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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中，他采取了果断而慎重的对策，终于迫使赫鲁晓夫再次屈服。１９６３年８月，美苏之间达成协议，在白宫和克里姆林宫之间建立热线电话，避免由于误会而爆发核战争。
启示2：士兵和军事专家常常谈到“战争迷雾”，说的是双方在沟通中断、带有恐惧或勇敢的心理以及存在很大程度的普遍不确定性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同一时间发生的事情太多，因而没办法一直将每一件事都牢牢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这对创造风险有一定帮助。
说还是不说 《哈姆雷特》有一句经典台词：活还是不活？同样，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人也几乎从小都曾经历过灵魂的拷问：说还是不说？它来自那个时代的老电影——在那些电影里，常有坏蛋把好人抓起来严刑逼供的情节。在那个时代，每个小孩都知道很多折磨人的玩意：辣椒水、竹签子、老虎凳什么的，也都思考过“说还是不说”这个问题（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种思考未免过于沉重了）。从小我们就懂得了什么叫“生不如死”：在我们看来，与其挨揍，还不如马上被枪毙好些。 尽管非常遗憾，但是在这里必须承认严刑拷打比枪毙更有效：假如你想从某人嘴里套出一些重要情报，你若威胁说他要是不招供你就会杀了他，你的威胁一定没人相信。他知道，一旦杀了他，你想要的秘密会跟他一起埋葬，从而你就会失去兑现威胁的动机。
有一个海盗船长，想要他的俘虏说出财宝藏在哪里，于是他拿出一把刀搁在这个俘虏的喉咙上，以为这样就可以使他招供。可俘虏还是默不作声，船长的同伙反而笑起来，说：“假如你割断他的喉咙，他就没法向你招供。他知道这一点，他也知道你知道这一点。” 假如这个海盗船长看过“硬汉派”侦探小说《马耳他之鹰》，他本来也许可以扔掉那把刀子，转而尝试边缘政策。在这本书里有这样的情节：侦探藏起了那只价值连城的鸟，而歹徒则绞尽脑汁要找出鸟藏在哪里。 侦探说：“你想要那只鸟吧，它在我的手里……假如你现在杀了我，你又怎能找到那只鸟？假如我知道你在得到那只鸟之前杀不了我，你又怎能指望吓唬我交出来？” 歹徒的回应是解释他打算怎样使自己的威胁变得令人信服。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需要双方拿出最明智的判断，因为你也知道，先生，男人若是急了，很快就会忘掉自己的最大利益究竟是什么，那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了。” 歹徒承认他不能以处死的办法威胁侦探。不过，他可以让侦探面对一种风险，即局势可能在僵持到极点的时候超出控制，结果会是什么就说不准了。也就是说，“我不是存心要杀你，可是你要找死我就没办法了。”歹徒不能承诺假如侦探不肯招供，他就一定大开杀戒。但他可以威胁说要让侦探处于一种境地，在这种境地下歹徒自己也不能保证是不是可以防止侦探遇害。这种让某人了解自己遭受惩罚的概率的本事应该足以使这个威胁奏效，假如惩罚足够吓人的话。 这么一来，侦探丧命的风险越大，这个威胁就越管用。不过，与此同时，这个风险也会让歹徒感到越来越难以承受，从而变得越来越难以置信。歹徒的边缘政策在并且只在一个条件下奏效：存在一个中等程度的风险概率，它使这个风险大到足以迫使侦探说出那只鸟的藏身之处，却又小到让歹徒觉得可以接受。这么一个范围只在侦探重视自己的生命胜过于歹徒重视那只鸟的时候存在。
边缘政策不仅在于创造风险，还在于小心控制这个风险的程度。 启示：边缘政策通常会是一个很管用的办法，却同样可能变成某种冒险经历。对于这个两难问题，我们没有任何完美的或普遍有效的答案。 毫无用处的核武器 许多人认为核武器存在一种悖论，因为核武器象征的威胁太大（同归于尽），以至于完全用不上。假如核武器的使用不是合理的，那么所谓“核威慑”也不可能是合理的。这就跟放大了的歹徒与侦探的交易差不多。一旦失去了威胁的价值，核武器对阻吓小型冲突也就毫无用处。 这就是欧洲人担心北约的核保护伞可能抵挡不住苏联常规军队的原因。即便美国决心保卫欧洲，人们还是会继续争辩说，核武器根本就不可信。苏联可以运用每次切一小片的“意大利香肠”战术，钻核武器威胁的这个空子。
上世纪８０年代，英国有一个很受欢迎的电视剧《是，大臣》，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都喜欢看这个拿政界人物开玩笑的节目，连当时的首相撒切尔夫人也乐于在其中客串角色。这个戏的主要内容是政客和官僚机构如何在扯皮中作出糟糕的决策。下面一段出自它的续集《是，首相》，正是一个“最后界限”为何失去作用的说明。
