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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风浪 日寇向我最后袭击
八月初，我续护送戴先生和梅乐斯等去昌化方圆铺。那时日军自富阳推进桐庐，离乐平仅四十公里。戴对我说：“日寇有对你袭击企图，你不必护送我们了，即刻回乐平作应变处置吧！”当时我随戴外出，指挥部工作全交我妻全权处理，而妻正怀孕待产，已到了预产日期（那时医和药都非常缺乏，只是自己推算，八月六日为预产期），我身虽在外，心实萦念公私，瞬息难安。听戴如此说，正合我心，即于八月六日飞骑回乐平。连夜部署一切，次日即将指挥部人员撤入沈家坞山区。
沈家坞在乐平西南约三十五华里，系一偏僻山坞，须翻过二重山岭，才达北通于潜，南去淳安及西去昌化的大道。我选择了此处暂避敌军锋镝，乃因此等冷僻山区，日军绝不会经此。故将新到美援大批电讯器材、爆破器材及一批尚未开箱的新式武器，全运来此处隐藏。另一原因，是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马志超，曾一再恳邀我兼任他的第五纵队司令。此次戴先生亦当面问我，愿否兼任此职？我正在迟疑，为怕兼职后分心，反误我本身工作（我为了部属进出陷区通过我方步哨线方便起见，原已挂名忠救军第五纵队司令，但并非实职）。至此，思及我部乃专在沦陷区工作的特种部队，专事探查敌情及从事爆炸日军军营、仓库、岗亭、工厂、铁路、桥梁等目标，和刺杀日伪要员等工作，其效果和力量，当胜于数万军队，但我们并非武装部队，甚至连自卫的装备和力量都很薄弱，不能和敌军正面作战。此时若和日军遭遇而拚搏，自是太不合算，故只好迁避。并考虑不如趁此接受此一兼职，那么，依附在忠救军总部，有第五纵队的武力作后盾，也好加强自卫的力量。忠救军总部在昌化河桥镇，位于乐平西南八十华里，与沈家坞同一方向，到了沈家坞，离河桥也就近了一程了。
八月七日那天，我们是中午一时离开乐平的。当时敌军已流窜至分水，距乐平只有二十多华里，一时只闻炮声隆隆，连机枪声也隐约可闻，情势相当危急。防守这一带的二十八军，似乎已措手不及，竟让敌军长驱直入了。
沈家坞只是一个山村，仅十余户居民。我们在乐平的总指挥部，平时只有十几个内勤人员，二十多名警卫及行动员，十余名交通员，美方皮尔上尉主持爆破训练，我方爆破教官数人，加上二名杂役，总数约六十人。最近却刚招集了一批青年学生（约八十人），正在训练。诸暨组长金颂新，又正好率领所部行动员十余人，来总部接受爆破训练，所以人数陡增，约近一百七十人，顿使山村热闹拥挤。
我派出了数批哨探和联络人员，不断向分水、桐庐方向，刺探敌我双方情况，并派有递步哨，和戴先生保持联系。另由爆破教官黄炳炎、王学文等率领爆破队员，在二重山岭间布置地雷，并沿途暗布警戒步哨，以防日军来袭。
八、九两日，日军停留在分水、印渚埠一带，并未继续向西南流窜，企图及动向未明，我们也暂时停留在沈家坞。九日傍晚接到递步哨传来消息，戴先生已饬令忠救军第二、第三两纵队，今晚全力向印渚埠敌军反攻，限令明（十）日黎明以前，必须克复印渚埠。我们获讯均甚振奋。当晚八时召集诸干部如书记胡德珍，助书桂涤非，机要课长杨凤吉，情报课长何效文，训练班主任教官黄炳炎，教官王学文、冯湘、严大双、伍柳青、徐鸿才、徐行，警卫队长黄诚、刘全德，电台总台长王相穆，翻译官胡伯才等十余人，共同商议今后行止。有主张去淳安，路程虽较远，但地较后方，应较安全。有主张去河桥，接兼第五纵队，与忠救军同进退。最后决定依照后者主张，明日大家轻装赴河桥，此间留数人看守，俟总部安定之后，再来搬运。散会后大家都显得轻松愉快，因为行止已定，且闻忠救军主力将反攻，定卜胜算，今晚可以高枕矣！
谁知事态演变，竟出意外。我就寝未及一小时，哨探纷纷来报，首批说：入夜后我方忠救军尚未出动，印渚埠敌军却向西南移动，有向乐平方向进袭模样。第二批来报：忠救军第二纵队，在西乐堰（在乐平西北五华里与乐平隔河遥对）与敌军遭遇，双方展开剧战。接着又报来：忠救军已有不支模样，可能后撤。于是我们也只好急作应变准备。
至清晨二时许，忽闻“轰！隆！”两声巨响，似乎近在三数里间，正在惊疑，忽见我们的警戒步哨匆忙来报：“适才的两声巨响，乃是我们埋在坞外第一座山岭前的地雷被触发了。先是我在大路上发现一大队人正探索南行，认是敌军前哨，故即来报，急行中刚翻过二重山岭，突闻岭外传来巨响，似是那队敌人摸上山来，而触发了我们埋置的地雷。”
