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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束时，江的语气缓和下来，他改用英语交谈并努力让他的听众都能听懂。“尽管中美关系现在遇到了困难，”他对沃尔特斯说“我相信美国人民会逐渐了解去年在中国发生的事件的真相，并支持我们为复正常的双边关系而共同努力。”
1990年6月4日，《人民日报》的头版标题一语中的地指出：“稳定压倒一切。”
1990年8月萨达姆。侯赛因侵略科威特时，江召开了几次政治局常委会估计此事的国际影响。讨论的重点自然放在美国是否会利用这一形势来谋求对波斯湾石油资源的“霸权主义”控制。虽然中国最终支持了由美国主导的联合国解决方案，但中国寻求的是自己的国家利益，在当时，就是要在“天安门事件”电视曝光后年多的时间里，重塑中国受人尊敬的大国形象。
1991年美国在“沙漠风暴”行动中的速胜震惊了中国的军队领导，他们原以为美军会在陌生的沙漠地带陷于苦战。尤其是江，他对高科技武器的惊人发展发生了极的兴趣。他对那些照片入了迷，竭尽全力想要了解有关一切具体武器系统的信息。从此往后，对中国军队进行现代化改造成了江的首要目标之一。
11，经济特区成立10周年之际，江到深圳和珠海参加了庆祝活动。随后，江在温家宝等高级官员的陪同下飞回了北京。3个小时的飞行途中，江兴致勃勃讨论了尚处于萌芽和局部实验阶段的中国股市。人们对于这一尝试是有争议的——有些人指责它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产物。
“江总书记问了我许多问题，”后来成为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的刘鸿儒回忆说，“他还做了不少笔记。”
“股市的钱从哪里来？”江问道。
“95％的钱来自个体投资者，”刘阐述说，接着又赶紧加上一句说，公司的基本所有权不会改变，“因为60％以上的股票仍归国家或集体所有。”
“当股价升时，”江继续提问，“是谁赚钱，谁赔进？”
刘解释称，股价是由市场供求理论决定的。由于只有5家公司在中国被选作试点，太多的现金投向太少的股票。“需求十分旺盛，这是股价连续走高的原因，”刘说道，然后又补充一句：“这是不现实的。”
江还询问了管理和规章制度，特别是当党政官员购买了股票时该怎么办。
在飞行快要结束时，刘鸿儒对江泽民说：“无论如何，我们都应当继续我们的股市试验——我们的改革决不能走回头路。请相信我，作为一名老党员，我不会随随便便就去推进私有化。但是既然犯错误难以避免，我希望我们不要惩罚人或给人贴上政治标签，如果发生这样的事，就不会再有人愿承担责任了。”
江同意继续进行股市试验，但是告要对它进行仔细研究并且在中国还没获得更多经验之前不要再继续扩大规模。
在1990年一年当中，江在全国进行了视察——5月去海南，7月去西藏，8月去新疆，10月去辽宁，11月去广西。到1991年初，即将65岁的江已走遍了中国的边疆地区。这是一个充满勇气的行动，旨在表明共产党仍然牢牢地控制着中国，以及他是党的新领导人。亲眼目睹了中国农民的极度贫困并非常关注他们生活条件的改善。造成这种贫困的部分原因是乱收费和乱罚，它们大多是地方官员巧立名目，有时甚至是非法征收的。这种利欲熏心的做法，成为江反腐斗争的新目标。
自从1950年解放军进驻以后，西藏就一直处于共产党执政的中国中央政权的领导之下。1965年这一地区被命名为“西藏自治区”，此举允许当地居民保留并传承自己的风俗礼仪。1989年3月，西藏首府拉萨爆发了游行。国务院发布命令，在拉萨市实施了戒严。到江泽民前来视察时，戒严令才撤销不过10周。
江希望西藏人能对政府产生好感。为了支持当地经济建设，他批准建设一个新机场并许诺向当地派遣更多的技术专家。他同时告诫当地领导人要对“分裂主义者”采取更为严厉的打击措施。
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主要是在其漫长的边界线上，分布着许多少数民族聚地，他们不同的文化、语言和宗教被视为是对政治稳定的潜在威胁。例如在西北部的新疆，穆斯林人口占多数，他们有着自己的特殊需求和问题。江敦促各民族“与动乱和分裂活动作坚决斗争”，但同时也保证“民区域自治工作应当加以改进”。
10月，江继续他的“军队工作”，并登上了中国北海舰队的一艘护卫舰。在视察了指挥室后，江说：“我们去看一下厨房。”每一个人都劝他别去。“舷梯对您太狭窄了，”一位军官告诉他，“厨房内的温度非常高。您最好别去。”江执意攀下舷梯参观了“小如鸟笼”的房。
北京成为1990年亚运会的东道主。江称其为亚洲空前盛大的运动会，并说运动会将进一步增进亚洲人民之间的友谊。开幕式当晚在天安门广场点燃象征性圣火的是江泽民。
政治局常委们各自己分管的一摊，例如李鹏掌管着国务院，李瑞环负责宣传和媒体，乔石负责党的组织、纪律检查和国内安全等部门。而元老们，尤其是邓小平，仍积极参与政策的制订，并对管理提出建议。
江泽民会见外国要人时，他得和其他高层领导人商议。作报告前，江发言稿需在常委会所有员中传阅，听取他们的意见而且每人都要签名表示通过。如果有人提出疑问，他会直接写在文件上要求解释或解决。
