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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食品质量和安全问题，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这种问题的严重性并不在于食品污染所导致结果的严重性，而是在于没有引起人类重视和认识，在于人们还没有看到这种严重性还继续在制造与生产，甚至于还会以“科学”的方式得以大力的提倡。如果这样的观念不改变，不仅会让大量的污染性食品制造出来，而且通过这种污染的制造来毁灭人类自身。
要化解食品安全危机，就得从最深层的观念入手，然后在此基础上制定适合中国情况的食品安全监督法律与条例，确立食品安全标准，并严格监督与保证这些标准严格执行，并通过种种渠道宣传介绍这些食品安全标准，从而提高民众对污染与劣质食品的识别能力。如果能够通过制度利益的激励与约束、通过媒体对劣质食品的追踪及政府的有效监督，食品安全危机就会慢慢地化解。
（2004年5月）
“黄金周”早该退出历史舞台
把为期一周的长假称为“黄金周”，开始于2000年，其目的有二，一是聚集民众休闲时间，为民众出外旅游提供方便；二是刺激当时疲弱的国内经济，扩大内需。从当年的情况来看，确实达到了这两大目的。也正是从2000年开始，不仅出外旅游人数迅速增加，而且经过几年的发展，出外旅游逐渐成了民众休闲的一种重要方式。对于扩大内需来说，光是2000年第一个黄金周，国内民众一窝蜂地涌向各旅游点，一些大型商场与旅行社的业务迅速增长（有人估计黄金周的业务量占了他们全年营业额三成以上），也足见对扩大内需的重大作用。
但是，这种把假期人为地聚集在一起的“黄金周”所显示的效用是威力不减，还是事过境迁？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几年，随着黄金周一次又一次到来，人们对黄金周的效用与需要性，似乎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特别从今年“五一黄金周”一开始，网站上对“黄金周”的质疑更是无可复加了。当然，对于这些质疑，我们的政府反映如何，该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计算一下“黄金周”是收益大于成本，还是成本大于收益的时候了。不通过经济学的分析，是无法得出合适的结论的。正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如果是前者，那么以行政的方式让“黄金周”延续下去也没有什么不可；如果是后者，政府就应该或是采取一种替代的方式（如带薪假）我们应该对这种“黄金周”进行更多的反思与检讨，并对这种人为地把假期聚集在一起的方式如何加以修正了。
对于“黄金周”的成本与收益分析，从成本来说，并非人流大幅度快速流动所带来的接二连三的重大交通事故、旅游网点拥挤、游客在旅游网点被强迫购买高价品而降低民众的福利水平，因为这些都可以通过交通运输部门、旅游业及一些旅游企业的收入增长来弥补。在诸如此类的活动中，基本上是一种零和博弈，或正向博弈；即一方受损另一方受益，或一方受益总是会大于另一方的受损。
而黄金周的成本就在于，随着黄金周一直推行，其边际效用越来越减。黄金周已经推行几年了，喜欢或愿意出外旅游的人，都已到过不少自己希望去的地方，但由于旅游网点的拥挤人多，旅游途中艰辛，人们对外出旅游兴趣逐渐减弱。据调查，目前北京有半数以上的民众在黄金周并不愿意外出而留在家中。还有，不少外地的民众，把黄金周看成了回老家“亲情度假”的好机会。可以说，如今的黄金周，人们选择的休闲方式从旅游、健身、读书、游戏转到“亲情度假”，各种各样，而最初那种扩大内需的目的效用已基本淡化。既然人们的休闲方式已经改变了，那么那种以人为的方式把一些假期聚集在一起能够有多少作用也就十分令人置疑了。
黄金周让社会所要承担的最大成本是，一年三次的黄金周，让整个社会的正常活动完全停顿了下来。如政务系统停止办公、金融市场停止运行、新闻媒体停刊与停播等。而这种日常经济生活的停顿，给整个社会带来的成本是无以复加了。
首先，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内经济基本上与国际市场接轨，国际市场的变化需要及时地反映到国内市场上与经济活动的交往中来。中国实行黄金周，自然与国外通行的惯例无法接轨，给予国内有关的国际活动带来种种不便，更可能让国内的企业丧失各种好机会。特别是全球24小时运作不断的金融市场，国内市场停止一周的运行可能造成的损失更是难以估算了！
其次，黄金周的推行打乱了正常的政府工作秩序。不仅民众与企业不能够在正常的工作日到政府相关部门办理有关事务，而且政府部门也无法以正常次序来推广各种政令、获得种种政府所需要的信息。比如说，五一国际劳动节政府对国内经济过热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对于这些政策，这一个星期来，企业、市场执行如何，民众反映又如何，国人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在国内外经济一日千里的今天，政务系统运作一个星期停止，所造成的损失肯定是十分巨大的。
