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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九钱三分六厘。乾隆元年，诏曰：“朕爱养元元，凡内地百姓与海外番民，皆一视同仁，轻徭薄赋，使之各得其所。闻福建台湾丁银一项，每丁征银四钱七分，再加火耗，则至五钱有零矣。查内地每丁征银一钱至二钱、三钱不等，而台湾加倍有余，民间未免竭蹶。着将台湾四县丁银，悉照内地之例，酌中减则，每丁征银二钱，以舒民力。”于是岁征三千七百六十五两余，约减旧额之半。二年，又诏曰：“台湾番黎大小共九十六社，每年输纳之项，名曰‘番饷’，按丁征收，有多至二两有余及五六钱不等。朕思民番皆吾赤子，原无歧视，所输番饷即百姓之丁银也，着照民丁之例，每丁征银二钱，其余悉行裁撤。该督抚可转饬地方官，出示晓谕，实力奉行，务令番民均沾实惠。又闻澎防、淡防两厅均有额编人丁，每丁征银四钱有零，从前未曾裁减，亦着照台湾四县之例以行。”于是岁征番饷三百四十九两，较旧更减六倍有奇。先是淡水设厅，仅由彰化拨归丁口十一，岁征银五两二钱三分六厘。而数年间，开垦竹堑各地，至者骤增，多至数万人，编审未备，故若是之少也。十二年，诏各府县丁银匀配田园，按亩征输。于是上田匀配四厘一毫八丝六忽，中田四厘三毫八丝一忽，下田四厘六毫三丝九忽，上园四厘九毫二丝九忽，中园五厘五毫五丝七忽，下园五厘六毫三丝三忽，而丁银废矣。各县所征，其详如表。盖以台湾地多人少，与他府异，故不论地丁，而论田土，则贫民免追逋之忧，而有司无赔累之苦。自是以来，移民日多，垦务日进，全台约及百万。而来者仍不许挈眷，番地亦禁开拓，此则退守之政也。
二十五年，福建巡抚吴士功奏言：“台湾归隶版图，将及百年，久成乐土。居其地者，俱系闽、粤滨海州县之民，俱于春时往耕，西成回籍。迨后海禁渐严，一归不能复往，其生业在台湾者，既不能弃其田园，又不能搬移眷属，别娶番女，恐滋扰害。经升任广东抚臣鄂弥达具奏，凡有妻子在内地者，许呈明给照，搬眷入台，编甲为良。旋经议行在案。嗣于乾隆四年，前督臣郝玉麟以流寓民眷，均已搬取，即有事故迟延，亦属无几，请停止给照。续于乾隆九年，巡视台湾御史具奏，以内地民人，或闻台地亲年衰老，欲来侍奉，或因内地孤独无依，欲来就养，无如例有明禁，因甘蹈偷渡之愆。不肖客头奸艄，将船驶至外洋，如遇荒岛，诡称到台，促客登岸。人烟断绝，坐而饥毙。俄而洲上潮至，群命尽归鱼腹。因碍请照之难，致有亡身之事。请仍准携眷，经部议准。十二年，督臣喀尔吉善复以前奏未定年限，恐滋弊混，请定限一年之后，不准给照。自此停止以来，迄今十有余年。现在汉民已逾数十万，其父母妻子之身居内地者，正复不少，向之孑身过台者，今以开垦田原，足供俯仰矣，向之童稚无知者，今已少壮成立，置有田产矣。若弃之而归，则失谋生之路，若置父母妻子于不顾，更非人情所安。伏查乾隆十七年，原任台湾县知县鲁鼎梅纂修县志云：内地穷民在台营生者数十万，其父母妻子俯仰乏资，急欲赴台就养，格于例禁，群贿船户，顶冒水手姓名。用小渔船夜载出口，私上大船，抵台复有渔船乘夜接载，名曰灌水。经汛口觉察奸艄，照律问遣，固刑当其罪，而杖逐回籍之民，室庐抛弃，器物一空矣。更有客船串通习水积匪，用湿漏之船，收载数百人，挤入舱中，将舱盖封钉，不使上下，乘黑夜出洋。偶值风涛，尽入鱼腹。比到岸恐人知觉，遇有沙汕，辄给令出船，名曰‘放生’。沙汕断头，距岸尚远，行至深处，全身陷入泥淖中，名曰‘种芋’。或潮流适涨，随流漂溺，名曰‘饵鱼’。
第三部分户役志（2）
言之痛心！臣一载以来，留心察访，实属确有之事。然卒未有因陷溺而告发者。缘事在汪洋巨浸，人迹罕到之地，被害者既已没于波臣，侥免者亦干禁令，莫敢控诉。伏念内外民人均属朝廷赤子，向之在台为匪者，悉出只身之无赖。若安分良民，既已报垦立业，有父母妻子之系恋，有仰事俯育之辛勤，自必顾惜身家，各思保聚。此从前督抚诸臣所以叠有给照搬眷之请也。及奉准行过台之后，亦未有眷口滋衅生事者。盖民鲜土著，则有离去之思，人有室家，各谋久安之计。乃因良民之搬眷，禁以奸民之偷渡，致令在台者，因羁逆旅，常怀内顾之忧，在籍者，怅望天涯，不免向隅之泣。以故内地老幼男妇茕独无依之人，迫欲就养，竟至铤而走险，毕命波涛。非所以仰体皇上如天之覆，一视之仁也。”疏入，从之。于是至者愈多，拓地愈广。及嘉庆十六年，有司汇报全台民户，计有二十四万一千二百十七户，男女大小凡有二百万三千八百六十一口，而土番不计也。比之清初，几增百倍。至今又百数十年，而人口且过三百万，此则竞进之力也。
