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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内第一科科长龙佐良，第二科科长刘宏德，均留日士官，都很干练。龙尚兼任遣俘管理处处长，不久即离职专管遣俘工作。我调黄炳炎接充第一科科长。处内参谋们都出身军校，甚优秀。所属谍报队长徐志坚，忠贞负责，下辖十个谍报组人员，多非本地人，对上海情况不熟，难以胜任当前任务。我了解情况之后，即陆续调整。我和汤总司令素无渊源，军中业务也较生疏，我虚心向同僚求教，很快就摸清状况。
汤所率部队，都是正规军，一向在原野山地活动。今一旦来到复杂都市，自难适应。军中虽无假期，但总有公余休息时间，大家为了一睹十里洋场，或出外购物，或会晤亲友，常藉故外出，很难约束。不知何人献议：对部属每日几次点名，对将官出入营门，吹军礼号送迎，使各自警惕约束。正将实行，我对汤总司令说：“将官这样多，每人进出，都要集合号兵吹三番号，号兵整日吹个不停，传出去被人当作笑话。且各将官进出，必有公私事务，这样一来，将使大家不安。对部属经常点名，有损大家尊严。”汤听我意见之后，犹疑没有实行。而使汤最大惊惶者，因他乃受降主管，接收日伪车辆，临时贴上“T”（汤的英文字母缩写）字为标记。各接收机构、团体的车辆，也立贴上“T”字牌照。加上大家的亲属连亲属，朋友带朋友，都在汽车上贴上“T”字，满街都是汤恩伯的汽车。非特招摇触目，闯了祸亦归罪于汤。又因接收公私房屋、财产，无尽纠纷，使汤焦头烂额。汤问我如何应付？我向他献议：“我们是奉令接受日军投降。受降之后，市政即交市政府处理（市长已发表钱大钧）；军民纠纷，即责令淞沪警备总司令部处理（兼总司令钱大钧，由副总司令李及兰负实际责任）；民间纠葛，令警察局办理（局长已发表宣铁吾，副局长俞叔平。半年之后，宣铁吾升兼警备司令）；敌伪财产，请中央派员主管（旋即成立敌伪财产管理处）。日军缴械完毕，遣俘工作，由遣俘管理处接办；我们任务即算完成。至于所属部队军风纪，令各军分驻郊外，各自约束、训练。我们是野战军，来自原野，还是回去原野。况你兼任京沪警备总司令，负责京沪全线治安，不必为上海复杂环境纠缠。”
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尤其“回去原野”一语，如梦惊醒，立刻决定将司令部迁往无锡（如不迁离上海，仍摆脱不了纠缠）。后迁常州，因奉令指挥苏北部队，再迁至镇江。
抗战胜利了 日本投降奉令推进杭沪
第二天（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八日），我进了杭州。当即与地下工作同志张行周、朱岑楼等取得联络，指示工作事宜。主要指令日、伪军维持秩序和安抚伪组织人员，各守原职。一九八五年九月“浙江月刊”第一九七期，张行周同志曾写了一篇回忆抗战胜利前后，报导我入杭情况，相当详细。
我在杭略事停留，即去上海与熊剑东（熊时任伪税警总团长）见面。当晚熊在梅龙镇酒家盛筵款待，他向我表示：他手中有五千精锐部队，京沪治安绝无问题。各地伪军总数，号称六十万，确数难以统计。与日军配合时，尚能发生一些作用，但不能单独作战。在华东、华中地区，军政、军令尚算统一；在华北、华南，实际各自独立。对东南地区，他能运用伪军首领任援道及各层关系，促其驻守原地，不致哗变。至于日军，素听大本营命令，他从旁运用周佛海、罗君强及自己的关系，促其遵命投降，谅不致反抗。我把这些情形电告戴先生，他非常满意，不断来电指示，我不断具实呈报，直到顺利受降。戴以熊的贡献甚大，将其伪税警改编为交通警察总队，委熊为总队长。我由部属介绍，寄住高安路漊浦弄廿三号，林蔚（陈诚的副手）女婿家，以后吾妻偕儿女来沪，仍住这里，直至一九四九年五月廿五日，离沪去台。
不久，战时与我合作的美员，结束业务，离开遂安许家店，来上海高安路漊浦弄看我。他们已穿起整齐西装，喜气洋洋，向我道谢圆满合作，给我一笔很大的现款，及一批汤姆生、卡宾枪械连弹药等，确数已记不起，总是很大巨款。我向戴报告，戴很诧异，一再问是什么钱？我照实回答：“他们只说合作圆满，成就辉煌。谅系美政府所给奖金之类，系酬谢性质，但却用私人赠款方式。”我向戴请示，这钱如何处置？是否缴上去？戴说：“由你支配好了。”我即全部用作新成立青年营的经费及以后维持费用。枪械亦装备青年营。抗战胜利，政府论功行赏，授我胜利勋章一座我妻忠勇勋章一座；其他我部杨凤吉、陈昴林、富英、金颂新、黄炳炎、郑庭显、李效贤、吕国华、刘全德、朱岑楼……等十余人，亦各分别授予忠勤或忠勇勋章。美国政府亦颁给我最高荣誉的司令级嘉猷勋章一座及奖状；郑庭显因其情报指示轰炸目标，迫日投降，美政府也颁给他勋章、奖状。参加抗战八年，总算留下一点代表性的纪念。至于先后牺牲千百同志，现在连其忠骨散埋何处，也找不到了，其孤苦遗族，更不知流落何方？追忆往事，不胜悲叹。
