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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游戏-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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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10000元,如果他出价10000元,第二个最高出价是9900元,他得到100元的净剩余;相反,如果他出价9800元,他的净剩余是零,因为他什么也得不到。在维克瑞教授设计的机制下,说实话比不说实话好。这里,真实评价与实际支付的价格之间的差额变成了对说实话的奖励。 这样的拍卖机制不仅可以保证把被拍卖物卖给评价最高的人因而是最有效率的,同时也是在所有拍卖机制中卖者能得到最高收入的拍卖机制,这真是经济学梦寐以求的帕累托改进,是一种难得的皆大欢喜的制度安排。 启示:两只手表并不能告诉你更准确的时间,只会让你在两种不同的时间面前茫然无措。你要做的就是选择其中较可信赖的一只,尽力校准它,并以此作为你的标准,听从它的指导行事。记住尼采的话:如果你想过得幸运一些,你必须只采用一种判断准则而不要贪多,这样你会活得更容易些。 “信用印章” 尽管我们可能在交易或博弈的过程中学习新的知识,但是如果只能这样“经一事,长一智”,那么交易的风险成本就太高了。一个缺乏互信的社会,任何事业的发展都是困难重重的。那么,能否通过某种制度安排,降低“信息不对称”的成本呢? 现在,“诚信”已经成为人们经常谈论的一个词,大家公认,信任的缺乏已经成了一个困扰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大问题。 为什么人们普遍认为“信任”与“被信任”很难呢?在此我们不必弹什么“人心不古”的老调,关键问题不是人的道德水平,而是制度安排。现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刚刚起步,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一些混乱难以避免。问题是如何尽快建立一套信用机制,规范人们的各种商业行为。 近代欧洲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韦伯曾谈到过这样一件事:在他到美国北卡罗莱纳州访问期间,恰巧遇到位男子正在接受基督教的洗礼。有人告诉韦伯,这个人之所以要接受洗礼,是因为出于商业动机,他想在这个社区开银行。一旦接受了洗礼,他就会得到整个社区所有人的信任,而不论这些人是否真是基督徒。 韦伯进一步发现,想成为一个本地基督教会的成员,要经过非常严格的考察,要接受极为严密和细致的对自己过去行为的调查。因此,加入教会就会成为他道德水准的一个绝对保证。也就是说,一旦被洗礼了。此人的道德品质特别是与经商有关的品质,是经得起考验的,是完全可以信得过的。此人即使转移到其他地方,只要有教会的证明,就拥有了自身诚信的证明,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会相信你。 韦伯认为,加入一个社会团体就等于获得了一个社会印章。这枚印章是制度化的“印信”。它是以利益、合作、信用为基础的。应该说,一个人取得这枚印章是要付出足够努力的。而一旦有了这枚印章,就可以获得很多相关的利益。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一套有效的信用机制,可以大大降低人们的商业风险和成本,对社会、个人都大有好处。 信息就是权力 大家知道,知情权是人们重要的社会权利之一,即人民发布和接受信息的权利得到尊重和保护(当然要在法律的规范内)。为什么知情权如此重要?就是因为信息的传播有利于人们在掌握信息之后,通过理性选择,作出正确决定。这对社会和个人都有好处。 培根曾说:知识就是力量。的确如此,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信息就是权力。在专制时代,统治者维护自身权力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垄断信息。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大意是:你要引导人民该怎么做,但不要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该这么做。 民众的知情权不是什么人赐予的,而是争取来的。不管怎样,现在我们接受信息的渠道更多了,信息也更多了。 可同样是现在,我们太轻易地放弃了这个来之不易的权利。我们一股脑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片面信息,我们对事物的态度取决于电视上怎么说,至于它说的对不对,有什么根据,我们并不知道,或不感兴趣,“快告诉我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们就像孩子那样要求一个简单快捷的答案。 勒庞《乌合之众》中说:结论越是专断,语气越是肯定,对公众的影响力越大。因为公众不善推理,却很易受感染。