体会到，听众中的每一个人都为是犹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