过了约一年，美员中的一人（已忘其名），由美来沪看我。自称复员后从事经商，完全老朋友拜访性质。我因负责京沪治安，兼顾前方军务，工作极忙，很少在沪，美员要求介绍与我部属联系，我当介绍郑庭显与其来往。每次我回沪时，美员总要求见我，除寒暄及请我吃饭外，有意无意间探问一般消息。据告：其营业与时局息息相关，希望知道一些时事。我一半相信，一半疑其仍与美战略局部门有关，兼事蒐集情报。并不知道他们已蜕变为中央情报局也。
日本宣布投降后，各战区纷纷与日方接洽受降及派部队前往控制。八月廿七日，华东方面国军先遣部队空运来沪。九月五日，新六军空运南京。六日，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率领空运抵上海；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部，则由上饶推进杭州。八日，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飞抵南京，九日，接受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投降。
戴先生八月尾秘密抵沪，假杜美路七十号杜月笙公馆设立办事处，派中美合作所参谋长李崇诗处理一般业务，指示我逮捕汉奸事宜。九月三日，戴先生带周佛海、梅思平等由沪飞渝。因周早向戴输诚，由戴派程克强、彭寿与其秘密联系，故表面上是为保护其安全，请其去后方，不说押解重庆。戴先生很快就回上海及来往各光复大城市，亲自处理重要事宜。我也电令陈昴林，率领青年营来杭、沪，穿上新军服、皮鞋，装配美式枪械，佩挂戴先生所写的“平定”部队臂章，虽系匆促成军，军容甚盛，一路开来，观者如堵。
我妻经短期休息，体力已略恢复，乃于九月五日结束乐平指挥部，即率所属人员，乘船由分水经桐庐、富阳来杭州，在民生路四十六号设立临时办事处，派江天一等处理各项事务。
当时岳母正患直肠大出血，病势危殆，在乐平束手无策，幸适时赶来杭州，救回一命。经广济医院留医数周，大致痊好。妻乃于九月尾陪母偕儿来上海，与我会合。我给了她三个月休假，让她好好陪侍老母，照顾孩子和调养产后虚弱的身体。
我部迁沪后，即改为东南特区，妻则专为整理账目，结束战时工作和筹组殉难同志会，另在高安路寓所办公，由吴继敏、潘乐山等协助。其后我妻因幼女小苓诞生，长子毛建、次子毛革亦相继来沪团聚，就读小学，儿女众多，必须专心管教，无法再顾公事，就长假辞职了。这是后话，此处提过不赘。
奉令担任肃奸工作
不久，我奉令逮捕汉奸。凡受日人利用，担任伪职官员及商务、经济者，都是汉奸，实不知其数。要把他们全数逮捕，谈何容易？因我久在华东工作，对敌伪情形了如指掌，对中上级巨憝及作恶多端的丑类，早有纪录。自日宣布投降，他们走投无路，很多自动找上关系，向我投诚。现在只要拨拨电话，约其来晤，多自动上门报到。我把他们送去南市看守所，交给所长徐钟奇收押。至于重要汉奸，或即利用他们自己的住宅，分别幽禁。这些解送、看押汉奸的任务，我都派青年营担任。军统局及中美所各机构守卫，亦由青年营负责。他们热情负责，忠诚可靠，发挥无上作用。
只花几天工夫，大部汉奸已全就捕，只有少数漏网，或逃往附近共区隐避，或去日本、澳门、香港及邻国藏身，或避匿亲友家及乡僻，其后大都仍陆续查出，有的仍拘捕归案。如伪国府主席陈公博、伪宣传部长林柏生、伪参事厅长何炳贤、陈慧君（编者按：疑为陈君慧）等，八月廿五日潜逃日本京都，十月三日解回南京。只有逃匿共区者，无法查明踪迹。
汉奸成分，大致可分四类：
第一类：在战前因派系斗争失败，或在宦海中被排挤，不甘冷落，乃不择手段，希求东山再起，竟想利用日人力量，建立政权。
第二类：过去在军政界或地方上有名望的过气人物，已老朽无作为，有的被部属亲友拥抬出来，有的因门前冷落，晚景无聊，不甘寂寞，仍贪图虚荣，被诱出任傀儡，甘受利用。
第三类：有因种种关系与日人特别接近，所谓亲日分子；有的与日人合作或商务来往；有的依靠日人声势，从中谋利；有的被日捕俘，为情势所逼，虚与委蛇，身虽听命日人，心仍不忘国家民族。
第四类：为了一点小利，丧心病狂，卖力献功，戕害爱国志士，鱼肉人民。这类为虎作伥之徒，战时尽先予制裁，胜利后多绳国法。我的任务是逮捕及提供罪状和所任伪职等。因为广泛接触，深知他们都是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