他说:“群体因为夸大自己的感情因此他只会被极端的感情打动。希望感动群体的演说家,必须出言不逊,信誓旦旦。”根据他的观察,夸大其辞、言之凿凿、不断重复、绝对不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是说服群众的不二法门。他甚至尖锐地指出:“群众从来就没有渴望过真理,面对那些不合口味的证据,他们会充耳不闻……凡是能向他们提供幻觉的,都可以很容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凡是让他们幻灭的,都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对各种信息,我们需要选择:“拿来”还是“接受”?不同在于:“拿来”的才是你的,而“接受”的不是。即使是好东西,也不会为你所有。信邪教的官员、学者、大学生,他们的知识、信仰为什么不能保护他?就因为这些东西是别人“塞”给他的,他也习惯了被塞,既然你能塞给他知识,别人也能塞给他邪说。 启示:在渴望理想的心灵里,科学是有所欠缺的,因为它不敢作出过于慷慨的承诺,因为它不能撒谎。 要不要相信权威 当你无所适从时,你希望得到正确的指导。从人生设计、该不该和那个女孩结婚到填写足球彩票,都是如此。关于专家,有一句俏皮话:所谓专家,就是周旋于三宫六院间的太监,无所不知,却无能为力。大意是说专家的理论可以解释一切,却没有多少实用价值。 权威也会犯错,但是还是对的时候多(否则他就不是权威了)。权威因为拥有更多信息、更强的处理信息的能力,所以他们的意见可能比普通人更有价值。但是并不一定正确,因为即使权威也不可能全知全觉。这里有一个概率问题:好比某人获胜的概率较大,并不等于胜利已经属于他。 权威只是某一方面的,一旦超出了他所擅长的范围,他的意见并不一定比别人高明,可是我们时常忘了这一点。好多大人物就是因为在自己并不擅长的领域轻率发言而蒙受羞辱。“大跃进”时代,一位权威科学家撰文证明“亩产万斤”是完全可能的。即使是出于真诚,这位科学家的发言也是极不负责任的,他在自己并不了解的领域发言,可其他人并不知道在这方面,他懂得并不比别人多。 在决定要不要听专家意见时,你还要弄明白:这个问题有标准答案吗?如果你问怎样造一架飞机,一个技术权威会给你最有用的忠告;可是如果你的问题是哪个队能获得世界杯,你在专家那里得到的就只是一个参考意见。上次世界杯,一半专家看好法国队,可是这个上届冠军在小组赛就被淘汰了。 权威不是神,他只是比我们有更多知识或更深的理解。但他也必须依靠足够的信息、条件来作判断,如果条件是不充分的,也就可能出错。即使条件充分,如果我们对事物的理解不充分,他一样可能犯错。权威明智吗?他是否知道自己的限制?这正是自信和武断的区别所在。 爱因斯坦曾说过一句名言:他不相信上帝在掷色子。他认为在无序运动背后,一定有某种规律。他用后半生寻找这个规律,却一无所获。当时很多顶级科学家都很为他惋惜,但都保持了对他的尊敬。因为爱因斯坦是以严谨的科学精神进行研究的。试想:如果他利用自己的名望,提出某种大而无当的理论,又会让多少人迷惑? 启示:权威: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在某种范围里最有威望、地位的人或事物。 怀疑是权利的保证 在一个充满了轻信的社会(可以想像甚至包括名牌大学的教授)中,如何让这种批判性思维方法更广泛更深刻地传播? 买二手电脑时,你当然想相信经销商说的“价廉物美”,但你会对此持怀疑态度。你必须了解一些电脑方面的知识,可能弄得经销商对你有意见,这很有点令人不快。除了这些你可能会发现经销商有隐瞒真相的动机,也曾听到别人的一些类似情况,因此你检查一下外观,打开电脑试着操作一下,问一些刨根问底的问题。你甚至带一个内行的朋友去。你懂得一定的怀疑是必要的,也知道为什么。买旧货时总会有一点不友好的冲突,没人会宣称这是一种特别愉快的经历,如果你不提出一点点怀疑,如果你绝对地无限度地轻信,日后必然付出惨重代价。那时你会希望早些时候要是多些怀疑就好了。 怀疑主义的原则不需要必须用高深的知识水平去掌握。对任何事物持怀疑主义态度的完整的思想是,每个人都应该具备能够对任何“科学成果”进行有效的和有益的评价所必不可少的工具。完整全面的科学提出的要求是,所有的公民在日常生活中都能运用普遍水平的怀疑主义精神。当我们购买二手电脑时,当我们根据电视商业广告判断产品的质量时,我们要采取怀疑的态度。 但是,怀疑的工具对我们社会的公民来说,经常普遍丧失其效力。尽管在日常生活中各种令人失望的事情使人们随即不断萌发出怀疑主义的精神,但是,在学校中根本就没有提起过有关内容,甚至科学在展现其成果(最令人失望的表现者)时也没有这种精神的体现。我们的政治、经济、宣传都被淹没在轻易相信、盲目服从的汪洋大海之中。那些有东西要卖的人、希望影响公众舆论的人、大权在握的人,将会在阻止怀疑精神的发展中获得好处。 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已经了解:获得信息、并正确利用信息,是做出合理决策的保证之一。作为个人,要学会思考;作为社会,要鼓励(至少是允许)人民思考。这样才是双赢。 一个富于创新精神的高中社会科学课教师是这样让学生们理解美国宪法的:他不是照本宣科地给学生读宪法,也不是塞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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