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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泄与弥补”。这是沈从文通过《边城》寄托他的文化恋母情结的真实的说明，也点出了《边城》故事的悲剧性。金介甫（ＫｉｎｋｌｅｙＪｅｆｆｒｅｙｃ）说：“《边城》总的来说是写人类灵魂的相互孤立”。金的看法似乎有点“隔”。
我们可以借用沈从文自己的话来理解《边城》：“……事实上却等于把我那小小地方近两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历史发展和悲剧结局加以概括性的记录。凡事都若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若宿命的必然。”“……内中写的尽管只是沅水流域各个水码头及一只小船上纤夫水手等等琐细平凡人事得失哀乐，其实对于他们的过去和当前，都怀着不可形诸笔墨的沉痛的隐忧，预感到他们明天的命运——即这么一种平凡卑微的生活，也不容易维持下去，终将受到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所摧毁。生命似异实同，结束于无可奈何情形中。”马克思的《鸦片贸易史》以西方人的眼光，用一元历史观来看东方世界，下面这段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第三世界的文本《边城》作为湘西苗族文化受到冲击的“民族寓言”的反现代性，而这个“民族寓言”的“反现代性”正是它的“现代性”之所在。
“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依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准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边城》正是“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
玉（奚谷）满贮伤春泪，未肯明流且暗吞（陈寅恪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