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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努力使“先进文化”对各地人民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更加鼓舞人心。通过指出先进文化如何支持先进生产力以及两者如何共同给人民带来巨大利益，江巧地将“三个代表”的三个部分结合起来。这是2002年前他发表的最后一篇关于思想工作的讲话，2002年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六大将决定中国的未来和江泽民的精神遗产。
这次大会还有一段小插曲。许多来到北的代表被安排在劳动大厦，这里的设施很差，噪音吵得人几乎无法入睡。劳动大厦的生活条件太差，因此代表们抱怨说他们没法休息，也没法开好大会。
江泽民身边的一名工作人员正巧来到这家宾馆。他注意到了那里糟糕的居住条件，并向主席汇报了他所见到的情况。江对这些知名艺术家被如此对待而大为恼火，并指示把所有住在简陋宾馆的代表都搬到合适的宾馆去。当晚，有200人搬进了装饰一的北京饭店东翼。当他们到达时，饭店工作人员已站在入口处迎接他们。“江主席会亲自处理这种琐事，我们都很感动，”电影导演李前宽说道，“这表明他对术家和作家特别关心。”
在2001年即将结束之际，北京的所有讨论转而集中在党的十六大的筹备工作上，这一大会计划在第二年秋天召开。大家所关注的问题是江泽民会从1个、2个还是全部3个领导岗位上退下。
第27章 2002年1月－6月 学习“三个代表”，实践“三个代表”
2002年将决定党的方向、中国的未来以及与之相关的江泽民的历史遗产。由于关系重大，中国的政治界、国外的观察家和评论家似乎都沉迷于新近发生的事件和各种猜测之中。党的十六大将在秋天召开，但具体日期还有定，这次会议将总结江13年来的功绩，制定前进的思想和路线，最重要的，要确定新一代领导人。在中国，重要人物仍然决定着政策，在位领导人的组成将是预测未来几年国家情况的最好依据。
国外的批评家往往只肤浅地描述中国政治的表象。在透视内幕时，他们关注的是摩擦，强调的是内部倾轧和政治斗争，而且有意无意地，描绘中国领导人的主要工作模式似乎是争论和交锋。西方和港媒体的报道与其看作是政治记者的文章还不如看作政治漫画家们的鸦。但是从“文化大革命”以后，除了1989年6月4日之前的那段时期，高级领导人的合作基本良好，他们的大多数会议和精力被用在治理国家的实务上，当然他们也有政治上的分歧，但是与那些画式文章所表现的相比，分歧微不足道，且只集中于某一时段。正如泰佛斯教授所言：“虽然外界观察家对冲突有各种预测，但以江泽民为‘领导核心’的时期显而易见地并无‘权力斗争’。”
在计划未来的权力交接时，中国的高级领导人，尤其是现任总书记江泽民和下任总书记胡锦涛努力使交接过程尽可能平稳、连续。中国现在是一个广受尊重的国家，其经济融入了世界经济之中，动荡的象会造成损害，是不能容忍的。
但是，谣言还是经常出现，愈演愈烈，而且它们对于那些喜欢进行这种猜测的人来说有无尽的乐趣。各种谣言主要涉及江泽民在十六大之后的职位以及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高级领导人的组成。另外一些传言则试图预测谁在党和政府中担任何种要职。但是最后，大多数谣言都回到一点上：十六大之后江泽民的作用和真正的权力是什么？
年初，解放军总参谋长傅全有使得江泽民会留任的传言有了一些依据。在一次党的扩大会议上讲话时，他强调中国军队“无论何时，何地，在何种情下”都要服从江。《解放军报》刊载了傅将军的讲话。从中可以看出江赢得了军队多大程度的尊重，而在一开始时，他与军方的关系是非常薄弱的。
胡锦涛聪明、稳健、风度翩翩，并几乎得到了全体的一致支持，他几乎肯定会成为总书记，在负责挑选和审查下一届央委员候选人的小组中，胡锦涛和曾庆红分别担任组长和副组长，这两位未来的领导人努力寻求平衡与和谐，而且他们看起来相处得很好。
1月份似有浓郁的中东风味。江主席会见了约旦国王阿卜拉、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接待了阿富汗过渡政府主席哈米德·卡尔扎伊。阿卜杜拉敦促中国帮助“打破”中东的“暴力循环”；江告诉埃及媒体，“9·11”事件后“不稳定因素”增加了，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都面临着更多“新的问题和挑战”；江感谢卡尔扎伊在反恐问题上的立场，尤其是打击新疆分裂分子的立场，并申明中国支持阿富汗的重建工作，其后，这位中国国家主席开玩笑说：“我昨天说，你的服装已经引领世界时装潮流了。”