我闻讯立令叫醒全体人员，准备提前开赴河桥。
紧接着暗布在山岭上的另二名警戒步哨，仓皇跑来报告：“先前所发现的那队敌人、似是分出一小队人，摸上山来，触发了我们埋在山脚的第一道地雷。巨响声中，我们在山脊上隐约望见火光，嗅到烟硝火药气味和听到人声，所以急急赶回报告。从那山下到此，还要翻过两座山岭，约有五华里路程。至于那队敌人，是否继续摸上山来？就不知道了。”
我思量：这小队敌人，触发了地雷，可能认定前面必有部队而继续前探。也可能认为荒僻山区，藏不了大部队，不足重视，且天黑路生，前面不知有何埋伏？不值得探索而退回大路，另找目标去了。但即使继续前探，他们路不熟天又黑，一路上我们还有数处地雷，要到达坞内，当需一段时间，我们还来得及布置迎战。于是立刻紧急集合，决定将全体分成两组：一组是有战斗能力的，约有近百人，由我亲自率领，扼守沈家坞山口，阻遏敌人入坞。原布置坞外山岭间的警戒步哨，全部撤回，我们只能退保坞内新到器材、武器、炸药等。一组是无法作战的老弱、妇孺、杂兵及新招的训练班学生（尚不懂使用武器者），共约七十人，由我妻带领，立即由坞后小路撤离沈家坞，向较安全地区转进。
那时妻已逾预产期而未产，大腹便便颇显辛苦。同志中陈浩泰之妻亦正怀孕待产。其他尚有刘全德、杜世德二同志携带眷属，数十学生，尚是纯朴未琢，不满二十岁的大孩子，和部分内勤人员，携带重要文件，数名警卫，聊以保护。美员皮尔及译员胡伯才，也与他们同行。他们一行在三时许仓皇就道。
妻临行时问我：前往何处较妥？但前敌情况不明，我亦无从决定。只能黯然说：“前敌情况无法预测，我们职责、任务重大，恕我难以照顾家庭、儿女，只好交你兼顾了。至于应该去河桥？还是去淳安？一切要你审察前敌情况，当机立断，自行决定了。我在此亦不会久留，敌如来犯，当尽力抵抗，阻其入坞，万一失利，只好率队突围，翻山越岭去打游击了。若其不来，则将器材、枪械等隐蔽藏妥后，随后来河桥或淳安，和你们会合。但愿能是后者，让我们很快就可重聚。”此时月黑风高，四周虫声啾啾，一片肃杀景象！而强敌当前，前途茫茫，实也顾不得儿女情长了。只好黯然道别！
送走了老幼文弱的一行，我将留在沈家坞的战士们分配任务：黄诚、严大双、冯湘、刘全德、伍柳青、王学文等各率一部人员，分别在山口两旁择定据点，分组布防。我和黄炳炎、何效文、桂涤非，为临时作战指挥部。王相穆电台，准备随时通报和随身撤移。金颂新组人员系外勤单位，暂时未派任务，随我行动。并指示大家：日寇如越岭进犯，必予迎头痛击，若仅小队哨探，定可将其歼灭。如果大队入侵，我们予敌重创之后，只好越后山向淳安方向撤退。万一弹药用尽，无法脱身，只好自尽殉国，绝不可被俘。一切部署停当，也着实忙乱了一阵。但直到天色大亮，日上三竿，坞外却毫无动静。
九时许，我和黄炳炎、金颂新一同至山口各据点巡视。至一小山头上，金颂新由望远镜内发现，远处一山坡上有十余名军人，向妻行方向缓缓而去。并谓：从服色及各持三八式步枪判断，定是敌军无疑。我恐妻等碰上日军，十分担忧（实际系我方保安队，因相距有一千多米，金判断错误）。就赶紧下山，一面命传令兵将情况传知各据点，严密戒备，注意防守，一面命江天一守护枪械、电讯器材等，万一山口战起，前线抵挡不住，敌人闯进坞内，必须及时将爆炸装置引发，自行炸毁这一大批枪械、器材等，不能资敌。又以金颂新本身工作重要，留此实无必要，命他即刻率领带来受训的组员，速回诸暨，照常工作。我和黄炳炎更互相约定：万一到了弹尽势危境地，必须注意各留最后一发子弹，交互自杀。
时间在紧张等待中过得极慢，一切却仍是平静如常。午后二时，又接递步哨来报：“忠救军与敌军之战，我第二、第三两纵队，被敌击败，敌军直扑河桥总部，此时河桥正在鏖战中。戴先生和梅乐斯等，谅早离开，详情不明。”战况如此，使我惊疑不定。想不到忠救军竟会如此不堪一击。我的退路现在只有淳安一条了。但是敌如击破河桥总部，会不会乘胜转攻淳安呢？妻等一行，也不知会不会闯去河桥，反先遭受战祸？他们是自卫力量如此薄弱的一群，真教我忧心如焚！敌军现在既已直扑河桥，此地危机无形减少。但我们仍不能掉以轻心，入夜后各仍枕枪待旦，全神戒备。
直到次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