再次，对于金融市场来说，尽管国内的金融市场并没有完全国际化，但是国际市场对国内市场巨大的影响是谁也不可低估的。特别是外汇市场、证券市场及期货市场，国际市场每天24小时都在快速地运转。面对着国际上瞬息万变的机会，莫说是停止一周的交易，就是停止一个小时，都有可能造成巨大损失。一个好端端运作的金融市场突然停止一周的运作，不仅对国外的生意人来说是难以想像的，就是对国人来说都是不可理喻的。可以说，如果黄金周不退出历史舞台，给国内的金融市场造成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
再其次，尽管黄金周的假期是把前后临近的周末假日集中起来实现的，并没有真正增加人们休假的时间，但是无论是假期前还是假期后工作面上的负效应十分明显。在假期前，一则不少人为了安排好假期间的休息，总要花去不少时间与精力；二则把工作时间安排在平常的休息时间，不仅有事的民众无法立即改变以往的习惯，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也由于假期即将开始而大打折扣。假期后，由于假期间的影响，工作人员一上班也无法立即恢复正常工作效率。而这一前一后的负向影响，使得有近10多天无法正常有效地工作。而这种工作低效率的成本完全是由整个社会来承担的。
还有，对黄金周的假期来说，大多数农民由于没有正式的工作，他们也就无法享受政府所规定的假日所带来的快乐；对于那些以计件制、节假日少的工人来说，与大多数农民的处境好不了多少。但他们则要承担黄金周假期给他们带来的种种不便。可以说，黄金周对广大的农民来说是相当不公平的，也与政府要推行的科学发展观相悖的。
总之，从以上的分析来看，黄金周所要达到的目的早已事过境迁，它给社会带来的收益也是十分有限的，但黄金周增加的社会成本怎么也不可低估。因此，黄金周早已到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
（2004年5月）
第五部分 生活中的智慧第45节 全球化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
——读斯蒂格利茨的《全球化及其不满》
近10年来，全球化问题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现实中都表现出抗争十分激烈，从1999年12月美国西雅图到坎昆会议期间大规模的抗议事件，从全球化怀疑派到全球化自由派在国际学术界的热烈讨论，都表明全球化论题所涉及的世界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无论是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你面对还是逃避，全球化问题早已成了21世纪的显学，人们已经从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来研究与理解它。它早已成了世人必须面对的问题。
对于“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最早出现在1960年代的美国与法国，到1970年代，“全球化”已经为世界各国及学术界广泛使用了。按照国际经济学家叶尔金的说法，就是人类不断地跨越空间、制度和文化等障碍让生产要素、资金等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的过程。在这种界定的基础上，学术界对全球化的作用与功能的理解则轩轾相异。最为极端的，一是“全球化怀疑派”，一是“全球化自由派”，其余讨论都在这两端数轴上的一个个点上。
对于全球化怀疑派，他们主张全球化完全是一种迷思，一种理论上的玄想。因为，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现在人们所称的全球化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早在19世纪晚期的金本位时代，铁路和轮船降低运输成本并且欧洲转向自由贸易后，发生了显著的商品价格趋同现象。当时劳动力的流动性很高，成百上千的人从“旧世界”移民到“新世界”。因此，目前所称的“全球化”，只不过是一种发达国家经济之间的国际化或区域化而已。而就经济区域化方面而言，它日益使区域经济走向排他、封闭和保护，向逆全球化的方向发展。可见，当代流行的所谓“全球化”完全是一种错误的“夸张”。
全球化理论的自由派主张，全球化主要是指各国在市场上的商品、服务、资本、劳动力等充分的流动性及无差别待遇，从而使得国家间的生产要素得到最优配置，或按国际分工要求来调整各国的经济结构。因此，全球化并不是一方得利另一方则受损的“零和博弈”，而是世界各国在全球化过程中都将得到的比较利益。可见，全球化既是人类进步与发展的动力，也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全球化进程的深入程度也反映了人类文明发展水平的高低。因此，全球化完全是一种双赢的结果。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既不是怀疑派也不是自由派。在斯氏看来，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