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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相信危机不太可能升级，江主席按计划开始了他为期12天的拉美之行。随行的有中国的商界领袖，江继续进行他非常成功的活动，获得较小国家的支持以制衡美国的霸权。江决心增进对拉丁美洲的了解，在美洲为中国建立新的关系，整个行程中，对于间谍机造成的僵局，他只提到了两次。他访问了6个国家——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巴西、古巴和委内瑞拉——每到一国，他都商谈贸易和投资，签署了约20项协议，他对经济发展机会的看法给东道主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紧张地准备了两个月，”江泽民回忆说，“我的老师是外交部西班牙部门的负责人——他后来成了我们驻墨西哥的大使。为了给他们更大的惊喜，我演讲开始时用英语说我将试着讲几句西班牙语——随后我就一直用西班牙语作完了我的演讲。”
“我还开玩笑说由于我的西班牙语不怎么样，”江泽民接着说道，“我会发一份我的演讲的打印稿。但是我是在演讲结束的时候才告诉听众的，这样大家在我讲话的时候就必须认真听。”江也有严肃的时候。美国即将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谴责中国。美国官员说这个时间安排是很早以前就定下的，和间谍机事件没有任何关系。自从1989年起，几乎每年都有一个西方国家发起中国的人权谴责，2001年的决议也和前九次一样，批评中国以“严厉手段”限制公民宗教、集会和言论自由。它还主张北京“保存和保护西藏和其他地区人民独特的文化、民族、语言和宗教特”。
但是每次提出决议，中国总能通过贸易和暗中游说的巧妙战略来争取到53位委员会成员中摇摆不定的票数，以最终避免被指责。并非出于巧合，江访问的6个国家中有5个就是委员会成员。“他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签署贸易和投资协议，”江主席的一位人权专家说，“这是中国每年运用的策略（来挫败决议），而且每次都奏效。”
江在拉美一行的尾声得到了委内瑞拉总统韦戈·查韦斯的信誓旦旦的保证，许诺他的国家将在联合国投票和北京2008申奥中支持中国。江打趣说委内瑞拉是他的最后一站，而根据中国的烹饪文化，“留在最后的一道菜是最好的”。但笑话归笑话，委内瑞拉的强烈支持使江的整个行程熠熠生辉。为表达感谢之情，江在西蒙·玻利瓦尔的陵墓前献上花环，赞扬他为“解放者”和“国家之父”。他还与胡里奥——西班牙超级歌星——共进午餐，这次意外的饭局是查韦斯总统安排的，而后不久，两位国家领导人在胡里奥的伴唱中一起放歌。4月19日，在离开正处于间谍机事件热潮中的中国12天后，江主席回国了——刚赶上事件的余波。
为了寻求一种解决撞机危机的最佳方式，江作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我访问过许多国家，我看到当人们在街上互相撞了一下，请求原谅或者说声‘对不起’是很正常的事，”他到达智利时说道，“但美国的飞机到了我国的边界上，却不请求原谅。这种行为能令人接受吗？”
在阿根廷，江宣布说：“在涉及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问题上，中国从没有屈服于任何外界压力。”在国外，一些批评家开始怀疑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事情是否已经岌岌可危。
江泽民继续保持强硬，坚持他有分寸、有原则的处理方法。“考虑到我们两国的重要作用，”在阿根廷和乌拉圭他都这么说，“我认为我们应该找出一个合适的解决办法。”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开始为结束这场危机做公众的准备工作。承认民族尊严受到损害、国家遭到挫折之后，党的喉舌阐述了江的观点。“化爱国热情为巨大的强国力量。”它写道。
由于外交官创造了语义上的奇迹，使北京得以宣称华盛顿在正式信函中两次使用了“抱歉”一词，从而对这次事件表达了足够体面的歉意，对立过程中最艰难的阶段过去了。总统乔治·布什和国务卿科林·鲍威尔都对中国飞行员的失踪表示“真诚的遗憾”，信中还说美国对于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进入中国领空“深表歉意”，并承认飞机在海南着陆时未得到任何口头许可。
双方采取了一项明智的策略，这封信的最后措辞——经过了数个小时的争论——完全用英语来谈判，这是非常不同寻常的。由于双方仅就英文文本达成协议，因此中国人在对它进行翻译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我们写了一封准确如实的信函，”一位美国外交官说，“这也是一封中国人认为可以接受的信……它留有少量的自由发挥空间。”第二天，北京宣布“基于人道主义考虑”将释放美方机组人员。