夫有土必须有人，有人而后有财。生财之道，地著为本，划田畴以养之，设庠序以教之，治舟车以通之，劝工商以兴之，故国无敖民而地无旷土。台湾之人，漳、泉为多，约占十之六七，粤籍次之，多为惠、嘉之民，其来较后，故曰“客人”。亦有福建汀州。而闽、粤之分，每起械斗，漳、泉亦然，今则息矣。光绪十三年，巡抚刘铭传奏请清赋，先饬各厅县编查户口，颁行保甲。其时造报者计有男女三百二十余万人。虽编查未详，亦足以知其概矣。十四年，改定租率，以一条鞭办法，而丁税并于正供，至今行之。
第三部分田赋志（1）
连横曰：井田之法废矣，乡曲猾豪，夺民之田，以殖私利，用其富厚，敖游官府，骄奢淫佚，势过王侯。而为之佃者，胼手胝足，水耨火耕，岁稔乃不获一饱。先畴自作，贷种于人，头会箕敛，从而剥之。贫富之等日差，贵贱之阶愈绝，而民怨郁矣。古者量人授田，一夫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所谓十一而税也。税以足食，赋以足兵，是故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故民皆有勇而知方，居则执锄以耕，出则荷戈而战，忠义奉公，以卫其国，此则先王经邦莅民之善制也。夫井田养民，其田皆国之田也。及秦以后，民所自有之田也。民所自有之田，又从而赋之，亦曰以保之也，故民之输将不怠。若己不能保，而又横征之，使之蕉萃于虐政之中，是直以民为隶而已。
台湾为海上荒土，其田皆民之所自垦也。手耒耜，腰刀枪，以与生番猛兽相争逐。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用能宏大其族，至今是赖。艰难缔造之功，亦良苦矣。当明之世，漳、泉地狭，民去其乡，以拓殖南洋，而至台湾者亦夥。山林未伐，瘴毒披猖，居者辄病死，不得归，故有“埋冤”之名。及颜思齐至，郑芝龙附之，垦土筑屋，渐成部落。思齐既死，芝龙复降，漳、泉人之居者凡三千余人，自生自养，以赡其家，固无政令以率之也。天启四年，荷人入台湾，借地土番。越二年，西班牙人亦入鸡笼，各据其地，以殖土宜，制王田，募民耕之，而征其赋。计田以甲：方一丈二尺五寸为一戈，三十一戈二尺五寸为一甲，上则年征谷十八石，中十五石六斗，下十石二斗。其时土田初辟，一岁三熟，糖米之利，挹注外洋，故至者日盛。崇祯间，熊文灿抚闽，值大旱，谋于芝龙，募饥民数万，人给银三两，三人合给一牛，载至台湾，垦田芟舍，以其衣食之余，纳租郑氏，故富甲七闽。延平建宅，从者尤多，休兵息民，以事农亩。向之王田，皆为官田，耕者皆为官佃，赋仍旧。宗室文武召民自辟，谓之私田，则所谓文武官田者也。定则之法，亦分三等，纳税之外，又课其赋。而所谓官斗，较中土仓斛仅有八升。原田，取之无尽，耕后数年，辄弃其旧。故三年一丈，课其增减，定其肥硗，而所以恤民之困也。诸镇之兵，各分其地，按地开垦，自耕自给，谓之营盘。三年之后，乃丈其则，以立赋税。农隙之时，训以武事，此则寓兵于农之意也。永历十八年，嗣王经委政陈永华。永华善治国，分诸镇土地，复行屯田之制，于是辟地日广，远及半线。二十四年，右武卫刘国轩伐大肚番，追之至北港溪，驻军以戍，则今之国姓庄也。宁靖王术桂入台后，以竹沪一带土厚泉甘，垦田百数十甲，岁入颇丰，有余则散之故旧，不需汤沐之奉，而诸镇屯田至今尚留其迹，此则郑氏富强之基也。
清人得台，廷议欲墟其地，靖海将军施琅力陈不可，乃设一府、三县，又奏请减赋，略曰：“今部臣苏拜等所议钱粮数目，较郑克塽所报之额，相去不远。然在郑氏当日，自为一国之用，因其人地，取其饷赋，未免重科。兹部臣等奉有再议之旨，不得不以此数目议覆。如以会议既定，当按数而征，在道府责成所系，必奉行催科。兼以郑氏向时所征者乃时银，我之所定者乃纹银，纹之与时更有加等。且臣前之议守此土者，非以其地可以加赋也，盖熟察其地，属在东南险远，关系数省安危。今既设官分治，拨兵汛防，则善后之计，宜加周详。而今所调守兵一万，乃就闽省经制水陆兵丁六万五千七百五十名数内抽调，兵无广额，饷无加增。就此议定钱粮数目，蠲减于寇虐之后，使有司得以仰体德意，留心安集抚绥。数年之后，人户繁盛，田畴悉易，赋税自充，有增无减，岂待按数而征哉？”下旨再议。于是奏定上则田每甲征谷八石八斗，园四石，其详如表。
六十一年，巡台御史黄叔蕴ㄍ逄锔辰现啬诘兀ㄖ患祝媚诘厥荒度忠焕逵衅妗Ｄ诘厣咸铮飨卣鞣ú灰唬颊凵晕辶忠灾烈磺欢侄梗且患撞还髦烈涣饺疃嘁印＝裉ㄕ鞴劝耸硕罚构茸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