乔治·布什总统于2002年2月21日抵达北京，之所以选择这一日期是因为当天是理查德·尼克松总统1972年历史性访问的30周年纪念日。尼克松当时的访问在中美相互疏远了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重新开启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从一开始起，治·布什就似乎决心要使自己有别于他的各位前任，尤其是的上一任总统。与热情洋溢的克林顿总统相比，布什的举止更加冷静，更加注重当前的事务。
“我们希望能在30个小时里谈论更多的事情，比克林顿在一星期内所取得的成果还要多，”一位白宫官员称，“对我们来说，这已足以具备象征意义了……要想为将来30年关系的发展定下基调，没有比这更好的方式了。”
这次访问远不同于布什20世纪70年代末第一次来中国时的那次旅行，当时他的父亲乔治·H。W。布什是美国驻北京的高级特使。那次旅行期间，当时30岁的乔治·布什喝中国白酒喝醉了，就去找几个中国女子约会，不过也不知道成功了没有。但有些事还是一样的。当时华盛顿与北京方面在冷战中实施情报共享以联手对抗苏联；而这一次，共同的敌人成了恐怖主义，中美两国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情报合作再度建立了起来。
对江泽民来说，中国与美国的合作更多的是为了自身在国际上的崛起，而不是单纯地对抗一个共同的敌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外交政策一直是以革命主义精神和第三世界领袖地位为基础来制定的。但最近的一系列事件——从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到赢得奥运会主办权——使中国与“第一世界”的美欧更为接近。
布什和江泽民看起来相处得十分融洽。在正式最高级会晤之前进行了非正式的会谈，之后，双方都在联合记者招待会上对这次接触表示满意。布什感谢中国政府在“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给予的有力支持，并呼吁在更多领域开展合作，如新能源技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及防治艾滋病等。布什还补充说，双方不仅应当共享情报，还应当分享希望。江则指出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高层战略对话以及各个层次上的接触”，尤其在经济、贸易和科技方面。
美国记者就中国的宗教自由提出了一个按照中国的标准来看几近无礼的尖锐问题。“江主席，我能否怀着敬意问您一个问题，”美国广播公司的一位记者在问了一个有关导弹防御的一般性问题后说，“您能否给尚不了解原因的美国人民解释一下，您的政府为什么要限制宗教信仰活动？”
布什首先回答了导弹防御的问题，这样就给了江一些思考的时间。当布什回答完毕之后，一位中国记者（来自中央电视台）提了一个新问题，这样就给江解了围。
紧接着的问题是另一个美国记者问的，其中也不止一问，而且在最后又回到了宗教问题上：“尊敬的主席先生，我们非常想听到您对刚才提到的有关天主教主教在中国被捕一事问题的回答，也很想知道您总体上对宗教团体的态度。”
布什总统又一次先出面主动回答了他那一部分有关中国在反恐战争中作用的问题，然后又一次一个中国记者插进来问了两个问题：未来中国是否会成为“威胁”以及台湾问题。
等江给出事先准备好的答案之后，他犹豫了一下，接着说道：“现在我很乐意解答刚才美国记者向我提的问题。”
即使江主席在回答其他那些问题时，也肯定一直在考虑着那个有关宗教的问题，并在权衡哪一种情况更糟一些：是给一个肯定不能满意的回答呢，还是根本不去回答？在比较两种情况时，他很可能忽然意识到两次回避同一个问题会显得他在护短，似乎中国确实有错。他意识到，他的逃避将会被国外媒体所报道，可能还会成为头条新闻。
江主席重新赢得主动。他突然开始用英语发言——一种很高明的摆脱尴尬状态的手段——江说：“布什总统比我有经验得多。我想在跟新闻界打交道方面，布什总统更有经验。我会尽力回答好你的问题。”江接着用汉语继续道：“在第一个问题中，你提到一些天主教人士被捕。我想解释一下，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国有很多宗教，比如说天主教、基督教、新教……还有穆斯林的伊斯兰教和中国本土的道教（江用英语重复了一遍道教）。宪法明确规定了所有这些宗教的自由。”
江随后又谈起了他自己的信仰。“我不信教，”他说，“但我对宗教感兴趣，曾经阅读过各种宗教经典，如《圣经》、《古兰经》和中国佛教的《金刚经》。我也经常与国内宗教界领袖一起交谈。在新年或节假日我们有时聚在一起庆祝节日。但是无论信仰何种宗教，教徒都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任何人如果违反了中国的法律，那么不会仅仅因为他是某一宗教的信徒而得到赦免。在这一点上，即便作为国家主席，怕我也无权干涉司法事务。”
江没有回避这些敏感问题，观察家们对此大加赞赏，称这挽救了这一天—也挽救了他的公众形象，但是尽管有微笑和握手，双方的分歧依然存在。“