但是直到7月4日（但选择这个日子并没有什么特定的象征意义），美国人被迫将这架美国海军飞机解体成可以装箱的部分之后，它才被运回美国。在那里，它将被重新组装，装备更为先进的电子设备，然后被派往世界其他某个地方继续执行任务。
4月14日，中国媒体减少了其连篇累牍的反美言论。除了一些有关飞行员家人的富有人情味的报道和寻求群众支持北京释放间谍飞机机组人员的决定的文章外，提及撞机事件的文章和尖刻的批评已经少之又少了。这种情况又一次使人回想起1999年。政府让人们发泄他们的怒火，但是这种发泄必须在严格控制的背景下和一定的时间内进行。
2001年4月，政府开始了新一轮的“严打”斗争，打击严重犯罪分子，这项严厉的政策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欢迎。江泽民任期内的1990年至2000年，大赦国际组织统计到2万起死刑判决，这个数字被政府认为“夸大其词”，而评论家们声称远远低于实际数目。
推进“严打”斗争是由于对社会不安不断加剧的顾虑，包括以前在共产主义中国闻所未闻的犯罪，例如武装歹徒抢劫银行。据《人民日报》称，“严打”以暴力犯罪为目标：“爆炸、谋杀、绑架、投毒；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和团伙犯罪；盗窃及其他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
“没有一个政府愿意在能够不使用死刑的情况下使用死刑，”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律研究所的教授刘海年说，“政府想减少死刑……但得切合中国的国情。我们不能为了减少死刑而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损害。”
大约就在这一时间，江泽民开始关注互联网，他对于这一既带来光辉前景又带来挑战的新兴媒体具有复杂的感情。有趣的是，他的两个儿子都在信息技术行业工作，他们与自己的妻儿住在上海。江要求中国制定信息和网络方面的法律，同时发展技术，帮助中国在互联网时代繁荣发展。江指出，主要问题是“迷信、色情、暴力和其他有害信息的传播以及互联网犯罪”。
6月，江把他的三大爱好（艺术、科学和教育）集中在一起，参观了一个以科学或灵感为主题的国际展览会，会上共展出了来自32所大学的700件艺作品。这些绘画、雕塑和书法作品大部分都与科学发现有关。江指出，这些作品不仅能给以艺术享受，而且能够增强人们对科学的理解。
同月，江在中国科技协会发言时称，“科学精神”是“人们科学文化素质的灵魂”，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另外还有许多其他益处。“我们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江说，“很多就是因为没有按照科学精神办事造成的。”
江泽民身体力行，经常参加高层科学会议——如在7月份参加了纳米技术会议，8月参加了人类基因组测序会议。他通常会作主题讲话，也常常会见与会的外国科学家。江知道自己的出席能够提高媒体报道率，从而增强人们对大会主题的兴趣，有助于推动他的宏伟战略：“科教兴国”。但大众的福祉并不是他参加会议的唯一动机，他也很喜欢与科学家交往，讨论最新的发现和理论。对江泽民来说，尖端科学是趣味盎然的。
6月下旬，“三大男高音”——卢恰诺·帕瓦罗蒂、普拉奇多·多明戈和何塞·卡雷拉斯在紫禁城为3万名现场观众以及电视机前的数亿观众表演了一场盛大的音乐会。宏伟的故宫闪耀着明亮的灯光。紫禁城前的天安门广场成了数以百计豪华汽车的大型停车场。身着华丽晚礼服的端庄女士与身着正式服装的男士络绎不绝地到来。
第二天，江泽民邀请帕瓦罗蒂、多明戈和卡雷拉斯参加午宴，对其“出色表演”表示祝贺。他称赞这次表演“既向中国观众表现了西方歌剧艺术的精华，又向世界展现了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的魅力”。自然而然地，大家开始唱了起来。“主席和我合唱了一曲《我的太阳》，”帕瓦罗蒂说，“我觉得唱得不错。我想说这样真的是很浪漫。”
有一个记者问帕瓦罗蒂，如果江主席改行当一个歌剧演员的话会怎么样。这位意大利超级巨星微笑着答道：“你想让我说些外交辞令吗？”稍作思索后，他说：“如果这个人能全心全意地表现自己，就算只在唱歌这件事上，他也肯定会成为一个巨星。”但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也许，他还需要练习。”
像接待其他许多贵宾一样，江在中南海典雅高贵的主接待厅（涵元殿）接待了帕瓦罗蒂，这里杰出的中国传统建筑反映了中国文明的伟大。接待厅里，豪华的扶手椅摆成了3个半圆形的圈子，总共大概有20多把。主宾坐在江的右首，处于里面圈子的中央位置，穿着亮红色长旗袍的年轻女服务员为他们斟上热茶。年轻的男子则像未着制服的警卫一样不显眼地沿着后壁坐着。不管会见的是谁，江通常都会了解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