这一情节的背景是：首相正在犹豫是否要花费巨资装备英国的核武库，为此他找来了首席科学顾问，征求他的意见。以下是这位首相的叙述。
他第一句话便问我是否相信有核威慑这回事。
是。我说。
“为什么？”他问道。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的意思是，人人都相信核威慑。我请他把问题再说一遍。
“为什么？”他又问。
“因为……它发生威慑作用。”我软弱无力地回答道。
“威慑谁？”
在我看来，这似乎很明显。“俄国人。不能让他们进攻我们。”
“为什么？”他又来了，再次使用那个恼人的小小的词“为什么”。
为什么威慑力量能威慑俄国人，不让他们进攻我们——这是他的问题所在，他问的是这个问题。
我坚定地回答道。“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发动进攻，我会按钮。”
“您会吗？”他听来有些惊奇。
“哎……”我犹豫了一下，“我会不会？”
“唔……您会吗？”
“作为最后一招，我会。肯定会。”我又想了一下说，“至少我认为我肯定会。”
他继续无情地问下去。我不得不谨慎地想一想。 “那么最后一招是什么呢？”
“如果俄国人侵犯西欧。”这一点至少看来也是很明显的。
罗森布拉姆教授微微一笑“可是您只有１２个小时来作出决定，所以最后一招也是首先的反应，您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吗？”
我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看来疯了。 那位首席科学顾问以挑剔的眼光盯着我看。“好吧，您不用担忧。俄国人为什么要吞并整个欧洲？他们甚至连阿富汗都控制不了。”他一边说一边摇头，“不过，如果他们要干什么，那将是萨拉米香肠战术。” 罗森布拉姆站起身来。他兴奋地踱来踱去，手里拿着一杯橘汁，阐述各种各样的防卫方案。首先，他假设在西柏林发生暴乱，建筑物处在火海之中，东德消防队越过边境来救火。他突然停止踱步，瞪着我，并问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会不会按钮。
很显然，答复是“不”。罗森布拉姆点点头。他看来表示同意。然后他问我如果东德警察与消防队一起进来，我会不会按钮。我又摇摇头。我怎么可以由于这样一个小小的领土侵犯行动而发动一次核战争昵？
罗森布拉姆又踱起步来。在他的嘴角上露出一丝微笑。“假定东德人派遣部队，随后再增加部队——他们说不过是为了控制暴乱。接着俄国部队来替代东德部队。您会按钮吗？” 俄国部队在西柏林替代东德部队？我会不会发动一次核战争？我看不出我怎么会这样做。我又摇摇头。
那位首席科学顾问又微微一笑，并高兴地提出下一个俄国部队拒不撤走的策略。部队被“邀请”留下来支援民政管理。接着，民政管理署也许下令封锁道路和滕珀尔霍夫机场。于是西柏林被切断。他问道，现在我会不会按钮呢？ 我不知道。我对他说我需要时间来加以考虑。
“您只有１２个小时！”他厉声说。 我感到非常惶恐。然后我提醒自己和提醒他，这一切都出自他的虚构，说完了我感到轻松了一些。 罗森布拉姆教授转身向我。他又开始说话了：“行。现在讲设想二。俄国军队的策略是‘出于偶然’，使士兵故意越过西德边界……这是不是你所说的最后一招呢？” “不，”我回答。看来还不是。
“好吧，”他很兴奋地继续说下去，“设想三：假设俄国人已经入侵和占领了西德、比利时、荷兰和法国；再假设他们的坦克和部队已经到达英吉利海峡；再假设他们已布置就绪，准备入侵，这是不是最后一招？” 我设置障碍，说：“不。” “为什么不？”他问，“为什么不？” 我脑子昏沉。我想从这一切中悟出道理来。“因为，”我支支吾吾地说，“因为……我们只能为了自卫而打仗。用自杀的办法，我们又怎能自卫呢？” “那么，什么才是最后一招呢？”瘦小的老教授微微一笑，他耸耸肩，靠在沙发里，“皮卡迪利？西沃特福德峡谷维修加油站？革新俱乐部？” 我凝视着他，想把我的思想整理一下。“如果你这么说，”我对他说，“那么，核威慑就没有意义了。你是不是在说这个？”
整个入侵过程，攻方每次只增加那么一点点分量，幅度那么小，以至于守方根本没有理由发动一场大的报复行动。北约就这样一点一点重新确定自己的忍耐底线。最后，苏联人可能已经抵达伦敦特拉法尔加广场，被迫逃亡的北约总部还在琢磨自己究竟在什么时候错过了反击的机会。
启示：“意大利香肠”战术：对手为避开直接威胁，他会每次只切下一小片“香肠”，这样他将不断面对一个很小的遭遇灭顶之灾的概率，但无论这一片有多小，都有可能成为引发万劫不复灾难的最后一片。 越“无能”，越成功 这个结论其实完全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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