这种权力共享和征求意见的做法正是中国集体领导体制的运行标志，也可说是共产党式民主和最高层制衡制度正常运作的一个缩影。不管怎样，在职初期，江对同事特别谦虚，欢迎他们的意见并寻求支持。虽然他通常认可尊重党集体领导制度，但随着权力的增长，江泽民也在逐渐强调他的个性。
为此，江泽民与中国的3位最高元老保持着密切接触，经常登门向他们请教。在1990年全年，江与邓小平频繁见面。12月，邓对过去18个月的工作表示满意。
1990年12月的党中央全会强调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并重申诸如“持续、稳定、协”发展和“量力而行”等理念。
邓小平决定前往上海，在上海发表了几次讲话，讲话被概括为4篇文章，刊登在2、3月份上海的党报《解放日报》上。这些文章使用了笔名，但是毫不掩饰地反映了邓的观点，抨击“思想僵化”，讽刺了那些对政策是姓“资”还是姓“社”的忧虑，提倡经济的强劲发展，并劝告上海领导人要“敢于冒险，大胆利用外资”。在北京出现的反击文章则暗示，有的说法代了“资产阶级自由化”。3月1日，在邓的住所，邓和江有一次私人会面，可能讨论了这些问题。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江泽民集中精力抓经济。除经常给起草第个五年计划的国务院计划者们提出建议外，江着重强调科学技术，把它提到了当前工作的首位。海湾战争显示出高技术武器的重要性，使江更加相信电子技术对国家的军事力量和国际竞争力至关重要。因此，他寻求通过发展先进的电子技术将工业和国防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中国的领导人中，没有谁在信息流和军事的高新技术领域比江更有资历，这一专长帮助江扩大了他的影响。
2月，江向一位来访的苏联领导人提供了财政信贷，从而使陷入经济困境的苏联能够购买中国的商品。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外宣传机会，证明了他们长期宣传的一点，即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优于苏联。就江个人而言，这是个令人愉快的历史转折点，他回想起中国几乎完全依赖苏联援助的岁月，以及30年前他所在的汽车制造厂在苏联撤走他们的顾问时所遇到的巨大困难。
江经常参加外事活动，会见数不清的访华代表团。就在1991年4月一个月内，江会见了来自英国、柬埔寨、巴布亚新几内亚、叙利亚、尼日利亚、澳大亚、突尼斯和苏联的官员。他还接待了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和许多来自国内的代表团。
对改革速度缓慢依旧感到恼火的邓小平，将富有进取心的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提升为副总理。朱在国务院具体分管工业、农业和财政。尽管他们的个性不同，江和朱在上海时却合作得很好。作为一名热忱的改革者，朱镕基使国务院在政策问题上形成一种新的平衡。
数月后，邓小平和江泽民同意，出现了一个不露声色的变动，曾经和赵紫阳一起被免职的3位高层官员——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书记处书记芮杏文和阎明复——被重新起（虽然官职较低）。
此外，在接受一家墨西哥报纸采访时，李鹏说江泽民“证明自己担任主要领导工作（党的总书记）是当之无愧的”，并补充说：“他非常博学”。几周后，国家副主席王震发表评论说，江泽民“精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他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而且具有广博的知识”。
江泽民一直讲改革。在199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江泽民呼吁开展反对平演变的思想斗争，强调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的“中坚力量”，并警告说“动摇生产方式中的公有制地位”将给社会主义和人民带来损害
当“天安门事件”临近2周年之际，江泽民赴莫斯科进行为期5天的访问，这是自1957年毛泽东之后第一位访苏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说，他此行的目的是与苏联“继续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经过4年的谈判，两国解了有争议的边界争端，并且发表联合公报，承诺要在各个领域加强联系。江泽民1991年对莫斯科的访问是对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的回访，两次访问都安排在5月是一个绝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